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韩毓海:探寻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

更新时间:2020-06-22 23:28:48
作者: 韩毓海  

   只有遍历了苦难和辉煌的文明,才能谈得上伟大复兴

  

   《中国青年》:中华民族已走过了五千年历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文明,而世界其他文明则是高度断裂、基本上不连贯的。中华文明这种独有的连续性,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先辈们在历史上创造的独特治理体系和制度文化?如果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龙兴》从制度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变迁的角度重述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其当下性何在?

   韩毓海:先从当下说起。我们的任务和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苦难辉煌的漫长奋斗史中,汲取思想、智慧和力量,要求我们立足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立足中国人民的要求,解决当今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概括起来说,这就要深入探求、揭示我们长期发展、实现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和内生动力。

   我们是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必须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是由方块字,是由不间断的系统细密的历史记载和史籍,是由考古的发现证明的。这种连续性,放在人类发展史上,当然是唯一的,对上述这种文字、史籍、考古所昭示的连续性,我们当然是必须注意的,但是,我在《龙兴》里讲的连续性,主要是讲文明的连续性,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文明的价值追求,构成了我们长期发展,实现伟大复兴的内生动力的不竭源泉。

   说到文明的连续性,我们就必须追问:在中华民族发展的不同时期,特别是面临着巨大变局的时期,支持中华文明五千年一路走来,支持我们走向伟大复兴的文明的内生动力,究竟是什么?

   而这就是《龙兴》要探求的东西,是这本书的主题与主线。

   “复兴”,首先是一个文明的范畴,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证明:有辉煌必有苦难,有苦难未必就一定有辉煌,但只有遍历了苦难和辉煌的文明,才能谈得上伟大复兴。

   这么讲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是要与那种直线进化的、目的论的、均质而空洞的时间范畴做出区别,而那样一种时间范畴,是近代西方的一种历史意识,体现了它们一种比较特殊、比较简单,甚至比较短暂的历史经验。用这样一种历史意识来衡量、表述我们文明走过的路,显然是不行的。

   我们必须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因为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是在处理其当时、当地的问题过程中,特别是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的,如果不加分析地直接采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范畴、发展模式来说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无视中国的理论,这无法解决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内生动力这个问题。

   与这种近代西方的时间观、历史观不同,在《龙兴》中,我采用的是一些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自来就有的范畴,例如,其中一个重要范畴是“时势”,这本书,就是结合时势的变化来说明我们走过的道路,这可以说是《龙兴》的内在逻辑。

   像许多先贤一样,柳宗元在其《封建论》开篇,就讲了“势”,“时势”不是一个空洞的、直线向前的时间概念,因为它指向的是历史变化背后的内在动力,是在历史变化中不断丰富、不断复兴的价值追求——用我们祖宗的说法,那就是礼乐与制度,天理与初心,小康和大同,郡县与封建,是制度与治理,也是你所说的:先辈们在历史上创造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的连续性,是构成我们伟大复兴的内生动力——这种历史变化背后的动力,这种价值追求,我们今天称为“中国梦”。

   “中国梦”,是指“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我们究竟怎样深刻理解“中国梦”呢?靠当前西方的那种理解,靠追随、攀比西方的那些指标,可以吗?如果说有钱就是幸福,那今天发达国家的老百姓幸福吗?如果他们很幸福,恐怕就不会有当下美国人民因为弗洛伊德的事示威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恐怕也不能说不富强,如果国强必霸——这样的所谓“富强”,真的很有意思吗?西方世界、美国人对他们的文明确实很自信,但对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则很轻视。很少有了解的兴趣,更不要说学习的热望了——而这样一种自我封闭的孤芳自赏,能叫文明自信吗?

   进一步说,一个在比较短暂的历史发展过程里,很少吃过什么亏、遭过什么难的文明,它能懂得什么叫做“伟大复兴”吗?能够知道什么叫“家国一体”“天下情怀”吗?

   在当今世界,“中国梦”深刻提出了对于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富强、什么是幸福的全新理解,这种理解,就是植根于中国大地、植根于我们五千年的文明的。

   “中国梦”创造性地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我认为,这种深刻性、创造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

   有人把“中国梦”等同于“美国梦”,这当然是不行的。

  

   中华文明是“以民为中心”的

   《中国青年》:“殷周之变”废弃巫鬼文化,确立封建宗法制;“周秦之变”废分封、行郡县,以法律官僚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代替王公贵族治国理政。由此,“封建”与“郡县”这两种贯穿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治理制度得以奠定。如何理解顾炎武的总结——“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封建”与“郡县”之分殊的关键在哪里?

   韩毓海: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其他伟大文明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无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东正教,都是“以神为中心”的,而我们是“以民为中心”的。这个不同,是在周秦时期奠定的。以神为中心,那就必须有一个祭祀阶层,而秦始皇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打倒了祭祀阶层,代之以郡县制官僚,废弃巫鬼文化之后,从此只有一个人可以直接与上天沟通,这个人就是天子——即皇帝。

   天子怎么与天沟通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与其说听政就是听天,不如说听天启就是“听民声”,听政无非听民。而“听民”的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郡县制官僚去了解老百姓的情况,解决民生疾苦。

   当然,中国很大,仅仅靠垂直的官僚组织,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于是,自古以来,特别是宋代以来,针对官僚组织、官僚机构脱离基层、脱离百姓的情况,一些儒家成员主张以服务于基层的老百姓的组织,来弥补官僚制度的缺陷与不足,其重要的代表,例如南宋的叶适和朱熹,他们就是从这个角度,激活了中华文明的两个重要的命题:郡县与封建。

   “封建”与“郡县”之分殊的关键在哪里?简而言之,郡县,解决的是集中的问题,是通过一个郡县制的治理体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问题;而宋以来,特别是朱熹讲的“封建”,其重点,则是讲基层老百姓的“小事”怎么解决的问题。于是,就有了社仓、民兵、乡校、父老这样一些立足于基层的群众性组织,这样一些中华文明的范畴。

   “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这是顾炎武《郡县论》的名言,讲的是封建与郡县的辩证关系,也可以说,是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大致上是说,完全依靠基层的组织,不能解决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问题;而仅仅靠官僚体系,则很难应对基层百姓的小事。

   我们党高度重视基层,同时也高度重视组织建设,所谓“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既有民主,又有集中”,也是讲这种辩证关系。

   即使从上述这种最简要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我们今天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包括“群众路线”,筑牢基层——那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真谛、沃土之中的。这些极为深刻的命题,是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所难以解释的。

  

   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封闭主义和孤立主义,“一带一路” 是中华文明开放与包容精神的复兴

   《中国青年》:在您看来,张骞“凿空”西域后,汉唐中国面向世界的视野就此形成,并随即开拓和缔造了丝绸之路这一“世界制度”,第一次为欧亚大陆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与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近 500年的全球化进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扩张相比,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将汉唐丝绸之路称为一种“世界制度”?这种历史叙述,是否也是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叙述、建立当代中国“世界”观的一种尝试?

   韩毓海:首先,我们的文明从来就是讲开放的,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我们这个文明开放、包容精神的写照。从历史上看,是汉武帝时代的张骞西行,首先把中国与中亚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后,历经时代变迁,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终于在蒙元时代形成。蒙元从交通、贸易、货币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制度,把中华文明和地中海文明这两个伟大文明联系在了一起。

   丝绸之路世界制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其中,伊斯兰的兴起,对丝绸之路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我在《龙兴》中简要地论述过,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世界依然非常重要。

   相对而言,西方文明并不总是开放的。地中海文明并不是一个整体,从历史上看,它曾经是开放的,是拥抱和向往东方的,特别是——东罗马帝国就是地中海文明拥抱东方的典范,它实现了希腊—希伯来—基督教文明的融合,东罗马帝国是面向东方的。但是,随着奥斯曼势力的崛起,东西之间的冲突加剧了,十字军运动发生了,直至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灭亡,造成了丝绸之路制度发生了内部的危机,随之而来的是,西方和地中海文明对于东方的态度,开始发生了转变——西方由对东方的开放、向往,走向了恐惧,由恐惧走向敌视,随后再由敌视走向蔑视。西方霸权主义的形成是近代的事,它背后就是西方日益走向封闭。现在的欧洲与美国,与当年的东罗马帝国比起来,显然要更为封闭狭隘。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是东罗马帝国灭亡后,丝绸之路制度陷入危机乃至断裂的产物。其中,西班牙的主要方向是绕开丝绸之路去殖民美洲,而葡萄牙的主要方向,则是混进丝绸之路制度,努力去破坏它、割裂它、拆解它。葡萄牙带头破坏丝绸之路制度,但是,在当时的中国眼里,它被视为破坏世界交往的海盗行为,与倭寇没有区别,这说明:西方殖民主义制度起初是附着在丝绸之路制度之上的。明代中期,王阳明的时代,中国儒将汪鋐在广东海上大败葡萄牙舰队,王阳明对葡萄牙人的炮很感兴趣,他把佛朗机大炮用于平定宁王叛乱。

   说到“欧洲中心主义”,这是一个比较成问题的概念。因为地中海文明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从历史上看,欧洲从来是四分五裂,没有一个中心,我们说到欧洲的时候,究竟是指希腊?是指基督教的罗马帝国?是指希腊化的东罗马帝国?是指斯拉夫东正教的俄罗斯?还是指封建巅峰时代的法兰西?是指工业革命的英国?是指自命为欧洲中心的德意志?我们怎么处理希腊、罗马与日耳曼之间的根本区别?

   因此,我们说到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其实是指一种封闭和孤立的姿态,是一种敌视其他文明的狂妄自大,西方世界这种态度的确立,是在近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秩序确立之后。

   有人说“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的复兴,当然,这是中华文明的开放与包容精神的复兴。说中华文明是封闭的,而西方文明是开放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西方中心主义就是一种封闭主义和孤立主义。明代中期之后,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势力,只是希望通过一个零碎的殖民地体系,来替代丝绸之路这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制度。正是这个开放包容的制度的瓦解,造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殖民主义的世界,一个丛林法则支配的世界。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文明,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的“重要密码”何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1790.html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杂志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