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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巨变时代的中国政治学研究议程

更新时间:2020-09-17 08:59:26
作者: 杨光斌 (进入专栏)  

  

   摘  要: 政治学具有时代性,中美贸易战以及全球新冠疫情标志着世界秩序正在发生巨变,美式社会科学需要一场知识革命。政治学的研究议程需要重新定位,比较政治研究应该从传统的比较政治制度研究转型为比较国家治理研究,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已经不能为政治学贡献新知,当然以国家治理为中心的比较研究将加大比较政治研究的难度。同时,传统的国际关系学应该转型升级为世界政治学,即研究通过政治思潮所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而塑造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无论是比较国家治理研究还是世界政治研究,都离不开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 世界秩序 中国政治学 比较国家治理 世界政治学 历史政治学

  

   政治学是时代的产物,因此政治学说史上才有各种说法的“新政治学”或“新政治科学”。遗憾的是,在政治学学科而非政治思想意义上,百年来中国政治学一直缺乏自己的重大议程设置,民国时期的政治学师从欧洲旧制度主义,新中国前30年传播的是苏联政治学,改革开放之后美国理性选择主义政治学大行其道。政治学的中国叙事时代应该到来了,这不仅是因为世界秩序正在深刻变革之中,历经百年发展的中国政治学有了学科自觉,而且世界级大国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政治实践经验需要概念化表述。事实上,基于政治学知识贡献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政治表述,就是政治学议程设置的一次重大突破。正在发生的世界秩序的深刻变革将进一步彰显这一新议程的世界性意义,而且还将对国际问题研究提出新议程的要求。我们知道,于2018年由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战(科技战)”无疑是世界政治变革中的标志性事件,意味着美国主宰的“自由世界秩序”在自我解构之中;更有甚者,爆发于2020年初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让很多人都将其视作是世界秩序的分水岭,基辛格甚至认为疫情将永久性地改变世界秩序。如果说中美“贸易战(科技战)”是检验社会科学的试验场,呼唤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议程,那么新冠肺炎疫情则至少为政治学研究设置了确定性新议程。本文首先总体性反思社会科学的一般状况,然后集中讨论政治学研究的议程设置问题,前者是后者的背景性知识。

  

   一、社会科学的一般状况:需要一场范式革命

   正如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所述,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形成,论述资本主义合理化的社会科学学科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也一一出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等五国提供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会科学知识产品,而且研究对象也基本上是这些国家。二战后流行的国际社会科学,更是美国人主导的。那么,“美式社会科学”具有什么内在属性呢?美国人自己指出,战后美国社会科学乃“冷战学”。有些人却不认同,认为它们是“科学”。即使是“科学”,也是一种忽略掉历史过程的终端性叙事,将终端模式理论化。如果走进美国人的历史过程,各种真相让人愕然,比如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起源于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事实性种族清洗,不胜枚举。美国企图肢解华为公司的国家行为,也是历史进程中的故事,是明天的“历史”。身处进程之中的我们,自然不能错过这个反思、重建社会科学的千载难逢的机遇。社会科学是一个“大词”,既有社会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也有国家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但前者的宰制性地位显而易见,而且美国社会科学的本体论就是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假设,贯穿于各学科之中。

   (1)自由民主之政治学。政治学乃是关于共同体善业的学问,但在美国却被简化为作为研究范式的“自由主义民主”,即只要实现了法治下的个人权利(主要是财产权)和个人投票的民主,政治生活就万事大吉了。其理论基础是,古典的人民主权概念被置换为选举式民主,所谓选举等于民主,民主等于选举。在改造民主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合法性概念,将原来的“合法律性”改造为“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即以选举置换了合法律性。从此,“选举式民主”和基于选举式民主的合法性概念,就变成了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好坏的标准。很多国家因此发生了“民主化转型”,结果又纷纷地因无效治理而出现“民主回潮”,又被美国人冠于“选举式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即便如此,自由民主的优越性对于西方人而言深入骨髓,比如把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当做是制度的结果,认为拥有自由民主制度的西方将不会受到感染。制度偏见和“制度迷信”到如此程度,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基于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学而衍生的国际关系理论,去国家化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是对当时流行的以国家为分析单元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致命性打击,取而代之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福山一鸣惊人的“历史终结论”所奠定的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将个人主义本体论基础的国际制度视为“自由世界秩序”的普世价值。相应地,呼应“历史终结论”的“软实力”“民主和平论”一度成为炙手可热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全球治理理论诞生了,罗西瑙(James N. Rosenau)等认为可以实现“无政府的治理”,主张的是公民组织的替代性作用。伴随着英国脱欧公投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的所作所为,这些以自由主义民主为理论基础的各种概念,让人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自由制度主义,主张美国以“软实力”而吸纳其他国家,却也被特朗普政府的各种“退群”、践踏国际规则所证伪,美国政府对其“软实力”不再抱有信心。但观念的固执性决定了,流行观念并不会随着时代巨变而立刻烟消云散。

   (2)自由市场之新古典经济学。20 世纪80 年代开始的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掀起了新自由主义浪潮,核心是私有化和自由化。这股政治思潮在经济学上体现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形成市场化意识形态,政府保护了有效产权即私有产权,国家就能兴旺发达,认为“西方兴起”的奥秘就在于这三要素?国家理论、产权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国家建设是如此多面向的、情境性的宏业,几个要素怎么可能回答国家的兴衰。这种所谓基于经济史而事实上非历史性的学说,其实正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不能发展的根源。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制度大多是世袭制的土地私有制,这种制度到底是有助于发展还是阻碍了发展?土地私有化前后的绩效到底如何?看看墨西哥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故事就知道了,想想印尼“雅万高铁”项目的流产就应该明白究竟。只要放眼世界政治,就知道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当然,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历史并不重要,经济学变成了信仰政治。

   (3)“投资人民”之社会学说。伴随着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所出现的治理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发展的根源在于无效率的政府,因此主张压缩国家的生存边界,转而“投资人民”,让社会组织和个人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这种理论流行了三十年之后,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好。究其原因,在于这种理论根本性地颠倒了因果关系。发展中国家的无效政府,不是政府本身想无效,而是求效能而不得,政府只是众多“强社会”中的一个组织,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的真正任务是将国家组织起来,在国家权力碎片化的前提下再主张去国家化的社会权利,结果是进一步弱化了本来就很弱的国家权力,治理理论给这些国家雪上加霜。“投资人民”在西方国家的体现,就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生死由己,老百姓甚至可以接受浸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群体免疫”之说。

   (4)权利主义之法律思想。鉴于“文革”践踏个人权利的沉痛教训,改革开放后才有的法学必然要反思以国家为核心的工具主义法学,倡导保护人权的权利主义的法学。这是中国法学的巨大进步。但凡事过犹不及,原因很简单,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言,法律是政体的延伸。也就是说,法律首先是用来保护政权的,用来维护政治秩序,将政治秩序法律化进而制度化,这是法律的首要议程,或者政治功能是第一位的。其次,罗马法传统就是为了捍卫私有财产权,所谓的“自然权利”“天赋人权”等社会契约说,无不是在证成这一点。这是法律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就是事实上的工具主义法律观。最后,法律的社会功能是维护基本的治安秩序,保护个人的基本权益。只有明白了法律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才能理解美国宪法所捍卫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以及经济制度与社会权利之间的巨大张力。为什么美国枪支泛滥而得不到控制以至于每年死伤3万人以上,最发达的国家依然有4000万人没有医保,单维度的权利主义之法学如何解释?更重要的是,最发达最富有的美国,新冠肺炎病毒感染人数最多而不能有效保护公民生命权,这大概是权利主义法学的新难题。

   (5)美式社会科学需要一场“范式革命”。社会科学是回答一个国家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的学说,是对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经验或危机的理论化,因此,所有门类的社会科学必然具有历史的情境性、维度的多面向性以及现实问题的高度复杂性与极端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贯穿着自由主义个体权利本体论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可以被视为对以捍卫财产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证成,而非一般性的共同体善业的学说,否则,“历史终结论”就已经大功告成。事实上,上述门类的社会科学不但与世界政治的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张力,更难以解释特朗普政府滥用国家权力的行为。不但如此,特朗普政府的行为还是对流行的社会科学的一种巨大嘲弄,前述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说到底都是为了“去国家化”,而特朗普政府却将国家权力发挥甚至滥用到极致;而新冠肺炎疫情更是检验国家能力的一把尺子。

   特朗普政府非法地对待孟晚舟女士进而试图肢解华为公司的行为,根本性地违反了美国社会科学之精神和使命。具体而言,政治学之个人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但逮捕孟晚舟完全置法律于不顾;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其实依旧是帝国主义世界政治结构中的一个面向的权力政治,并不能反映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国际关系;经济学所倡导的有效产权之信仰,被特朗普政府踩在脚下,要知道华为公司可是一家典型的民营企业;社会学之“没有政府的治理”假设,特朗普政府更视之为无物;法学之权利主义,在孟晚舟事件上就是一个历史性国际性笑柄。这一切的一切,都意味着美国社会科学的之精神与美国政府的治国之道南辕北辙。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的时候,理论本身就需要反思与重建。

   我认为,在根本上,美式社会科学需要一场“范式革命”。以去国家化为目的的美式社会科学是怎么来的呢?自由主义社会科学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之上。在霍布斯看来,国家的最基本成分是人,要认识国家,就要首先分析作为国家最基本单元的人,认识“人性”,理解了人性,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人是自利的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二战后,美国人将起源于欧洲的以研究国家为对象的社会科学,降至个体和社会行为研究,主张个体主义的“理性人”假设得以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本体论性质的命题。

   显然,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社会科学”完全是非历史的,既偏离了西方自己的固有传统?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是在情境性、历史性的前提下探索政体问题的;也不能解释西方国家自己的治理行为?国家是不可或缺的宰制性主体,更与很多非西方国家的政治传统无关,所以才最终出现与现实的对抗。背离历史、有违传统、对抗现实的研究范式,理应被终结,急需一场新的“范式革命”取而代之。范式革命既体现在学科建设的新议程上,也包括新型研究路径。

  

   二、比较政治学的新议程:从制度比较到治理能力比较

我们已经知道,二战后发展起来的美国比较政治学,先是从20世纪50?70年代的政治发展研究或现代化研究,转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研究或转型学研究。起步较晚的中国政治学自然跟着美国政治学的研究议程而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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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20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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