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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英:清末博学鸿词科与中国文学传统的“重振”

更新时间:2020-09-02 10:05:11
作者: 朱家英  

   内容提要:晚清以降,西学大昌,举世皆以发扬西学为图强之路。在此时代洪流之下,中国传统学术迅速衰落,在文教系统内逐渐走向边缘。与此同时,传统学术植根其间的道德伦理亦遭撼动,并由此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光、宣之际,清廷诏开第三次博学鸿词科,意图提倡“中国文学”,扭转西学冲击下中国传统之学的式微趋势。主导此事者为张之洞,此举可视为其将“湖北模式”文教改革中重视经史文章的经验在全国的推广,同时也是中国文学传统在面临衰微之际的最后一次振作。然而取径的狭窄与过于明显的政治目的难以唤起广泛的支持,加之背后的派系纷争,使得“词科”的筹办举步维艰,最终因张之洞的逝世而不了了之,这一传统“文学”的重振之举以失败告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民国话体文学批评文献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5ZDB079)成果。

   作者简介:朱家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有清一代,以科举取士,正科之外,作为特科的博学鸿词科亦数度举行,康熙十八年(1679)与乾隆元年(1736)的两次特科均以得人称盛。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第三次诏举博学鸿词科,《清史稿》对此事载录如下:

   三十四年,御史俾寿请特开制科,政务处大臣议以“孝廉方正、直言极谏两科,皆无实际。惟博学鸿词科,康熙、乾隆间两次举行,得人称盛。际兹文学渐微,保存国粹,实为今日急务。应下学部议”。时方诏各省征召耆儒硕彦,湖南举人王闿运被荐,授翰林检讨。两江、安徽相继荐举王耕心、孙葆田、程朝仪、吴传绮、姚永朴、姚永概、冯澄等。部议以诸人覃研经史,合于词科之选,俟章程议定,陈请举行。未几,德宗崩,遂寝。①

   此次特科未能举行,故知之者不多,研究者亦寥寥,远不及康熙、乾隆两朝“博鸿”之声名赫赫。事实上,《清史稿》所云此事因光绪皇帝驾崩而中辍并不准确,因为在此之后仍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筹备,最终才因种种缘故被迫中止。这次中途夭折的博学鸿词科在以引进西学为中心的晚清文教改革过程中显得异常突出,称得上是传统“文学”在新旧交变困境中力图振作的最后努力,其本身便彰显了重要的文化史意义。

  

   一、开“特科”以求材的时代背景

   康、乾两次博学鸿词科的成就一直为后世津津乐道,成为以“特科”的方式破格求材的范例。盛世求材固为润色宏业,而当晚清社会危机加深之际,对卓异人材的需求更带有拯危济困的希冀。早在光绪二十年三月十一日,《沪报》上便登载《拟请重开博学鸿词科以甄拔通儒,复设观风整俗使以捍卫圣道议》一文,建议诏举博学鸿词科以求人材,“俾之各尽所长,实足救时文试帖之弊”②。后数年煊赫登场的“经济特科”,同样也是号称“仿博学鸿词之例”,以求取“志虑忠纯、规模宏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③。

   真正使博学鸿词科进入操作层面的是掌云南道御史俾寿,其于光绪三十四年所上《请开特科片》云:

   刻值破格求材之际,山林隐逸不乏硕学通儒,而学堂造就人材又需时日,奴才愚昧之见,可否请旨饬下会议政务处大臣,会同礼部、学部核议,上法圣祖、高宗遗意,特举制科,考以经史、时务及各项专门科学,则非常之士,闻风兴起。其设科之名,或称博学鸿词,或称孝廉方正,或称直言极谏,应由部臣临时请旨定夺,庶贤材无沉抑之患,既可辅学堂之所不逮,亦不致导空疏无用之讥。④

   考其语意,系因国家急需人材,而学堂一时不能造就,建议模仿康熙、乾隆时期两次开“特科”之举下诏求贤,可以理解为在国家教育体制之外访求贤能的权宜之计。因此,政务处会议认为:

   孝廉方正,重在实行,非可求诸文字考试;直言极谏,贵乎因事纳规,若取之试场,则可以预先拟作,摭拾空言……似两科皆无甚实际。惟博学鸿词一科,我朝康熙、乾隆年间曾两次举行,试以经史、论策、诗赋,题义精实,文章宏伟,得人甚盛。且方今中国文学渐微,实有道丧文敝之忧,诸臣条陈议及此事者颇多,是保存国粹,实为今日急务。拟请饬下学部详加筹议,应如何分析学问门类,如何荐举召试、量才录用之处,奏明请旨遵行。⑤

   举行博学鸿词科得到了政府的允准。只是在政务处此片最后,特别注明:“惟此系专为提倡中国文学,各有取义,勿庸牵涉时务,以免混淆。”对照俾寿“考以经史、时务及各项专门科学”之语,是所请与所准有着不小的偏差,即俾寿原意为访求实际应用之人才,而政务处则置换掉其对“时务”的注重,将求贤的方向引向了较为务虚的“中国文学”。这种侧重点的变化一方面在使所试内容与博学鸿词科名实更加相符,另一方面将其定位为“保存国粹”,实也透露了政府对于设置“特科”更深层的用意。结合晚清文教转型的时代背景,对此可以有更容易的理解。

   早在俾寿上奏的前三年,即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下诏罢废科举,专建学堂,其意乃在引入西学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然而此事的发展却大违初衷。1906年,学部奏请宣示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就是察觉了“近世目论之士,袭泰西政教之皮毛者,甚欲举吾国固有彝伦而弃之,此非以图强,适以召乱耳”⑥的情况,欲对维持文化传统加以重申。然而此举收效甚微,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侵蚀并未得到遏制。西化的教育模式“可忧多于可喜,可危甚于可安,可以为者难于可以勿为”⑦,饱受时人诟病。更为严重的是,西学在教育体系内所占比重日增,“中学”则日渐式微,“学生所学,一以西人之学为宗旨”⑧,由此引发学界之中思想混乱,风潮暗涌,不仅有尽弃传统学术之势,甚至对当时的统治秩序也造成了威胁。这一状况引起了朝廷的不安,廷臣接连上奏整顿学务。如御史姚舒密谓:“今之士子瞀惑狂悖,背君亲,裂名教,甚至平等自由、革命流血,甘为邪党而不恤。请正学术以端士风。”⑨翰林院侍读周爰诹奏:“改科举为学堂,不足致乱,因废科举而并废圣贤之书,斯乱臣贼子接迹于天下。”⑩御史叶芾棠奏:“荒经蔑古,士风日嚣,请端学术以正人心。”(11)其集矢之点均在于学堂过度偏重西学,造成中国传统学术的衰微,进而导致士风浇薄、秩序混乱。

   在对学堂办理不善的指责与质疑中,怀念甚至恢复科举的声音也开始出现。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中书黄运藩以“自古以来,拔取人才以科举得人为最盛,现在科举一停,天下士人失望,日久恐生乱端”(12)为由,请复科举。奉旨“学部议奏”(13)。令学部商议而非直接否决,这样的处理方式表明当权者在办学堂与复科举之间亦存犹豫态度,而这种动摇无疑会对请复科举一派形成鼓励。次日,便传出翰林学士恽毓鼎有拟请特开恩科之奏(14)。随后又有李有棻条陈学堂规复岁科试(15)。除李有棻所奏因与学务过于扞格而未予理睬外,恢复科举与办理学堂并行的建议却赢得了不少人的支持(16)。只是此议遭到张之洞与袁世凯两位军机大臣的反对(17),张之洞更是宣布再有奏请复科举者,“即以莠言乱政例治罪”(18),明确表示对恢复科举之议的否决。

   尽管恢复科举的动议未能成功,文教改革引发的问题确也引起了朝廷的警觉。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慈禧太后颁布了一道措词严厉的谕令以示整顿:

   国家兴贤育才,采取前代学制及东西各国成法,创设各等学堂……乃比年以来,士习颇见浇漓,每每不能专心力学,勉造通儒,动思逾越范围……大为世道人心之害。不独中国前史、本朝法制无此学风,即各国学堂亦无此等恶习……着学部通行京外有关学务各衙门,将学堂管理禁令定章广为刊布,严切申明……责令实力奉行……总之,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以礼法为范围,以明伦爱国为实效……着学部随时选派视学官分往各处认真考察,如有废弃读经讲学,功课荒弃,国文不习,而教员不问者;品行不端,不安本分,而管理员不加惩革者,不惟学生立即屏斥惩罚,其教员、管理员一并重处,决不姑宽。(19)

   可见推行西学教育引起的一连串后果开始令最高统治者不满,而这种态度必然给主持晚清学务改革的张之洞与袁世凯等人带来压力。作为力倡废科举、建学堂的首事者,张之洞与袁世凯均认为学堂为新政之基础,西学亦为强国之必需,因此在群言纷纷主张恢复科举之际能一力相拒。然而目睹中国传统学术的衰微与士人风气的趋新、躁动,身为当政者又不能无动于衷。从其朝廷大吏的身份看,他们对文化教育这一“学统”的改革实为出于维护“政统”的需要,而当结果逐渐与初衷相违,自然会引起新的忧虑。尤其是张之洞,在1905年致学部尚书荣庆的电文中便谓“私衷忧惧,非止一日,非止一端,危险已到七八分,补救已甚不易”(20),所虑便在于传统之学的凋敝。而时隔数年,情形较前更为加剧,且由此产生的政治隐患更令其无法忽视。尽管对于传统之学的保存方式,在朝野上下,甚至当道者内部均有不同意见,但传统学术的衰微显然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可以说,科举不可恢复系恐妨碍新政,而传统学术的式微又带来文敝道丧的隐忧,维护或重振传统便成为执政者的共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俾寿请开博学鸿词科,得蒙朝廷将之纳入文教政策中,但却消解掉其中的“时务”因素,既可令复科举一派暂得慰藉,又不至给新政派留下口实,同时也借此表明朝廷重视维持中国文教传统之意,以期扭转士风,廓清思想。

  

   二、“雅正”文学传统的重新建构

   博学鸿词科之议,有消息称俾寿此举系为讨好张之洞(21)。无论是否属实,张之洞对于此事确是颇为赞同(22),致使外界将他视为博学鸿词科的发起者与主宰者(23)。

   张之洞前半生虽以大力兴办新式学堂著称,但晚年却更重视传统之学的保存(24),在其权力所及范围内均有这样的倾向。如1903年,他受命会商学务而编成《奏定学堂章程》,虽与上年张百熙《钦定学堂章程》均参考日本学制,但将《钦定学堂章程》中列在“文学科”之下的经学独立出来设为“经学科”,以体现首重尊经之意,同时又扩充“文学科”的内容,完善“中国文学”知识体系的讲授。这种变更虽不为同僚认可,但在张之洞的权威影响下仍然得以通过(25)。他对传统文学衰落痛心疾首,屡言:“近日风气,士人渐喜新学,顿厌旧学,实有经籍道熄之忧。”(26)“正学既衰,人伦亦废,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则不啻有洪水猛兽之忧。”(27)这与政务处议准开设博学鸿词科之奏中“方今中国文学渐微,实有道丧文敝之忧”的论调简直如出一辙。事实上,作为全国文教事业的决策者,张之洞在筹办博学鸿词科一事上也必然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其欲挽斯文之将坠,适逢俾寿提议开设博学鸿词科,可以说正中其下怀。而将“词科”之议引向保存国粹、恢弘“中学”的道路上,便是张之洞对俾寿原奏的巧妙改换。

此次博学鸿词科之考察方式,官方宣称仍以康熙、乾隆成例为标准(28),旨在“搜求隐才,草莽不遗”(29)。但与康熙“词科”彰显圣主重文、乾隆“词科”点缀盛世升平不同,光绪博学鸿词科却是文化倾颓关头的存亡续绝之举。诚如时论所称:“欲亟除陋习,力挽颓波”,并望“古学复兴而英才蔚起”(30),实际上被赋予了鼓动天下人心、挽救文统之衰的使命,有着直接的功利目的。其称意在提倡“中国文学”,是将经学、史学、文学等传统学术均包含在内的(31),但在具体表现上仍以文学为着力点。今可考知被举荐参试“博鸿”的人员,有安徽、两江推举的王耕心、孙葆田、程朝仪、吴传绮、姚永朴、姚永概、冯澄等七人(32),福建拟推举之林纾、吴增祺、严复、戴凤仪、张琴、林传甲等七人(33)。其中王耕心、孙葆田、姚永朴、姚永概、林纾、严复、戴凤仪均为桐城古文一派。吴增祺、林传甲文章学造诣甚深,张琴则诗、文兼善。可见,被举荐应试之人中以文学名世者居多数,且尤以桐城一派占最显著之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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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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