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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光 江也川:司马迁的民族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谱系建构述论

更新时间:2020-06-05 10:10:47
作者: 王文光   江也川  

   摘要:司马迁的民族思想是在汉朝大一统国家建立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大一统”国家观念是司马迁民族思想的基础,也是汉武帝“中国一统”民族思想在《史记》中的表达。司马迁第一次系统建构了“五帝世系”,“五帝”是一脉相承具有血亲关系的中华人文初祖,也是汉朝疆域内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即“华夷共祖”于黄帝。在上述前提下,“华夷”子孙经过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成为一个有内在历史文化联系的民族共同体。以此为逻辑起点,司马迁在《史记》里除了《五帝本纪》之外,还为6个边疆民族列传记述,对汉代的民族共同体进行了系统的记述,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谱系。这是司马迁留给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之一,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非凡。

   关键词:司马迁;民族思想;“华夷共祖”;中华民族共同体谱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族思想史研究”阶段性成果(18ZDA158)

   作者简介:王文光,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江也川,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云南 昆明,650091)。

   中华民族的孕育、形成与发展并不始于现代。中国古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已经作为一个自在的实体存在。自在是一种理性的状态,是一种潜在的、不外显但却是真实的存在,所以中国古代的中华民族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下的民族共同体。对此,费孝通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一、《史记·五帝本纪》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人文初祖历史谱系的建构

   《史记·五帝本纪》是司马迁为了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早期的人文初祖所进行的历史文本书写,《五帝本纪》对于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首先对五帝的世系进行梳理,把黄帝列为古代帝王之首,而其他的帝王则是黄帝的直系子孙,这些子孙在多民族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也是相关民族的始祖。

   关于黄帝,《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从《五帝本纪》的记述来看,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黄帝)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文中提到的“死生之说”,《史记·正义》解释道:“‘死生之说’,此谓作仪制礼则”,而《史记·正义》对“存亡之难”又解释道:“‘存亡之难’,黄帝之前,未有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总的来说,黄帝在当时不但重视生产生活的建设与发展,同时也重视各种制度建设。

   为了让中华民族共同体得到发展,黄帝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地奔波,“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从文中提到黄帝到过的地方,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中华民族先民当时的活动空间:黄帝活动的东边是大海,从这里可以去祭祀泰山,因此黄帝到达的海应该就是今天的黄海;黄帝向西到达了“空桐”,关于“空桐”,《史记·集解》注引韦昭曰“(空桐)在陇右”,陇右为今天陕甘地区;黄帝到达的南部地区为长江流域;北边已经到了草原。通过对黄帝活动空间的记述,实际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早期中华民族先民基本的活动空间,而且也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最初的先民就是在这个广大空间中开始孕育的。

   《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五帝继承过程的记述也十分详细: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这一段记述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因为让我们看到了黄帝的子孙很早向黄河流域以外的地方迁徙,并且与不同的民族群体发生民族融合。“青阳降居江水”,说明黄帝后裔分布到了长江流域。而“昌意,降居若水”,则说明黄帝的后代进入了西南地区。《史记·索引》注引《水经》曰:“水出牦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南国邛都,又东北至朱提县为泸江水。”而且还与西南民族通婚,即“昌意娶蜀山氏女”。这是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早期形成与发展难得的文献记述。

   虽然黄帝的正妃嫘祖生了两个儿子,但都没有继位为帝王,大约因为青阳和昌意都离开了黄帝,所以黄帝之后的第二个帝王是颛顼。《史记·五帝本纪》说:“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颛顼的活动空间超过了黄帝:“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按照《正义》《索引》的记述,“幽陵”为幽州,属北方,交趾则到了今天的越南北部,流沙则是到了西部高原,蟠木为东方的大海。关于蟠木,《集解》注引《海外经》说:“东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树,屈蟠三千里。”

   颛顼之后是帝喾,《史记·五帝本纪》说:“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显然,之所以让帝喾作为帝,是因为他:

   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

   因此在帝喾时代是“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这意味着帝喾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活动空间比黄帝和颛顼时代有所扩大。

   帝喾之后是帝尧,帝尧之后是帝舜。司马迁对于五帝做了这样的总结:“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与此同时,司马迁还把与五帝相关的民族建构起了祖源联系。《史记·五帝本纪》说:“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这一段记述,目的是要强调夏商周的先民都是黄帝的后裔,《史记·夏本纪》说:“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商朝的始祖契也是黄帝的后裔,“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即殷契为帝喾的次妃所生。周朝的始祖后稷仍然是黄帝的后裔,“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从上述文献记载来看,夏商周三个王朝的建立者都是黄帝后裔。虽然有夏商周三个王朝的更替,但都是在黄帝子孙之间进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事情。

   除了夏商周的先民和建立者是黄帝的后裔,到了西周时期,西周王朝周边的诸多民族也是黄帝的后裔。与华夏族最为接近的百越系统的吴国民众是黄帝的后裔。《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即建立吴国的吴太伯是周人后裔,是“周太王之子”。吴国南边的越国也是黄帝后裔。《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这儿十分明确的指出“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分布在长江中游,曾经被华夏族视为“蛮夷”的楚人也是黄帝后裔。《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至于分布在西部的秦国之人,也是曾经被华夏族视为“西戎”,但仍然是黄帝后裔。《史记·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上述的吴人、越人、楚人、秦人,在西周初期都被华夏族认为是“蛮夷”,但是司马迁并没有把西周时期的“蛮夷”与华夏族绝然分开,反而是把这些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华夏化的民族,全部与黄帝联系起来,都成为五帝的后裔,具有同源同根的共源关系,建构了一个完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谱系。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意义同样重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内在历史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文献中记述的“五帝”是有差别的,所以《史记·正义》对此有过解释:“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而孔安国《尚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系》,孙氏注《世本》,并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显然,司马迁的“五帝”仅仅是历史上各种“五帝”说法的一种,但是由于《史记》的巨大影响力,所以司马迁所建构的“五帝”谱系,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成为主流观点,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依据之一。

   对于历史上记述“五帝”的差别,司马迁在撰写《五帝本纪》时曾经作过这样的说明:“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显然在先秦时期,虽然有众多关于五帝的传说,但都或者记述简单,或者记述不全面,或者是“不雅驯”,甚至连孔子对于五帝世系都不是十分明确,所以才导致“儒者或不传”,例如《国语》中记述五帝世系就与司马迁的记述不同。《国语·晋语》说:“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彭皆为纪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彭,肜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很显然,《国语·晋语》与《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五帝谱系是有差异的。

   因此,司马迁亲自进行了长时间的实地考察和文献阅读,

   “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

   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阅读,司马迁建构了五帝谱系,故司马迁说自己“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由此可见,《史记》一开篇就是撰写《五帝本纪》并非偶然,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建构了一个人文祖先谱系,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都是非凡的。

  

  

二、民族列传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谱系的书写

  

   先秦时期,多民族中国没有一部完整的国家史。先秦时期的《战国策》(纵横家的言论)《国语》(诸侯国历史)《春秋左传》(鲁国历史),都不是多民族中国完整的国家史。秦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权,其所创立的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度,奠定了大一统的国家形式和政治统治模式。秦代推行的移民迁徙,在民族地区设置具有自治性质的“道”等民族政策,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成为后世统治者治理民族地区的典范。由于秦王朝建立的时间很短,还没有产生相关的历史著作就灭亡了。

到了汉代,在国家空前强盛并不断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司马迁写出了多民族中国的第一部通史著作《史记》。从民族历史书写的角度来看,《史记》把各民族的历史都记载下来,而且用“华夷共祖”的民族思想作为指导来书写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例如大禹出生在西南的石纽,匈奴先民是黄帝的后裔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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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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