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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震:新时代中国生态宪法学的体系构建

更新时间:2020-05-30 15:48:34
作者: 张震  

   摘要:  为更好服务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实践,形成有助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生态法治话语体系,我们有必要提出生态宪法学的概念。作为一门新的子学科,生态宪法学应确定自己的学科定位与基本范畴。生态宪法学属于部门宪法学,与环境法学、生态法学等形成交叉学科。生态人、生态权利与义务、生态行为以及生态制度构成了生态宪法学的四大基本范畴。当前,生态宪法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宪法和法律保障综合方案,理论意义在于为生态文明法治提供适足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  新时代;生态宪法学;部门宪法;生态人;生态权利与义务;生态制度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生态”一词往往指一切美好事物。[[i]]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被视为世界第三大问题逐渐被世界各国所接纳,近年来在我国也得到极大程度的关注。由对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到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体现了我国在该领域认识的不断提升及重点的变化。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1]当然,在此表述中仍以环境作为核心概念。而到党的十八大报告则突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特殊地位,并以此进行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最有力地表明了生态与文明之间的内在关系,即生态文明建设已与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历史使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既是新时代丰富内涵的核心要义之一,也是新时代学术发展的重要实践基础。法学特别是宪法学如何回应生态建设的法治实践并提供宪法和法律保障方案,甚至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是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生态宪法学的提出维度

   为更好服务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实践,我们需要在理论上将有关概念、知识进行根本法层面的系统整合,进而形成有助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生态法治话语体系。因此,有必要提出生态宪法学的概念。

   (一)服务生态建设的法治实践实效化的外在推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和投入强度是前所未有的。根据现行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我国宪法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立为政治体制的核心。[[ii]]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直接最有力因素。我国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最集中表述和主张,均体现在党的相关文件中。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第一次单独用一个部分(第八部分)专门规定“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十四部分)专门指出“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之一,并在第九部分专门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2]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并多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根本大计在于建设生态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系国家未来和人民福祉,更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环境治理属于党执政的重大政治问题且关系党的根本使命宗旨,同时作为重大社会问题关系到是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依归与评价标准。2018年3月,“生态文明”被历史性地写入宪法,这意味着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撰文指出要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iii]]如果说理论指导具体实践,那么实践必然推动理论发展。有学者指出,实践之学、应用之学是法学的一大特点。法治理论的实践性特征必须在新时代一以贯之,要更深入研究如何把“纸面上的法”“条文中的法”切实变为“生活中的法”“行动中的法”等法治实践和运行问题。[[iv]]因此,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当前法学界的一项亟需任务就在于通过对生态文明规范体系的系统诠释,进而探索有效的实施机制,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较充分的宪法与法律保障方案。要在实践中更加有效以法律手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就必须在理论上对既有法治体系进行理念更新与新的范畴与制度的确立。

   (二)满足生态法治的点状理论系统化的内在要求

   基于环境问题的实践应对,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伴随着现行宪法较清晰地规定环境条款,我国法学界的学者们围绕此类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与方案。其中,既有以环境权[3]和环境义务[4]为核心命题的观点,也有环境治理及环境法治[5]的主张。根据系统论功能论[6]的观点,任何基于对具体社会现象和问题的理论研究,均有内在形成为某种理论体系甚至系统化的趋势。系统是任何事物都具有的特性,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又是由部分组成的,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是辩证的。系统内部是有一定结构的,且是分层次的。[7]系统论宪法学从社会整体性视角出发破解了现代宪法的“源代码”,使之得以处理现代社会固有的宪法问题。[[v]]较为分散的点状问题的理论研究,既为环境问题全新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更系统地解决环境问题提出了内在体系化的要求。

   基于此,学者们尝试用环境宪法的概念来完成体系化的需求。然而,环境法学天然所具有的跨学科视野又使其自身理论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实定法层面所能涵射的范畴,也经常需要超越既定法规范体系达致与诸多部门法领域形成视域交叉融合。由此,也会产生环境法理论体系的价值及规范需求不能自足之诉求。[8]如向法外要供给的政治主张,在当前“全面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宪法法律秩序统合之下,这些诉求最终表现为向作为根本法的宪法要动力、要供给。当前,环境法学界对于建构一个超越环境部门法的环境宪法规范体系有着极高的理论期待及实践诉求,这主要基于两点考量:一是环境生态利益对于国家发展与个人生存的重要性;二是环境部门法学理论遭遇发展瓶颈后,藉望于通过宪法供给进行理论突破与重构的急切诉求。[9]但在笔者看来,环境宪法的概念恐怕难以满足理论体系发展的需要:

   其一,从概念上看,环境与生态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环境是指周围地方的情况和条件。只有在环境保护这个语词中,才有我们讲的环保的意含。[[vi]]生态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vii]]生物被认为是有生命的物质,如“气衰则生物不遂”;也指产生万物,如“流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viii]]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而言,相比环境,生态概念的针对性、限定性以及生存和发展意涵更能直接满足生态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原意。生物本身的生存样态在生态的概念之内能够得到更精准的涵盖,即包含了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本身的固有关系。

   其二,从属性上看,生态强调整体性、系统性和能动性。较之于“环境”概念,生态表现为一种更高层阶的事物认知体系,具有更为综合性、包容性、开放性的蕴含。生态更强调多重环境要素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既关注各环境要素之间的内部协调关系,也重视环境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外部交互关系。[[ix]]

   其三,从层次上看,环境宪法是初阶,而生态宪法是高阶。“环境保护入宪”是宪法对于工业社会以来环境问题的阶段性回应,具有历史进步性和重大意义,是宪法生态化的初级阶段。随着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日益深入,传统意义上的“环境保护入宪”暴露出的“人类利益中心”的弊端,并不完全符合法律生态化的价值依归及发展趋势。在越来越强调生态环境保护、肯定自然界内在价值的今日,宪法的生态化理论体系构建显然不是简单的 “环境保护入宪”“生态文明入宪”就能完成的,需要在规范、理论以及理念上有进一步的创新。[[x]]在1978年宪法中,环境保护被首次写入我国宪法。而时隔40年的2018年修宪,生态文明被首次写入我国宪法,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这种差别的宪法体现。在笔者看来,就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而言,经历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三个阶段。如果说相对于生态宪法,环境宪法人类中心主义的痕迹使得其无法真正承载应有的学术使命,那么,生态宪法(即生态与宪法的有机融合)则可以很好地体现这一学术使命。因为,宪法原有的核心价值是人,是对人的尊重和保障,当生态的概念进入宪法以后,能够将生态自然价值与人的价值进行有机融合,从而高度契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三)契合时代要求的法学话语体系化的深度回应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法学界为此提出了围绕新时代法学发展与法治建设的若干新命题。[10]新时代法学话语体系要体现新时代特征,要具备中国特色,要引领法学潮流。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实践,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鲜活素材,而新时代的到来更为之提供了全新的社会基础和要求,改变了近代以来法治被单向输入的基本格局。有必要强调的是,在近代法治领域建设中,我国法治建设基本上处于西学东渐的状态,我们有责任把中国从一个法治思想的输入国转变成为一个既输入、又输出的现代化法治国家,从而实现中西法学理论和法治思想的双向良性交流与协同互建。[11]有学者多年前就曾指出,独立学术话语体系是该学科在学术上说话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乃至生存空间。[[xi]]回应上述要求,不管是法学学科整体还是构成法学学科的二级三级学科,均需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在新时代,必须坚持法治理论的科学性,要发现和认识法的基本规律,把握和驾驭法治的一般规律,使法治理论及其成果能够体现并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要求。[[xii]]

   新时代法治建设与法学学科发展要服务于我国的生态文明法治,在笔者看来,至少要满足两个基本特征——既能有机融入新时代法学话语体系,又能有效服务新时代生态建设实践。在有效满足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实践的基础上,生态宪法及以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生态宪法学可谓是新时代中国法学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构建及其表达的重要体现。其一,生态宪法学可以在理论上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需求;其二,作为新兴分支三级学科,生态宪法学可以补足新时代中国法学的学科体系;其三,生态宪法学的构建也可以成为中国法学为世界法学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从而提升中国法学话语体系的表达与传播能力。

  

   二、生态宪法学的学科定位

   作为以生态宪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子学科,我们有必要厘清生态宪法学的学科定位。

   (一)归属于部门宪法

   部门宪法归属于宪法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有学者认为,所谓“部门宪法”乃是相对于传统 “国家宪法”而言,如 “经济宪法”“劳动宪法 ”“社会宪法 ”“教育宪法”“文化宪法 ”“宗教宪法 ”“环境宪法 ”“科技宪法”等。[12]实际上,部门宪法更充分地表现为宪法“分则”,其通过宪法规范和社会各个功能领域之间的实质性连接,借此完成宪法原则、价值、精神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和指引。[[xiii]]

不管是基本的知识来源、基本范畴还是研究思维和方法,生态宪法学都带有明显的宪法学特征,属于宪法学科的新发展领域,整体可算是部门宪法的重要一支。生态宪法作为部门宪法的重要意义在于,尝试构建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基本国策和对应的宪法制度为依据的五位一体化研究的部门宪法体系,将传统宪法研究推向全新的领域。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在彰显其自身根本法属性的同时,对于宪法本身也会产生深刻影响。这标志着宪法上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四大制度转变为生态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五大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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