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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航: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系统结构探析

更新时间:2020-09-04 09:47:16
作者: 殷航  

   作者简介:殷航(1993- ),男,河南驻马店人,天津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教育传播与职业教育研究。天津 300354

   内容提要: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以“中层规制”和“基层支撑”为主要构成元素的职业教育国际化系统结构,成为影响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动因以及推动国家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力量。基层支撑层面,观念转向、历史契机和宏观统筹表征出国际化的现实基础,中层规制层面,需妥善处理“本土创新”与“向外借鉴”、各本土治理主体之间与利益相关国之间以及“规则适应”与“规则制定”等三重关系,以期在顶层设计层面探索出适应本国国情和现实诉求的中国特色职教品牌。

   关 键 词:职业教育;国际化;系统结构;复杂系统理论

   标题注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14JZD045)。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9)04-0006-0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在国际分工与合作中消解隔阂、促进共融,以国际对话磋商机制来塑造负责任的、具有世界格局的公民,这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目标不谋而合。伴随世界经济贸易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趋势,国际间职业教育资源、要素的聚集与创新扩散频率不断增强,世界范围内的职业教育形态、逻辑、范式和理念相互碰撞,但国际化过程中所共同面临的瓶颈问题成为制约各国发展的重大挑战。因此,促进产教对话、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在输出和引入相结合的基础上培育具有职业教育国际视野和能力的复合新型通才,推进职教扶贫辐射力度为国际化发展解决后顾之忧,增进与相关国的交往,强化自身输出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的基础能力,以彰显大国责任,促进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传承民族精神和传播职业品格等,都应当是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使命与责任。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维系怎样的系统结构才能在破解难题的基础上保证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系统运转流程的科学性与完整性,是亟须解决的理论命题。因此,构建包括现实基础和战略布局在内的职业教育国际化系统结构框架,意义深远。

  

   一、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复杂系统结构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物质系统所构成的,而复杂系统是物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者颜泽贤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发现复杂系统是物质多样化的具体体现,包括所有复杂的事物,任何一个复杂系统都包含若干个原生层次,各个层次之间相互依赖,不能再生[1]。从本质上讲,职业教育国际化是由众多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结构要素或者部件构成,具有涌现性、非线性、开放性、自发组织性和多元性等特点,与人才培养、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等紧密勾连,具备典型的复杂系统特征。对复杂系统的研究首先要着眼于其结构,因为结构是复杂系统构成的核心要素。复杂系统的结构是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主要关联[2]。所谓稳定,是指在系统演化的过程中,不会受到干扰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而失去“原状”。主要关联,是系统要素所形成的众多关系网络中,对系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关联。本文将职业教育国际化整体流程视为一个复杂系统进行研究,依托其理论和特性,将国际化系统中各要素之间所形成的最主要、最稳定的关联划分为其结构的两大原生层次,即包括“基层支撑”和“中层规制”在内的职业教育国际化系统结构框架。“基层支撑”层次包含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观念转向、历史契机和宏观统筹,是该系统结构具备非线性涌现功能的现实基础;“中层规制”层次从双向互动、协商治理和动态平衡三个角度阐述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布局,是该系统结构保持稳定标准的规约界定和瓶颈疏通。

  

   二、基层支撑: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现实基础

   (一)职业教育的观念转向

   职业教育观念由重文理轻技艺向文艺兼修、品技并重转向。教育观念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意愿的集约反映,是对教育整体层面及主体性的综合认知与思路[3]。民族的文化传统嵌套于国家发展脉络中,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延续性,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逻辑选择。受这种相对稳定且封闭的文化基因累积性浸润,国家和民众对教育观念的认知和选择也会受到一定冲击。“学而优则仕”的教学目标、重伦理轻技艺的学习内容以及“克己复礼”思想对个性自由的压制等现象所隐喻的传统教育观念较大程度影响了社会对劳动与职业能动性的认知,加剧了职业教育积贫积弱的局势,阻碍了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革新。近年来,我国在重大工程项目领域的建设和输出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得益于以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为培养己任的职业教育。国家通过主流媒体广泛传播大国工匠精神、塑造时代劳动模范、推广职业技能人才双创典型案例、营造职业平等和劳动光荣的社会风气,这就强化了社会对“大国工匠始于基础工人”理念的认知,也使得职业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得到重视。为扭转重高等教育轻职业教育的传统教育观念,国家在制度层面积极解决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分离的状况,调整职普招生比率,统筹推进继续教育学习成果认证积累转换试点工作,逐步完善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此外,诸多职业院校探索精准的人才培养定位,通过校企合作项目、现代学徒制和定制化培养方案来助力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破解就业难题。如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无人机应用技术等前沿领域专业的设置,较大程度上提升了职业院校招生聚合力。社会风尚的渲染加之政策举措的落实,从根本上改善了职业教育观念与时代发展脱轨、错位的局面,进一步为职业教育走出去奠定稳固的基础性支撑。

   职业教育观念由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向。2017年7月继“上海共识”之后,国际职业技术大会在中国通过“唐山声明”,文件中提出构建“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共同体的设想,倡导参与国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展多元合作,为全球经济持续提供人才动力。在原有教育视阈下,通过教育理念和培养模式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本土化、世界化和现代化的融合嫁接。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实需求和世界格局的反复博弈中,调整职业教育结构同人和社会发展的秩序高度协同,与其他国家的职业教育体系能兼容、互认同、可通用,最终形成定位精准、交叉通联、层次明晰的中国特色、世界高水平职业教育体系势在必行。这就需要职业教育领域摆脱闭门造车的封闭观念,在基础创造能力、技术水平和行业标准等层面与德国、美国等职业教育领跑者互鉴互融,提升本国的人才素质和研发创新能力,为职业教育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输送人才、经验,主动承担大国责任。

   (二)职业教育的历史契机

   20世纪初,在工业化、信息化和服务型社会构建的初始阶段,为满足我国经济复苏和各行各业对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催生了一大批以夯实实践技能和满足实业诉求为培养目标的职业院校。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我国现存的职业技术人才素质结构与高新技术产业实践出现严重脱轨,电子技术、机械制造、智慧城市等领域急需能够连接和统筹国内、国际两大市场,能够服务和对接国际化大型企业的新型复合人才梯队的培育与供给,以满足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现实需要。进入21世纪后,我国人口结构进入老龄化阶段,就业人口供给量严重失衡,加之以大数据、云计算、增强现实、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革命的冲击,我国人力资源供给速率逐渐下降,人才结构与产业实践需求出现脱轨[4]。在这种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不断探索“本土创新”和“向外借鉴”相结合的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纵观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其一,人类生活、社会变迁同职业教育的改革着力点相互影响,彼此制约;其二,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发展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承担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提出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契机。在我国教育服务贸易众多领域中,职业教育最早实现了对外开放,当前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教育贸易市场,说明我国在职业教育国际化转型上已经具备了扎实的观念积淀和探索基础。此外,在“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人力资本强国和创新驱动等系列战略举措推动下,我国职业教育正由“输入型”向“输出型”迈进,逐渐与世界通行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接轨。在中国稳步融入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职业教育国际化成为服务“一带一路”整体布局的中坚力量。

   (三)职业教育的宏观统筹

   新常态下,中国欲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稳步跨越,更好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期的发展需要,离不开职业教育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育。制度设计层面上,在过去的历史阶段我国职业教育的输入比重远高于输出的比重,因此在国际化改革的进程中应充分梳理本土品牌特色,将制度规范予以标准化和定型化。近年来,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系列政策文本中可以管窥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系统性变革,如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对我国职业教育提出了国际化的要求,希望能够建立与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相配套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系列战略举措旨在解决我国职业教育交流单向度过强、通用性孱弱、参与性低迷等问题,使得职业教育国际化有章可循,强化其可操作性,用适应时代变化的视角明确职业教育在国际教育发展大坐标中的定位。

   世界著名教育学者简·奈特(Jane Knight)认为,教育国际化“是在充分聚合与梳理全球化、国际性资源的基础上,实现跨文化信息传播、资本流动、技术扩散与能量交互的过程”[5],因此需要从经济、政治和科研三个角度理解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国际化趋势。经济层面上,作为世界经济开放网络结构中的重要节点,中国不仅扮演着资源供给与疏通的媒介元角色,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经受多种形式的碰撞与摩擦。而职业教育也逐渐呈现出“去中心化”和“无边界化”的现实镜像,个别的、区域的市场壁垒被打破,全球范围的市场结构被构型,职业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中国急需通过广泛参与国际合作以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其中作为“外交政策第四个层面”的教育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6]。近年来,我国逐渐认识到了教育在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特殊价值,不断强调教育的对外联络功能。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离不开发达的职业教育作为支撑,加强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认知,探索与先进国家职业教育经验模式的对接机制和兼容体系,已经成为教育强国崛起的有效途径。科研层面上,托马斯·萨缪尔·库恩(Kuhn)最早对“范式”进行了界定,用以指代范例、模式、模型,即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秉承的一整套规定等。作为一项动态发展的系统工程,职业教育兼具“认知”和“学用”的双重功能,需要前沿科学的理论研究来驱动产教实践探索。而关于职业教育国际化内涵外延、动因特征和系统结构的研究是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局势,在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教育热点问题。在其演进的生命周期历程中,尚不存在成熟通用的科学范式以推进本领域进展。因此,急需全球职业教育研究共同体针对国际化进程中的难题和热点,通过思辨比较并行、定量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推动与实践接轨的多元研究取向、多重研究派系的科学范式构型。

  

   三、中层规制: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布局

   (一)双向互动——妥善处理“本土创新”与“向外借鉴”之间的关系

从本质上看,“本土创新”和“向外借鉴”双管齐下的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路径所蕴含的逻辑主线和探索实践理应秉持自内而外和自外而内相结合的双向互动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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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教育管理》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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