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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起予:民本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五四前后李大钊思想的解读

更新时间:2020-07-17 20:08:35
作者: 杨起予  

   摘    要: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理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都曾受到其自身既有知识结构和所处时代问题的影响,相应地,这种影响又会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形成一种不同于经典文本的中国表达。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也同样经历过这一思想历程,并在同时代人中具有典型性。李大钊思想中的民本主义及其所派生的大众观念、民族主义和社会责任意识等,在其接受和解释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究竟产生过何种影响?它们之间如何会通?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分析与讨论,有助于更深一层地理解五四前后李大钊的思想转变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传播的思想起点。

   关键词:李大钊; 民本意识; 民族主义; 社会改造;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先驱和为革命而牺牲的英烈,李大钊在中共党史中具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中,他也同样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李大钊出生于清朝末期,早年曾像传统士人一样参加过科举考试,又在科举废除之后转入新式学堂,后留学日本,并在留学期间研读了西方著作和理论。这一求学经历使他的知识结构中兼有儒学留下的传统思想和西学带来的新思想。

   与他的同时代人一样,李大钊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并不先期具备与之对应的理论基础,因此,他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除了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自身本有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倾向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使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产生了一种富有个人特点的理解。就其一生的思想历程而言,李大钊的许多观点都曾随时事的变迁而发生过明显的变化,章士钊后来曾追忆说:“守常初从汤济武、孙伯兰遊,谈政臭味,与进步党相近。及与余交,议论竟与《甲寅》沆瀣一气。”1但在这些转变的思想中,惟有民本主义始终如一地占据着重心位置。而由这一重心思想所派生出的大众观念、民族主义和社会责任意识则都曾在李大钊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并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获得了一种独特而又中国化的表达。

   一 民本主义与阶级竞争说

   (一) 民本意识催生出的大众观念

   在许多既有的研究中,李大钊常常被描述为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但究其思想来源,则李大钊最先受到的无疑是民本意识的影响。大约而言,民本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在内涵上有相似之处,即都以人民为本位。但民本主义是儒学中的一个古老观念,它源于对治人者的约束,着重于民生(人民利益)。民主主义则是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思想,它立足于民众自身,重在人民的权利和权力。

   相比于来自西方的民主主义,李大钊更早也更长久地接受了儒学留给他的民本意识。出自《尚书》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以及由此衍生的“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道理,在长久的传承之后,既成为中国社会共认的政治理想,也成了读书人心中的天经地义。

   除了传统儒学的长久浸润之外,李大钊早年的留日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其民本意识的形成。据侯且岸的研究,李大钊曾“直接受益于日本大正时期民本主义思潮的熏陶。他的老师、民本主义思想的创始人吉野作造博士对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3但侯且岸同时也指出,李大钊“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这一思想,而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有概念,结合中国的具体政治实际,做出更为深入的理论分析”。3

   以此为思想源头,非常自然地形成了李大钊的大众意识和民本意识。而置身于民国初年的乱世之中,面对专权政党的骄横豪暴和平民大众的苦受压迫,这种大众意识和民本意识又使他更容易体验和感知人民的苦痛,从而更容易对新文化运动中高涨的民主思潮产生一种向往。

   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他以“民彝”反对“宗彝”,指出:“宗彝可窃,而民彝不可窃也;宗彝可迁,而民彝不可迁也。”4对于文中的“民彝”一词,学术界有过不同的诠释。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所谓民彝,就是‘人民的法则'”。5李龙牧则将其近似地表述为“人民的意志、愿望等”6。而朱成甲的看法是:“所谓‘民彝'”,“它的实质也就是‘民之秉彝'、‘民常'、‘民性',是具有一般的哲学抽象的。因此,实质上也就是‘人性'。”7这些观点虽各有侧重,但其实质都是相同的,即认为“民彝”是多数人所共认的道理。与之相对应,“宗彝”则是指祖辈留下的法理和规范。李大钊认为宗彝可以被权势改变,但民彝则永远不会变。在论及治理之道时,他说:“为治之道不尚振奇幽远之理,但求平易近人”,而能“与众共由”。4在他看来,这种“与众共由”的民主精神正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之所在。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对“多数政治”的含义做了不同于当时一般论说的诠释,特别指出:“今世施行民治之国,所以采行多数制者,其意盖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乃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之度为充分之讨论、翔实之商榷,而求一公同之认可。”8因此,多数政治的本意不在数量之多,而在“公同之认可”。在那个时候的民主叙述中,这是一种别为解释,而就其内涵而论,这种“公同之认可”既在于求得更具包容性的民权,同时又含有民本顾及整体的本义。两者都与西方民主由个体为本位的权利派生出来的多数与少数之比有着明显区别。因此,在这些表述里,传统的民本意识与传入的民主意识又在交融之中。对于民国初年,当权者以少数人的意志借多数人为名目掠夺民政、压制民意的乱象,这是一种直接的回应。而这种对“多数政治”的别为解释又成为他日后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走出西方民主观念的理由之一。

   除了对民主政治的向往之外,李大钊的民本意识更多地体现在了对人民本身的关怀上。自19世纪末进化论思想传入中国之后,便以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为中国人半个世纪以来在外力逼迫下的困境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并使中国人在救亡图存的意愿下接受了这种解释,力求自强。进化论也因此而被当作一种普通的天演公理。李泽厚曾说:“进化论观念作为意识形态和情感信仰,指导中国知识分子去生活和奋斗,具有着理性的特征。”他还特别指出:“李大钊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歌颂着‘青春'、‘今',呼喊着‘新的、旧的',追求进步,肯定进化。”9然而,与同时代的多数人不同,李大钊在“肯定进步”的同时,却对这种天演进化中所内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表现出了一种怀疑和反思。他在《战争与人口问题》一文中直指这种“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天演之义”引发了世界战争,而其根源则在于“马查士之人口论与达尔文之天演论”10。他将天演进化视作人类战争的根源,因而对于人口论“以战争解决人口问题”“授近世侵略家以口实之事实”,“不敢为之曲讳”10,明言“今日战争之真因,不在人满乏食,乃在贪与惰之根性未除”10。而要克服这种“祸殃与罪恶”10,“当以节欲洁身之德,自度其生计之能力”,10而不是发动战争。生计问题不是用“优胜劣败”可以解决的。

   与这种反思相对应的,是李大钊更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在于合作与互助。他说:“现代之文明,协力之文明也”;“现代之社会,调和之社会也”。10并因此而显出他与陈独秀主张以“新陈代谢”“淘汰”“陈腐朽败者”,给“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11的绝对主义显然不同。在一个中西论争、新旧冲突的时代,“调和”更注意思想的共性和人际的共性。两者的不同正说明,民本意识中的人是总体的人和群体中的人,因此,以思想逻辑而论,民本意识更容易以合群和共济为生存之道。而在那个时候的思想环境里,这种合群意识又曾使中国人更容易与俄国十月革命带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内含的集体性产生共鸣。因此,李大钊之成为最早关注和宣传俄国革命的中国人之一,其间的思想交集与这种民本与合群有着明显的联系。

   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他曾以向慕之情表达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赞扬。以字义而论,庶民即大众,庶民的胜利即平民大众的胜利。因此,就思想的变迁和传承来说,他对十月革命的热诚和关注应当是由其思想中本有的大众观念延伸而来的。而当他进一步探究俄国革命的由来和影响时,则又更深地为其人道精神所吸引。在比较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时代精神与革命性质时,他称前者为“法兰西爱国的精神”,后者为“俄罗斯人道的精神”。10在具体阐释两种精神的性质和影响时,他说:“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10因此,在李大钊看来,基于人道精神和爱人精神的俄国革命对当日的世界更具时代意义。由于以全人类为关注之所在,所以其人道精神和爱人精神广及“庶民”并因此而更接近中国人熟悉的大同理想。在这种与思想的联结中,他相信俄国革命所昭示的时代精神将开启一种新的世界潮流。与此相关联,他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力赞“人道主义”、“平和思想”、“公理”、“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这些世界人类的新精神,并都归之于“Bolshevism”12。

   正是这种俄国革命带来的“新潮流”和“新精神”真正吸引了李大钊的注意,并更深一层地将其引入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他期望这个与“新生命”的诞生相伴随的过程给二十世纪的文明带来一种大变。李大钊过去一直以欧美的民主为榜样,现在则在俄国革命的成功里,更真切地看到了复兴中国的希望。

   (二) 互助论调和下的阶级竞争说

   李大钊由民本意识接纳马克思社会主义理想中内含的集体主义,并由此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不仅仅在于同情和理解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悲惨遭遇,其内在涵义更在于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以改造世界这一终极目标。后者的斗争性表现在其阶级竞争理论之中。与李大钊相比较,同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便更明显地从阶级竞争论这一理路进入马克思主义。

   阶级竞争论强调,因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不同而产生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对立,而这些对立阶级之间的相互竞争便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其重心在于“竞争”二字,与李大钊所一贯推崇的平和、博爱、人道精神相比,显然并不一样。所以,从外观上看,他的以上观念似乎不仅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与阶级竞争理论存在着明显的扞格。

然而,以李大钊自身的思想为脉络,以寻求其理论演绎的走向,则在他那里,阶级竞争说与互助论之间自有一种内在的联结。对此,李泽厚曾指出:李大钊“以‘互助'、‘协合'、‘友谊'、‘人道'、‘改造人类精神'来作为改造社会组织的互补剂和双行道,使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具有某种伦理的道德的性质和内容”。而“这种‘互助'、‘协合'和‘改造人类精神'”是“以下层人民的劳动为基础的”。13因此,在李大钊的论述中,阶级竞争说的合理性在于它证明了离开无产阶级的整体参与,便无法实现社会主义。“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14人民是这个过程里的目的,也是这个过程里的主体,所以,阶级竞争与人民群众在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已合为一体。这一点与他思想上的大众观念正相契合,但另一方面,李大钊也看到了阶级竞争说的斗争性与互助论之间的明显对立。他并没有回避这种对立,而是以自己的理解阐释两者的关联。他说,阶级竞争往往发生在生产力的发展“与现存的社会组织不相应”的时候,是用于“改造社会、消泯阶级的最后手段”。12但即便是马克思本人也并未“承认人类的全历史,通过去未来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准确地说,马克思认为阶级竞争不过是“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一段”,而“人类真历史的第一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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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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