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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莹:新冠疫情后的中美关系 能否实现良性竞争

更新时间:2020-06-18 01:12:14
作者: ​傅莹  

  

   2020年2月,我和几位中国学者一道参加了在德国举办的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这届会议报告的主题是“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从欧洲人的视角看“西方”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中心是否正在衰落。这是一个有历史纵深的理论性问题,引发与会人士的热烈讨论,但仍免不了被中美之间的现实矛盾所冲淡。

   当时正值中国新冠疫情最困难之际,与会的美国政要们不仅对关于疫情的讨论或信息没有兴趣,而且抬高对中国批评的调门,纠缠华为5G、香港、新疆等问题,强势要求欧洲人站队,试图形成对中国战略竞争的西方统一立场。出席会议的美国人阵容强大,包括众议长佩洛西等二十多名参众议员,还有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埃斯珀、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前国务卿克里等政要、高官和智库学者。他们显然是协调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一致立场,把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威胁”作为与会的主打话题,污蔑华为产品是“中国情报系统安置在西方内部的特洛伊木马”。他们指责中国奉行“胁迫性的海洋政策”,运用军事和外交力量挑衅他国等等,同时宣称“西方没有没落”“西方价值观将战胜俄罗斯和中国对‘帝国’的渴望”,要求欧洲与美国共同应对“中共不断增强的进攻性”。

   这些强硬表态呼应了特朗普上台以来对华政策的调整,把中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者”。三年来,美方相继挑起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在军事上深化针对中国的部署,政治上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质疑中国的政治体制。美方的持续挑衅迫使中方做出反应和反制,中美关系出现快速下滑。

  

   中国与美国“一进一退”

   观察美国政策的改变,不能不看到冷战后中美两国的国家基本路线呈现出两种不同方向的演进态势。

   中国判断和把握住了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顺势而为,坚持改革开放、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构建起全球合作网络,同时也开始更多地参与和影响国际事务。

   而另一边,美国却沉醉于“历史的终结”和单极秩序,力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模式改造其他国家,发动了多场战争,陷入霸权的自我消耗。加之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对资本的扩张缺乏有效管理,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出现。同时,美国国内矛盾解决得不好,分配不均使得中低阶层生活质量下降,身份认同的矛盾让社会分歧扩大,政治日益极化。近年美国社会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不少人认为国家的政策和路线是不成功的。特朗普政府索性放弃自由主义国际政策,大搞保守主义和本国优先,美国的霸权呈现收缩的姿态,“灯塔效应”也变得黯淡。

   中国与美国的“一进一退”,反映出两国在同一国际体系中的反向演进,必然带来国际权力调整的张力。

   美国一方面需要解决这些年内外政策失误累积起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中国日益警惕,并且试图打压。美国的政策和态度的转变给国际形势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美方担心中国与其争夺世界主导权,把与中国的竞争视为一场输不起的国家根本利益保卫战。美鹰派势力意图推动对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认为唯此方能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这股力量的动员力和影响力都在扩大。美军方则以西太平洋、东印度洋为重心,升级军事部署、强化同盟网络、推进“印太战略”,利用南海、台湾等问题增加对中国的制衡。

   外界普遍担忧:中美是否会闭着眼睛跳入“修昔底德陷阱”,即所谓守成大国的恐惧与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导致冲突?多边全球合作的架构是否会因此分裂甚至崩塌?

   现在看来,2020年初发生在慕尼黑的一幕似乎预示了,中美关系将在这一年里加速滑落。

  

   对华战略关键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

   慕安会结束后不久,新冠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4月上旬,美国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的这场“全球大流行病”的新“震中”。此番疫情是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三次改变世界议程的重大事件。前两次分别是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尤其是后者,使美国陷入严重困难。当时世界各国鼎力支持,与美国一道共克时艰。然而这一次,美国在全球层面没有释放团结合作的信号,完全没有体现出发挥领导作用的意愿和能力,不仅不出面组织国际防疫,还试图阻碍合作、制造对抗,令世人惊诧。

   国际社会最初对中美合作抗疫是抱有期待的。一方面,经过13轮艰难谈判,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议在2020年初签署,延宕一年有余的经贸摩擦终于得到缓解,给持续下滑的双边关系踩了刹车。在双方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中美元首于2019年12月20日通了电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当前国际环境极为复杂的背景下,中美达成这样的协议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有利于整个世界和平和繁荣”。

   在这样的形势下,人们对中美关系前景的判断和两国合作的预期有所回升。

   另一方面,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根据中美2001年携手反恐、2003年合作抗击非典、2008年同舟共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4年共同阻击埃博拉病毒的经历,人们习惯性地预期,这次两国仍能将这场全球公共卫生挑战转化为改善关系、恢复合作的机会。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人们所愿。武汉疫情发生后,美国政府没有表现出关心和开展合作的愿望,而是单方面撤侨、断航,商务部长罗斯将中国疫情称作“加快工作机会回流的机遇”,言谈之间缺乏基本的同情和人道关怀。美国有一些企业、个人和华人华侨给中国送来了物资援助,但是根据中国官方的信息,没有收到来自美国政府的实质性援助。《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刺激了中国民众的痛苦记忆,引爆两国间舆论对立,在美方拒绝道歉的情况下,中方取消三名驻华美国记者的执照,而美方则压缩了驻华盛顿的中国记者的人数。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带来的中美关系缓和势头很快被冲淡了。

   但此后,美国国内疫情的暴发和失控,导致经济衰退,并牵动2020年美国大选选情的变化。特朗普政府为了转嫁防疫不力的责任、保选情,采取“推责中国”的策略,掀起批评中国的舆论浪潮。白宫的表态可以被看作是官方的措辞指导,强调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延误、不透明、向外输出旅客以及与世界卫生组织勾结,才导致美国和全世界深受疫情之害。国会一些议员闻风而动,煽动对中国的抱怨,挑动针对中国的溯源追责调查,个别州的检察部门试图发起针对中国的索赔诉讼。

   中方也不示弱,坚决反击美方不实之词,同时用大量数据和事实呈现中国党和政府采取的负责任措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7日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更加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历程和做法。

   特朗普政府没有因为疫情而放松对中国的打压,美行政部门颁布针对华为的贸易和出口新规,限制进而准备封锁华为获得美方软件、硬件的产品供应,同时将更多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由此可以看出,美加大推动与中方的科技、产业“脱钩”力度。

   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界有舆论指责中国借疫情离间美欧跨大西洋关系、扩张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力,声称中国试图加强对国际组织的掌控,说中国已经“不再掩饰”与美国争夺全球领导力的意图。在台湾、香港、新疆等问题上,美国国会动作不断,通过《2019台北法案》等新的干涉中国内政的立法,后续还有一批涉华议案等待审议。美行政部门违背“一个中国”政策,与进入第二任期的台湾蔡英文当局增加了官方接触和交往。加之中美航线联系、人员交流等均因疫情而萎缩,这些都在事实上加快“人文脱钩”的步伐。

   两国关系的急剧恶化对民意产生了负面的塑造作用,愤恨、敌视情绪迅速扩大。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3月3日至29日对1000名美国民众的调查显示,66%的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这是自该中心2005年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以来最为消极的评价,2017年这方面的比例为47%。此次调查中,还有62%的民众认为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是美国面临的一个主要威胁。在哈里斯民调中心4月在全美开展的调查中,90%的共和党人、67%的民主党人认为中国应该为疫情的扩散负责,66%的共和党人、38%的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中国国内虽然没有民调机构进行此类调查,但从网络空间的大量评论和媒体声调看,民众对美国朝野疑华反华言行十分反感,负面情绪和不信任感也达到了建交以来的高点。

   5月20日,白宫网站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报告(以下简称“战略方针”)。该报告是根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的要求向国会提交的,并非出台新的对华战略,但其中包含了根据形势变化而更新的政策思考,更加明确地否定美国过去历届政府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更加激昂地渲染中国崛起对美国带来的“威胁”和“挑战”,更加具体地描绘对华竞争的路线,意识形态对立的含义也更浓。可以认为,美国对华竞争性新战略朝着成型又迈进了一步。

   究其原因,还是美国强硬势力要咬紧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不想让双方在抗疫中的合作需求缓和竞争,进而分散乃至打乱他们的“战略部署”;相反,他们试图借机强化竞争。“战略方针”中提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概念,成为阐述对华战略的关键词。

   回顾美国对外战略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影响最大的是里根时期“以实力求和平”的现实主义思想,也被称为“里根主义”。在当时的冷战形势中,美国处境并不十分有利,里根政府通过大力渲染扩充军备、扩大核威慑,将苏联诱入军备竞赛的陷阱。近些年面对俄罗斯复兴、中国崛起等挑战,美有学者倡导“进攻性现实主义”,其基本判断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注定了大国竞争的悲剧宿命,主张以进攻的思维和行动提防对手、维护权力、捍卫霸权。

   “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更像是“以实力求和平”的里根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杂糅,不排除白宫试图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套新的对华竞争理论,对未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发挥“塑模”作用。

   而中美关系在螺旋下降的循环中,步入两国建交以来十分困难的阶段。如果将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过程比作一个360度的“圆”,那么前半个180度的“圆”在2018年底就差不多划定了,也即美国朝野、府学各界基本形成必须调整对华战略的共识。但是对于后半个180度的“圆”怎么划,也即究竟应该形成什么样的对华新战略才是有效的,则一度缺乏共识,有主张“聪明竞争”、在加强遏制的同时保持必要接触和合作的呼声,也有主张不惜一战全力打压中国的叫嚣。2019年以来美政治动员的趋势是,推动形成更加明确的与中国竞争的“全社会共识”。两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碰撞明显加快了这个进程,目前的状态恐怕还不是最低谷。

  

   美方加大与中国的竞争

   中美矛盾如今成为国际格局转变中的一对主要矛盾,两国之间的紧张态势主要是由美方主动推动的,试图挑起在以下四个博弈场上的竞争:

一是制度和价值观之争。新冠疫情之前,西方思想界已经开始担心,中国作为非西式民主制度国家的成功,会带来稀释西方价值观号召力的效应,进一步印证了“美西方”在冷战后试图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统领世界的不成功。在美战略界看来,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对美国现实利益和国际地位的挑战,更是对美国的制度稳定和价值输出的威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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