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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鹏:“思维如何回到神?”——黑格尔早期对启蒙的批判与反思

更新时间:2020-07-06 17:16:53
作者: 肖鹏  

   摘    要:“思维如何回到神?”这是黑格尔在思想成熟时期对启蒙的内涵及其存在的问题最为简洁的描述。黑格尔认为,启蒙的问题就在于如何扬弃主观的有限性,回到客观性。在图宾根时期和伯尔尼时期黑格尔都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理解宗教。这实质上是将宗教奠定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之上,表明他还没有超出启蒙对宗教的认识。直到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才超出了以道德来规定宗教的思路,而从主客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宗教,但由于他仍然立足于爱这种主观情感之上来实现这种统一,结果导致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分裂。黑格尔早期试图以宗教教化民众的努力失败了,这迫使他更加深入地理解和反思启蒙,重新思考个体、世界与神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德国哲学;黑格尔;启蒙运动;宗教;道德;个体性原则

   作者简介: 肖鹏,哲学博士,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黑格尔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时代精神发生巨变的时代。按照克朗纳的看法,这是一个“理性”在没落而日耳曼精神渐为情意和想象所克服的年代。[1]149克朗纳关于理性没落的观点与这一时期德国启蒙运动的终结与浪漫主义兴起有关。1黑格尔现身于如此复杂多变的思想和历史情境之中,自然深受时代精神的感染。启蒙运动无论早期还是晚期都不曾离开他的视域,而在成熟期的《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对启蒙运动在思想史上进行了定位。黑格尔对于法国启蒙运动和德国启蒙思想的介绍恰好处在理智思维时期向最近德国哲学(包括耶可比、康德、费希特、谢林)过渡之间。[2]从这样一种时间和思想史的定位来看,启蒙运动(包括法国和德国)对于黑格尔来说确乎是一件过去了的事情。

   黑格尔认为,德国启蒙思想受英国经验论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重视常识,单用理智的严格性和效用原则攻击理念,使形而上学降低到空洞的地步。在黑格尔看来,启蒙达到了这样一种精神自由的状态,可认识的东西都放在意识之内,自我意识成为绝对的东西,结果则是,“有限事物的观点也同时被认作一种最后的东西,神则被当成一个处在思维之外的彼岸物”[2]243。问题就在于如何扬弃这种主观的有限性,回到客观性。黑格尔认为这是考察康德、费希特、谢林的时候所要解决的问题。[2]241-243

   “思维如何回到神”(wie das Denken wieder zu Gott komme)这是思想成熟时期的黑格尔对启蒙的内涵及其面临的疑难最为简洁的描述。[3]313这个描述可以看作是对他中学时期关于启蒙零星思考的某种回应。2黑格尔思想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漫长而繁复的过程,而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他一再地从各个角度对启蒙运动进行探测,并不断调适这一运动在整个精神发展中的意涵及在整个体系中的位置。事实上黑格尔通过对现实与理论地越来越深入的思考与反思来化解关于启蒙运动的疑难,最终为其找到一个妥帖安放的位置。而黑格尔成熟时期关于这一运动的描述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其启蒙运动思考的整体把握,而且特别有助于我们厘清其思想形成时期对启蒙运动的思考与反思,揭示其在思想发展过程中思考和处理这一主题时曾经所面临的疑难。

  

   一、 黑格尔对启蒙的最初反思与批判

   黑格尔出生于一个既秉持传统又明显受到德国启蒙运动濡染的家庭。[4]7他进入中学之后更是受到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熏陶,这把青年黑格尔引向现代最新的世界而偏离了符腾堡的传统世界。黑格尔早期关于启蒙的思考总是与实践问题缠绕在一起,特别是与宗教和现实政治紧密相关。在中学时期的一篇习作中,黑格尔从启蒙的观点来考察古代的多神论。[5]7但是,黑格尔的思想从来都是复调的。从中学时期阅读的书目和相关的日记与习作来看,黑格尔也深受古典思想的熏陶,甚至后来任纽伦堡高级中学校长时期他也特别重视古典文化教育,认为古希腊罗马的文学是美感与品味的教养本身,同时也是高等教育的基础。[6]314-318黑格尔对各种知识的广泛汲取使他从来都不可能对任何一种思想采取简单接受的态度,其中必定有一番慎思、明辨与择取的过程,对于启蒙也不例外。

   黑格尔真正开始对启蒙运动、宗教、政治三者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可追溯至图宾根时期(1788年秋到1793年9月)。3黑格尔在这一时期极为关注德国的前途和命运,不过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主要是透过思考启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而体现出来的。 从黑格尔在图宾根时期写下的手稿片段来看,黑格尔认为“宗教是我们生活里最重要的事务之一”[1]59,他特别重视宗教对人的实际生活的提升作用。宗教要对人的实际生活产生促进作用,它就不仅仅只是理性化的知识,必须要使人的心灵感兴趣。基于这样实用的考虑,黑格尔在这一时期主要从理性与感性的角度来考察宗教,并将宗教分为主观宗教与客观宗教。主观宗教表现于情感与行为中,而在客观宗教中起作用的是理智和记忆,“它们寻求知识,透彻思维,并且保持或相信其所知或所思”[7]64。黑格尔否认启蒙理智在导人向善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理智的培育和理智之应用于吸引我们兴趣的各种对象上,就是启蒙。——因此启蒙总有一种美好的优越性:它能够给予义务以明晰的知识,能够对于实践的真理给予论证或说明理由。但是启蒙却没有本领给予人以道德。在价值上它无限地低于内心的善良和纯洁,真正讲来,它同那些东西是‘不’相称的。”[7]75

   在黑格尔看来,宗教乃是心情(Herzen)的事情,“理智的启蒙诚然可以使人更聪明一些,但不是使人更善良一些”[7]71。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质疑启蒙在使一个民族摆脱错误与偏见、走向开明中所能起到的作用。[7]72-77对此,他评论道:“谁懂得如何对世人的不可能设想的愚蠢大说一通,谁能够严密地证明一个民族有了那样的偏见是最大的愚昧,谁能够总是信口抛出类似启蒙、人类知识、人类历史、幸福、完美等等字眼,那么他除了是一个启蒙的空论家,一个市场出售廉价的万应灵药的叫卖商之外,再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了”[7]76。黑格尔指出了启蒙所具有的虚浮之气。

   尽管黑格尔在图宾根时期对于启蒙及启蒙理智的客观宗教在导人向善方面多有否定,尽管他从理性与感性的角度看出启蒙理智之不足并在宗教层面对其展开批判与反思,但这一时期黑格尔关于宗教的思考很难说走出了启蒙的影响。他这一时期主要从人性与道德的角度来考虑宗教的本质。在黑格尔看来,宗教提供给道德和道德动因以一种新的崇高的振奋,而在论及主观宗教部分,他认为上帝的概念乃是一个道德的概念,“从宗教中取走了道德的动因,则宗教就成了迷信”。[7]68-69可见,黑格尔还是在近代自我意识的基础之上来理解宗教,这显然受到当时启蒙运动与康德哲学的影响。

   在黑格尔之前,对启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有深入思考并对他发生实际影响的是莱辛和康德。黑格尔中学时期即读过莱辛的剧本《智者纳坦》(1779)。不过,那一时期吸引黑格尔的可能是莱辛所扮演的“文人”和“人民教育学家”的角色。[4]16而对黑格尔的宗教思想发生影响的还是其剧作《智者纳坦》中关于宗教的普遍人性基础的观点。在图宾根时期的手稿中,黑格尔虽然认为莱辛的《智者纳坦》是只服务于客观宗教的启蒙理智的辉煌成果,但肯定了主角纳坦的观点:“凡是在你们看来,使我成为基督徒的那些东西,也是在我看来使你们成为犹太人的东西”[7]69。平卡德认为,剧本《智者纳坦》中的主人公纳坦实际上体现了莱辛自己具体理解的启蒙宗教的理想。[4]15至于康德,平卡德认为黑格尔在斯图加特时期只是朦胧地注意到康德哲学,并且在老师阿贝尔的影响下对康德的形式主义倾向也只是朦胧地感到不甚满意——而阿贝尔是这一时期对黑格尔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资深老师之一。图宾根时期黑格尔从道德角度理解宗教,批判康德像启蒙理智一样忽视人的情感,可以看出他对康德的取与舍。他在这一时期没有像后来那样把康德与启蒙区分开来。

   黑格尔这一时期从道德角度理解宗教,表明他对这两种意识形式的差别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有清楚的认识。道德奠立于近代个体性原则之上,而宗教出现于精神在扬弃了人的主观性之后的更高发展阶段。黑格尔在这一时期还没有能意识到道德所代表的近代个体性原则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古希腊的民众宗教的理解上。黑格尔在这一时期一方面批判启蒙的理智主义,另一方面也不满意作为私人宗教的主观宗教。黑格尔心目中的理想宗教是古希腊的民众宗教。希腊的宗教是城邦的宗教,与公共政治生活是一体的,不仅实现了人的内在的统一,而且实现了人与人、人与城邦之间的和谐统一。黑格尔认为培养民族精神是民众宗教的事情,而民族精神、历史、宗教以及政治自由又是联系在一起的。这里黑格尔强调的是希腊的宗教超出个别性的实体一面。不过,黑格尔仍然是从道德的角度理解希腊的宗教,他认为在希腊人那里,“神灵赏善罚恶(即让可怕的复仇之神来处理恶)的信仰建筑在理性的深刻的道德需要上面”,并且认为神是按照道德律统治人的。[7]85可见,在黑格尔对希腊宗教的实体性的描述与对其具体的道德规定之间存在着裂缝,不过,按照黑格尔当时的理解,两者是可以融合的。

   希腊宗教的道德规定与其实体性的这种结合,实际上表明了黑格尔融合古今的企图。正如平卡德对于他与其两位校友——荷尔德林与谢林——同时接受希腊艺术与法国大革命的描述:“温克尔曼对希腊艺术的看法,与使他们受到吸引的启蒙运动作者的看法,二者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和不可分割的,在他们看来,古典希腊生活完整形式,是与法国大革命对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祈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4]33。他们看到的是古典的完整生活形式与现代的个体性自由的和谐一致。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解,更深的原因是黑格尔当时虽然意识到“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间的差异,但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古希腊的个体性原则与近代的个体性原则之间的区别。黑格尔是随着其思想的成熟才将这两者区分开来。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认为希腊人站在两个极端之间,一方面是精神与自然合一的东方式的“实体化”,另一方面是极端的抽象主观性。[8]160在古希腊主观性原则和个体的精神显露出来了,但精神还不是思维中的一个自为的存在。[9]291古希腊既不像东方是精神沉没于自然之中,也不似近代抽象的主观性在自身中建立一个思想世界,而是以自然与精神的实质统一为基础,不过精神居于首位,自然则是照澈一切的精神的表现。因而,希腊人重现世甚于来生,化世界为自己的家园,无论他们的生活还是哲学都可以用“怡然自得”或“畅然自足”来形容。[8]157-160与之相应,黑格尔认为,希腊人追求的是幸福而不是道德。康德哲学之前道德建立在幸福的基础上,而幸福处于一个中间位置,“一方面是单纯的肉欲,另一方面是为公正而公正,为义务而义务”。[8]170

由于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希腊的个体性原则与近代个体性原则的区别,黑格尔不可能看到宗教的实体性与道德规定之间的裂缝,更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希腊宗教的实体主义与近代个体性原则之间的巨大鸿沟。因而,这个时期黑格尔对希腊的宗教的描述有一种美化、理想化的倾向。黑格尔这个时期也像后来一样肯定希腊宗教相比于基督教的现世取向,但是为了与基督教的阴郁悲苦相对照,他这一时期把希腊的宗教着意渲染成明朗欢乐的宗教,而受这种宗教滋养的人,自由、欢快、健康与和谐,全然没有像后来的布克哈特和尼采注意到希腊人明朗欢快底下潜藏着的斗争与恐怖。其实,即便是黑格尔深受其影响的温克尔曼,他在将希腊艺术形容为大海时,虽然强调大海深处的沉静表现希腊艺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特征,但也注意到海水表面波涛汹涌。[10]17黑格尔这一时期还是“人性的,太人性的”,斗争一面还完全没有呈现出来。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希腊人面对命运的描述中。黑格尔认为希腊人面对盲目的命运采取一种委迤的态度,即便遭受任何的痛苦与灾难也不会有忿怒、怨恨与不满。“由于希腊人这种信仰一方面尊重自然必然性的流转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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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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