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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辉元:进化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的诞生

更新时间:2020-09-11 23:07:02
作者: 谢辉元  

   提要:进化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伴随着进化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马克思主义者在人类社会全史的认知上经历了从“社会进化史”到“社会发展史”的转型,社会史撰述树立了自然史和史前史的观念前提,而五种社会形态论的主导地位也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撰述模式在兴起过程中吸收了社会进化史的合理因素,同时也出现了史观认知上的一些差异,由此肇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起点认知分化的根源。

   关键词:社会进化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唯物史观;进化史观

   作者简介:谢辉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但因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的早期传播有着进化史观的思想背景,所以进化论也在某种程度上渗入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过程中,并对其产生了微妙影响。以往研究对此有所涉及,但多将唯物史观对进化史观的替代,以及唯物史观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互动视作互相割裂的两个问题,这就使得进化史观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间接乃至直接影响不彰,从而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而如果从两者中起桥梁作用的社会发展史撰述的迁衍、影响入手进行考察,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史学无论在历史观念,还是在撰述模式上都有着近代进化论的烙印。

  

   “社会进化史”到“社会发展史”

   20世纪前20年,伴随着近代进化论的流行,进化史观基本主宰了中国史学界有关人类社会全史的认知。而在唯物史观传入后,以社会形态论为核心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日渐为人们所重视。这就引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身上的历史哲学观念的转换。以往有学者认为这种转换大体完成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而看轻唯物史观“社会进化史”著作的意义,实则,从1924年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出版开始,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有关学者围绕人类社会史的认知仍保留有进化史观的诸多痕迹。

   大体在1923年以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社会形态概念已经为人们所注意,但结合人类社会史对它们进行系统讲述的著作则几乎没有。国共合作之际,早期留学国外(尤其是苏联)的共产党人陆续归国。出于思想政治工作需要,他们借鉴苏联社会发展史宣教经验,使用“社会进化史”的流行提法,开始编著唯物史观社会进化史著作,其中主要有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上海,民智书局,1924年),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广州,国光书店,1925年)和廖划平的《社会进化史》(出版地不详,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宣传科,1926年)。蔡著和廖著分别是作者在上海大学、黄埔军校的授课讲义,张著则是由作者在苏联学习时的课本编译而成的理论著作。“社会进化史”的写作是在唯物史观取得广泛传播的条件下进行的。其时唯物史观传入渠道逐渐由以日本为主转向以欧美乃至苏联为主,人们观念中虽仍保留有进化论思想,但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则较五四时期深入很多。它们与瞿秋白《社会科学概论》(上海,上海书店,1924年)、李达《现代社会学》(长沙,现代丛书社,1926年)等著述同时出现,表明人们对人类社会的解剖与了解,无论在横向结构还是纵向沿革上都达到了较高层次,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只停留在对唯物史观的某些抽象原则的介绍与阐释。

   1927年以后,左翼力量虽然分化严重,但革命教育的思想余波犹在,唯物史观仍然为诸多左翼学者所提倡,它乘着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东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课堂和坊间不胫而走,由此催生出一大批唯物史观社会进化史著述。这其中就有与中共联系比较密切的学者的作品。如北大历史系教授陈翰笙,1926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认识到社会发展史的自然规律后,次年便写作了少儿读物《人类的历史》(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又如邓初民,其《社会进化史纲》(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是他在上海暨南大学等校教授“社会进化史”所编讲义。再如李达,他在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执教时著有《社会进化史》(1935年未刊讲义)。此外,托派学者陆一远1929年执教于上海艺术大学社会系,次年出版了《社会进化史大纲》(上海,光明书局,1930年)。第三党人马哲民1929年为“新社会科学丛书”临时编辑了《社会进化史》(上海,南强书局,1929年)这样一本“普通的读物”新桂系也曾因反蒋宣传参与其中,其政工干部臧进巧编有《社会进化简史》(南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1932年)。国民党力行社分子刘炳藜也曾编著《社会进化史》(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其底稿曾在国立暨南大学高中师范科作为讲义试教。一些有进步倾向的独立知识分子也有相关著述,如刘叔琴的《民众世界史要》(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是他在上海国立劳动大学的讲义,黄菩生的《社会进化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曾在国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进化史课堂上得到讲授。此外,黎明和王子云分别著有《社会进化史大要》(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和《社会进化史》(上海,昆仑书店,1930年)。作者身份不详,就书中内容看,两者皆属唯物史观社会进化史著作。上述著作多改编自课程讲义或写成后用作课程讲义,还有些则是旨在普及社会进化知识的通俗读物。究其因,一则与社会史论战前后历史唯物主义相关读物受到社会热捧有关,再则是欧美实证社会学因其社会改良效用甚得政府重视,使得社会学课程在国民党统治区大中学校大量开设,为唯物史观社会学的传播预留了空间。相关著述仍以“社会进化史”为名,除了延续国民革命时期社会进化史的编撰惯性外,无疑也有方便著作传播的考虑。它们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下写成的社会进化史著述共同流行于坊间或课堂,起到了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合法外衣的作用。其撰述模式虽沿袭了社会形态演进叙事,但著述规模和内容明显要比1927年以前的作品更加庞大和丰富。著者政治身份极其复杂,共产党势力、托派、第三党人、桂系、力行社分子皆有,而溯其根源,则会发现很多人都与莫斯科中山大学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学校有关,反映出国共合作在学术思想领域的后续影响。还有部分著者则是在日本留学时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时期也逐渐接受了苏联社会发展史撰述模式。至于著述动机,也是复杂多样,或以文谋生,或撰著成名,或教学需要,或宣传理论,或兼而有之。

   在经历了革命斗争和理论斗争的双重考验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掌握更加精熟,这反过来影响到人们对社会进化史的理解。抗战爆发后,“社会进化史”的表述逐渐为“社会发展史”所取代。其中就有《社会发展简史·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出版地、著者不详,1938年),以及作为社会发展史撰述转型代表作的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重庆,生活书店,1940年)。华著属“青年自学丛书”,其他如陈杭的《社会发展简史》(大连,大众书社,1946年)属“青年知识丛书”,沈志远的《社会形态发展史》(上海,三联书店,1949年)属“社会科学基础读本”,解放社编《社会发展简史》(出版地不详,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服务于社会科学初学者,它们都是普及社会发展史知识的启蒙或通俗读物。艾思奇《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北平,华北大学,1949年)则是他在马列学院和华北大学授课时编写的讲义。这些著作的撰述者群体与此前相比发生了变化,共产党人成为主导力量,甚至中共官方机构也参与进来,其他方面的左翼学者则逐渐隐退。这无疑与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退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传播与发展、共产党力量的增强有关。而由于这些著作多是在根据地或解放区完成的,著者的动机更多地体现为集体意志,以前那种以文谋生或撰著成名的个人动机则有所淡化。相关著作或为干部教育和培训教材、讲义,如艾著;或为普及社会发展知识的通俗读物,如华著、沈著、陈著;或兼而有之,如解放社编《社会发展简史》,先是作为通俗读物流行,后来被列为延安整风中干部教育的重要学习材料。

   人类社会史撰述由“社会进化史”转变为“社会发展史”,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挣脱进化史观影响,构建统一的社会发展史撰述模式的努力。在人们普遍接受辩证法有关事物发展遵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等规律的思想条件下,“进化史”的提法就显得不合时宜,而“发展史”则更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精神,且这也能与当时社会上林林总总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史”相区别。华岗的著述动机最好地说明了这点。他说,国人编译的社会史一类书籍都有很严重的错误和缺点,其首要的一点是“以‘量的渐次性’之增大与减少的进化论,去取消作为‘质的突变’之历史的飞跃性——即社会发展中之革命事实的存在”,“就是以社会进化史来代替社会发展史”。他之著书便意在补救这类缺点。

   如华岗所言,在“社会进化史”撰述中,论者虽已能较熟练地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分析社会历史,但仍难以完全摆脱进化论的影响。较典型的如邓初民,他说:“生物的进化,是有两种的形式:一种是生物进化的形式,即有机体的器官演进的形式;一种是人类进化的形式,即工具演进的形式。生物进化的法则是达尔文所发见的,然而达尔文于此便止步了;待马克斯的炯眼,方发见了人类进化的另一种法则,即发见了人类进化的另一种形式。”这里将人类进化视作生物进化的一种形式,说明作者头脑中仍保留着某些进化论的思维倾向。

   实际上,人类社会史撰述的演变以进化史观向唯物史观转型为思想背景。在这种史观转型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历史主体、动力、过程、规律等的观念都受到了近代进化论的强烈影响。美国学者德里克也指出,在李大钊、胡汉民、戴季陶等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那里,唯物史观呈现为建基于经济变革之上的进化论的一种理论变体。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自然有所扬弃。而对于这种史观转型,“社会进化史”撰述有着最为直观和集中的体现。也正因“社会进化史”的桥梁作用,进化史观才会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从而深入到其史学撰述中,为之提供了可资借鉴和模仿的叙事模式。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关自然史与史前史前提的确立,以及社会形态论由多元走向一元的认知迁衍,就与这种影响有关。

  

   自然史与史前史前提的确立

   唯物史观社会进化史对进化史观有益成分的吸收,体现在认同其所描述的自然史、史前史的历史前提。首先,进化史观对自然史的重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自然进化论对传统史观造成了重大挑战,它相信在人类诞生之前地球历史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人类只是进化序列末端较为发达的物种,是自然序列的一部分。故此,进化史观强调还原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引导人们将历史思考的重心转移到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上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很多都是从进化论者转变而来,对于进化论所建构的自然史也多是认同的。不过在蔡和森、张伯简等的社会进化史著作中,受苏联社会发展史撰述和干部短期培训需要的影响,作者跳过了自然史的过程,而直接讲史前史,尽管他们也意识到要想详细明白社会的起源“就应当先知道生物学”,但并不将此视为社会进化史的任务。

在1927年以后的社会进化史著作中,则逐渐增加了自然史的内容。如刘叔琴的《民众世界史要》第一章是“地球底进化和人类底由来”。马哲民的《社会进化史》蹈袭之,并相信生物学者所揭示的人类远代祖先之地的记录“即包含了人类创生的历史”,区别于“历史之后半”——“人类成长的历史”。邓初民的《社会进化史纲》同样以开头两章讲述“地球和生物的由来”和“人类的演进”,旨在说明人类社会“本来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刘炳藜的《社会进化史》第一章也是“宇宙地球与人类”。在这些章节中,著者对自然史及自然环境迁衍作了较多描述(同时也涉及到了史前史)。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民国历史教科书开篇普遍注重自然史和自然环境的情况相呼应。20世纪20年代到1949年,中学历史教科书编撰倾向于在开篇介绍地球、人类起源或描述民族形成、疆域变迁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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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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