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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阿米蒂奇:国际思想史

更新时间:2020-07-25 16:48:08
作者: 大卫·阿米蒂奇   李汉松  

   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是享誉国际的全球史和思想史家,现任哈佛大学“贝兰克梵讲席教授”(Lloyd C. Blankfein Professor of History)。作为“国际思想史”学科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他独著和编纂的《现代国际思想基础》(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hought)、《重思现代政治思想基础》(Rethinking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等著作一度将围绕“国家”展开讨论的“剑桥学派思想史”拓展到了国际领域,并基于全球视角,促使思想史与微观史、科学史、学术史、艺术史、文化交流史汇流,融会贯通成一个崭新的学术范式。他还发表《历史学宣言》,坚持历史学的“现时”与“现实”意义。在本次访谈中,阿米蒂奇针对哈佛大学政治系、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李汉松研究员提出的问题,回顾了史学生涯中亲历的“新英国史”“大西洋史”“太平洋史”和“全球史”各阶段学术转向,探讨了当前学术领域的新兴动态与潮流,展望了个人与国际思想史学界同仁今后的学术远景。

  

  

  

   李汉松:若要勾勒出您最初浸濡国际思想史的“意识形态起源”,大概很难避开六十年代围绕“不列颠”语境展开的学术争鸣。或者说,大英帝国的际遇引发了史学史震荡,继而促使您反思“帝国史”。最初哪些社会转型启发了您关注思想史的国际维度?研究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时,您完全可以继续剑桥风格的“共和”视角,而将“海外”搁置一旁。您为何忽然投入更宽广的殖民史和国际史视野?在学术兴趣转向的同时,您本人经历了何种思想转变?

  

   阿米蒂奇:“上意识”的思想转变易于表述,但学术转向背后的“下意识”和潜台词,当事人当时自然无从知晓。但从今回溯过往,我隐约可以察觉:有一些更深、更广的因素最终决定了更有意识的行为。你我都同意以下这个说法:所有的语境都是多重的,并且倾向于植根、盘踞在其他语境当中。所以请允许我从最遥远的记忆谈起,沿路爬梳,直到如今。最初的因素是我所处的年代。我出生在第一代完完全全的“后帝国时代”英国青年——尽管谈不上“后殖民时代”。我母亲常作忿忿不平状,抱怨她误了丘吉尔的葬礼,因为当天她恰巧生产了我。

  

   李汉松:这颇具象征意义,“英国史意识”就此轮回转世。

  

   阿米蒂奇:的确如此,我出生在大英帝国那最有力的象征入土为安的一刻。时光飞转二十载,我先在剑桥接受了文学教育,后于博士近半之际改从历史。那次学术旅程中,我也开拔了一场字面意义上的“旅程”——从英格兰剑桥到美国普林斯顿。我考取了“英联邦哈克尼斯奖金”(Commonwealth Fund Harkness Fellowship),在东海岸小镇度过两年时光。我享受了远隔重洋的洗礼,对一直以来关心的论题也感觉焕然一新。这些久远的辩论很多源于剑桥。既受时间阻隔,难免有历史距离感,再加上空间距离感岂不更令人思如泉涌?当时普林斯顿历史系如美酒发酵,许多史学史领域之间互相播种、交杂、酝酿。我有幸修了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开设的最后一课。也是在美丽的普林斯顿,我有幸识得了同窗:安·布莱尔(Ann Blair)、大卫·贝尔(David Bell)、德洛尔·瓦尔曼(Dror Wahrman)、大卫·奈伦堡(David Nirenberg),其余也不胜列数,从此结为同事兼挚友,同耕史学数十载。我参加了约翰·穆林(John Murrin)当年盛极一时的“早期美国史”博士研讨课,其研究范式源自20世纪早期的英属大西洋帝国宪政史传统。当时的史学潮流倾向于为这段历史设计一个大的目的论框架,视英帝国法律和政治史为美国独立革命的前奏和背景。但我最得益于这门课强调的早期现代英国大西洋视角。这一块我从未接触过,多亏此次机遇才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底功。这一更扎实的史学史积淀叠增了我亲身横跨大西洋的历史感和地理感。结果是,当我再次横渡大洋空间,从曾经的英属殖民地回到英国本土大都会时,我的学术转向便环环相扣,呼之欲出。

  

   李汉松:当时,除了英帝国,其他帝国史也日趋流行(尚不能说成熟),譬如西班牙帝国史学史与加泰研究,再如东西双向的欧亚大陆帝国史等。

  

   阿米蒂奇:正是。你描绘出一代历史学家整体推动了“后帝国时代的帝国转向”,我认为十分中肯。当时其他帝国史研究为我的英帝国史课题增添了各色佐料。譬如,我上了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一门“文化际遇”(Cultural Encounters)研讨课。她将自己的本行——早期现代法国——定为核心,但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也有涉猎。可以说,在20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许多人都在思索文化之间、帝国之际的互动。在普林斯顿,约翰·艾略特(John Huxtable Elliott)是我主要的对话者,他研究西班牙帝国,也是我得以访美的主要功臣。我还与大卫·昆特(David Quint)密切合作。他是一位文学史家,专攻葡萄牙和西班牙史诗、英国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抒情诗,现在执教于耶鲁比较文学系。所有这些思想交流和碰撞都回归到了我对早期现代英国的研究。我清楚地意识到,一个重大机遇已经到来。一方面是“大英帝国史”“大西洋世界史”“英属殖民地史”,另一方面是“英格兰史”“安格鲁-不列颠史”,亦或是一度时兴的“三王国史”(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当时涌现出了这些复数化的趋势,其中的人工边界线是该打破了。在此混沌之中,约翰·波考克(John Pocock)振臂一呼,提出“大西洋列岛”(Atlantic Archipelago)范式,名声大噪。我幸能追随波考克本人学习英国史,得以切身体验那次史学变革。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把“不列颠三王国史学史”和“跨大西洋帝国史学史”结合起来,融会贯通,综合创新,潜力可谓无穷。如此亦可逾越“国内”与“帝国”之间的鸿沟。这便是《英帝国的意识形态起源》(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的最终架构。我此举恰好迎合了当时不少18和19世纪欧洲史家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帝国外部的活动为国家内部的生活带来何种影响?形影之间,帝国和殖民地的哪些方方面面,塑造了国内的大都市体验?我们现已有超过一代的历史学家深耕这一题目。随着学界逐渐强调奴隶制史、后奴隶时代的奴役史、奴隶贸易、废奴运动、受奴役者与贩奴者的深远影响等等,这一进程又明显加速。在过去三十年内,这一运动获得了长足进展。但更宏观而言,我认为《英帝国的意识形态起源》不仅是一次打破史学研究边界线的学术机遇,更是我个人澄清“建立帝国”与“构筑国家”之间根本关系的一次不可或缺的尝试。此二者在传统上被完全隔绝开来,当做两套完全独立的史学史体系。这其中的问题一部分是社会学上的,一部分是纯粹历史的。两者各存在一定韦伯(Max Weber)式的关联和互导的问题,但当时尚未充分体现在英国史上。我希望解决这一难题。当我反躬自问:在早期现代史上,哪一处最能体现“建立帝国”与“构筑国家”之间的衔接线?我最终的答案是意识形态。而这些资料需要用思想史的方法重新挖掘梳理。那时,我尚未意识到自己“窃取”了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美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书名。我的初衷是玩一个文字游戏:英帝国的“意识形态”首先是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但我更强的立论在于:在“建立帝国”和“构筑国家”的分割与对立中寻求“英帝国的意识形态起源”,此举本身即是一种意识形态!

  

   李汉松:但当时您尚未明确指出题目隐含的二元性。

  

   阿米蒂奇:对!其中微言大义我并未在书的正文中言明,因为我当时甚至亦未全然明察这水平线下隐逸的文字游戏。但这个题目精悍地总结了全书之宏旨。这便是它对英国史、帝国史和一定程度上的国际史作出的贡献。但如你所说,之后近十年内,我皆未有意识地使用这些史学史范畴。我唯独记得一件趣事:此书出版后,我送给贝林教授一本。他盯着封面看了半晌,问道:“书名妙极,不知你从何得来?”

   李汉松:从那时起,您将“不列颠史”范围拓展至《大不列颠区》(Greater Britain),再逐渐转入了大西洋史和综合意义上的全球史。这一“全球转向”如何具体展开?

  

阿米蒂奇:在剑桥大学撰写这部思想史专著时,我意识到鉴于“剑桥学派”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政治”的资料铸造而成,它忽略了许多关于国际关系的政治思考。经典的“斯金纳式”研究以“政体思想”为“政治思想”之核心,专注于国家内部,也就未能涵盖国际政治思想。我必须声明,你作为下一代国际思想史的代表,可能会对我这些陈旧的范畴和术语提出质疑。我承认:“国内”“国外”“国际”,这些都是相当粗糙的概念,但是我必须使用它们,才能阐释当年国际思想史学研究刚刚起步时的真实状况。我当时提出的疑问是:当你逾越政治的边际时,会当如何?何以论证国家之间的关系?其论争又如何延展?我和志同道合的同事们愈渐发觉,对于许多早期现代和现代思想家而言,这一区分是不存在的。他们阶段性、间歇性、并以不同程度探索“国内”和“国外”边界问题,也即如今所谓“国际关系”议题。理解了这一点后,我发现我并非孑然一人。许多政治理论家,如年轻一辈,你也熟识的詹妮弗·皮茨(Jennifer Pitts)、桑卡尔·穆苏(Sankar Muthu),亦存此念。所以,在2000年前后,我自诩为推动国际史大运动的一份子。出版《英帝国的意识形态起源》之后,我紧接着构思了一部《国际思想基础》(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我当时勾勒出了梗概,分好了章节,打算出一部条理清晰的专著,而非文集。2000至2001年,我调来哈佛,正欲专心经营此书时,却意外地分了神。我最早为这本书设计的一章,旨在以国际法文本视角重思《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我将其暂改为一篇论文,于历史系罗宾森楼地下室预讲了一次。当时我未来的哈佛出版社编辑驾临,听过之后,她附耳低语道:“这篇论文里蕴藏着一部大书。从未有人以国际史、全球史视角看《独立宣言》。您是否考虑改写成一部专著?”于是,这一章就自立门户,滋生了另一个生命。我当时痴心妄想六个月内堆积出一本大杂烩,以此介入一下正如火如荼的“国际化、全球化美国史”运动,遂把原来的专著计划抛诸脑后。但事实证明,费时竟达五六年之久。一旦我“从拱门上摘走了拱心石”(take the keystone out of the arch),《现代国际思想基础》的建筑雏形旋即崩塌。许多年以后,我围绕这一课题发表了若干篇各自独立的论文,这才想起重拾旧业。这些文章好比散落一地的肢节,等待我拼湊成一具躯体。于是,这部本来告吹的专著又像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笔下的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一样,重新凝为一体,浴火重生。当时《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已激发了学界极大的兴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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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夏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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