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艾:转型期藏区社会治理机制的探索与创新——以甘孜藏区为例

更新时间:2020-09-11 23:09:33
作者: 陈艾  

   摘要:藏族地区“双重边缘”的区位型塑“治理重要节点”的地位,在现代性渗透中遭遇民族分裂势力的冲击,社会矛盾突出,治理难度很大。藏区社会矛盾呈现出多样性、多方面、变异性、指向性等特征。目前,以“归拢人心”为目的的藏族地区社会治理方式的整体思路是增强国家认同,途径是通过公共产品供给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环境,并努力调整社会关系尤其是政民关系。藏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未来期待是更加地“柔性治理”:突出社会建设,以“社会建设、生态保护”为中心;关照好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更要关照好其精神文化;以农牧民易于、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文化建设等;加强村级组织建设等。

   关键词:社会矛盾;社会治理;藏族地区

   2013年习近平参加十二届人大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治国必先治边,治边先稳藏”,2015年8月,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治国必先治边,治边先稳藏”,这凸显了藏族地区治理的重要性。藏区治理,素来有“治藏必先安康”之说,“康”主要是指康藏地区,康藏的核心地带是甘孜藏族自治州辖地。学术界大量研究藏族地区历史、现实的治理经验[1]、当今的多种治理方式[2]、社会治理的影响因素等,较少分析藏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特殊性与复杂性。社会矛盾的治理是藏区社会治理的重点内容,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藏族地区的社会主要矛盾也是如此,但是,因其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复杂性促使我们还应更关注其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基于此,本文旨在以甘孜藏区为例,研讨转型期藏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区位情境、社会情境、社会矛盾的特征以及治理诉求。

  

   一、区位情境:“双重边缘”型塑出“治理重要节点”

   甘孜藏区与其他藏区有共性,但因其特殊区位,社会治理困难重重。即甘孜藏区的治理可以为其他地方的社会治理积累经验,提供参考和样本。甘孜藏区的治理,之所以有这样的重要作用,源于它是联结内地和藏族地区的“中间圈”,它因“双重边缘”的区位型塑了“治理重要节点”[3]。

   甘孜藏区处于内地—汉文化以及藏族地区—藏文化的“双重边缘”,同时联结双方,其治理状况也直接关联到双方。甘孜藏区是连接西南、西北乃至北方草原的交通孔道,也是西藏与内地交往的依托和锁钥,曾是内地通往西藏的“官道”,也是非常重要的商道。甘孜藏区是我国西南地区的政治枢纽,曾经左右着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关系以及汉藏民族关系,是权力斗争的焦点地区,它的治理状况直接影响西藏并辐射西南边政。历史上,甘孜藏区是茶马互市的要津,抗战时期是最为重要的物资运输线,今天是“一带一路”上由东向西的重要节点。此外,甘孜藏区是藏彝走廊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多民族、多文化交汇于此[3]。

   甘孜藏区既是“藏边”,也是“汉边”,甘孜藏区民众与其他藏族地区、内地的交往、交流甚多,因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容易在现实的比较中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在在心理驱动下,心理的不平衡会更加强烈,这会使得藏族地区内部以及与周边地区容易产生摩擦。在藏文化区域,“卫藏”是中心,离“卫藏”较远的甘肃藏区、青海藏区、云南藏区、四川藏区等,都是“边缘”。“中心”与“边缘”,既是地理区位的,也体现在政权和宗教之上。历史上,中心与边缘的差异巨大。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全国支援西藏的援藏体制的影响下,西藏发展迅速,甘孜藏区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西藏。不仅如此,甘孜藏区的发展也落后于青海藏区、云南藏区,甚至不如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行走于西藏与川藏之间,我们时常听见生活在甘孜藏区的藏族同胞说西藏的政策比他们好,西藏的藏族生产、生活等各种比他们好,实际上,就整个藏区而言,西藏地区的生产、生活水平确实比其他藏区略高一筹。

   甘孜藏区更难与临近的成都平原相比,正因如此,所以很多有条件的甘孜人(也有很多西藏人)在成都市及其郊区购买房屋,用于养老、小孩读书等。交通不便是甘孜藏区最显著的脆弱性,甘孜人对此的相对剥夺感也非常强烈。2017年底,雅安市至甘孜州泸定县的高速公路才刚刚开通,这是甘孜州通往外界的唯一的高速公路。之前,常常听到甘孜藏族同胞说交通上的不便,的确,公路交通是行走在四川藏区的唯一路径。在西藏地区,现有拉日铁路(拉萨至日喀则),拉林铁路(拉萨至林芝)也在建设中。而且,也是因为交通,甘孜州与邻居雅安市也存在交通上的限制。318国道是雅安,甚至内地通往甘孜藏区的主干道,飞仙关至二郎山隧道段是这条路上的“咽喉”。二郎山地区山高沟深、地质复杂,气候多变、灾害频发,所以道路崎岖狭窄,常常堵车。翻越二郎山,不到100公里的距离,不堵车的情况下,要3至4个小时,一旦堵车,时间便没办法计算了。我们常常行走这条道路,深深能感知其中的艰难。当地人常说:“进去了,就不想出来;出来了,就不想进去”。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道路艰难。也是因为如此艰难的交通条件,每当国庆、五一等重要旅游季节,游客无法进入甘孜州时,便会造成许多不便。与此同时,许多日日夜夜往返在318国道上的大货车因为长期行走在这条公路上运输物资,导致路面被压坏,使得原本通行艰难的道路,更加艰难。但是,自从雅康(雅安至康定)高速通车后,交通便利了许多,因交通不便而带来的矛盾也被化解了。

   长期以来,中央王朝治理藏族地区的基本策略之一是“稳藏必先安康”,这是基于甘孜藏区“重要治理节点”地位。现实中,这也被“藏独”势力所看中和利用,使得“过去一段时间里,安多藏区和康藏地区显得有些不平静;相反,在卫藏,尽管偶尔会有些许风吹草动,但总的说来却是平稳得多。在社会科学异口同声地将中国边疆地区的问题归咎于名目繁多的各种民族主义的时候,藏边地区的情况就极具挑战性了[4]。

  

   二、社会情境:现代性渗透的消极影响及民族分裂势力的冲击

   目前,藏族地区面临着现代性渗透的消极影响以及民族分裂势力的冲击,社会矛盾明显。

   以藏民族为主要居住地的青藏高原,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文化、生态、社会三者间共生共存的独特系统,系统内部关系协调。藏族文化保护和生态环境,是社会建构的价值基础;生态环境形塑着藏族文化,影响藏族社会;藏族社会为文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保护生态环境[5]。遗憾的是,受多种因素的制约,青藏高原上的西藏和四省藏区是我国的深度贫困地区,是长期以来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地区。在其发展过程中,现代性不断渗透,生态、文化和社会结构发生剧变。这既严峻地考验着藏族地区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也强化着社会成员的逐利性。社会成员的逐利性增强,资源的过度开发、使用(如草地的过度放牧,藏药材的过度采集)等恶化着生态环境。这使得青藏高原上共生系统及其内在关发生了演变。

   具体说来,现代性渗透的消极影响,在宏观层面表现为经济发展至上的工业化旨趣、对GDP追求以及人口膨胀等,这使得生态环境保护遭遇瓶颈。在微观层面表现为民众社会生活日趋市场化,市场风险加剧,而民众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有限。在社会群体这一中观层面,表现为资源争夺、利益纷争愈演愈烈,原有的社会矛盾不但没有解决,还以新的方式呈现。如草场边界纠纷是藏族地区历史上常见的社会矛盾,随着虫草市场价格的攀升以及牧民大量采挖而不断加剧。采集虫草的销售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绝大部分农牧民现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每年虫草采挖季节便是矛盾突发季。

   现代性渗透下,藏族地区社会内部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而此刻却遭遇民族分裂势力的巨大冲击,社会矛盾相对更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的支持下,达赖集团加紧对藏族地区的渗透。达赖认为“认定一个活佛,控制一个寺庙,等于控制了一个地区”。他亲自撰写大量所谓“宗教经文”或宣传品,偷运入境,在寺庙散发。同时直接派人策划、组织和参与在藏族地区的分裂破坏活动[5]。目前,达赖集团的“非暴力不合作”以多种形式进行分裂活动,主要包括抛撒反动传单、书写反动标语、呼喊反动口号、在闹市区抛撒“龙达”和不过传统节日(春节)、不举行佛事活动、拒领政府各类补助、不参加政府组织的送文艺下乡等。在“藏独”分裂势力的冲击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不在同一方向上同步增长。藏族地区的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重叠合力,使一般社会问题政治化、民族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危害性[6]。藏民族受宗教影响较深,宗教因素是民族机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相互影响和渗透。在藏族地区,社会问题往往牵涉宗教问题、民族问题,被打上政治烙印,容易产生民族分离主义思想和行为[7]。

   在内外部因素作用下,藏族地区面临着双重矛盾、双重任务。双重矛盾,一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二是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尖锐矛盾,这双重矛盾长期存在,互相交织,深刻影响藏族地区。双重矛盾意味着双重任务,既要发展(目前最为重要的任务是脱贫攻坚),又要维稳。发展方面,藏族地区面临多重脆弱性交织[8],贫困治理依然艰巨,维稳方面,稳定局面呈现,但问题依然很多。

  

   三、矛盾特征:种类、来源多元且性质易变

   复杂的治理情势下,藏族地区的社会矛盾呈现出多样性、来源多元化、变异性、指向性等显著特征。

   1.社会矛盾多种多样。藏族地区的社会矛盾多样性被当地人概括为“内地没有的,我们有;内地有的,我们更突出。”其中,“内地没有我们有的”包括两类:一是从外部植入的角度来看,最显著的是藏独势力破坏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二是从内部来看,主要是农牧民的社会生活逐渐市场化,而市场化又牵涉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形成内地没有的一些社会问题。与宗教信仰问题相关的,主要是农牧民的某些想法和行为与寺庙的主张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牵制。“我们这里啊,牧民不大敢明目张胆地卖牛,如果他白天卖,寺庙里的喇嘛看到了,就要威胁他,说不给他家念经。这样,牧民就害怕了。有的老乡没办法,只有偷偷摸摸地卖牛,一般就等晚上天黑了,用车子拉走。这样卖,价格就压得很低了,老乡就很吃亏啊!”民众之所以害怕寺庙不给念经,是因为信仰及生活惯习,一旦有这样的威胁存在,他们精神上便难以承受。

   2.多方面的矛盾来源。藏族地区社会矛盾来自多方面,既有历史问题的遗留,也有现实发展中的新问题;既有经济进步中的问题,也有文化堕距,等等。

   藏族地区历史遗留了一些社会矛盾,例如传统的资源纠纷多,持续时间很长,且容易发生群体性冲突。“在当前藏区的各类社会冲突中,草场资源纠纷一直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这是因为:草场纠纷不仅多发易发,且难彻底根除;草场纠纷经常演变成为村落之间的群体性暴力冲突,造成伤人、死人和巨大财产损失等恶性后果,严重破坏藏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在纠纷裁决过程中,冲突双方经常援引当地民间习惯法而不是国家法进行处置,这使许多人感觉国家法的权威受到了挑战”[9]。

   目前,藏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新生长了一些社会问题,例如伴随城镇化出现的民间土地交易问题、失地农牧民问题等。甘孜藏区因为联结内地与西藏,地理、交通各方面优势明显,故有许多搬迁户移居至此,这些搬迁户会与当地百姓买地卖地,由于藏族同胞的法律意识相对缺乏,在此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土地交易问题。此外,与内地一样,藏族地区也存在着社会治安问题,如偷盗车辆、偷盗牦牛等。

3.社会矛盾容易发生性质变化。在民族分裂势力挑拨下,藏族地区的社会问题容易发生性质变异。在藏族地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2835.html
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