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徐勇:“郡县制”“封建制”的历史纠缠与斗争:以关系叠加为视角

更新时间:2020-05-27 18:37:17
作者: 徐勇  

  

   摘要:通过有效的国家结构来组织和治理国家,一直都是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难题。中国是一个长期延续的超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体。为维系这一政治统一体的延续,历史上采用了“郡县官僚制”这一当时最先进的制度,但长期延续的“宗法封建制”却与之纠缠。作为正式体制的宗法封建制退出后,它的残余形态仍然存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即使是在郡县官僚体制下,也存在自我封建化的问题。因此,在中国历史上,“郡县制”与“封建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纠缠状态,并且为寻求解决这种历史纠缠进行了顽强而长久的斗争。造成这一政治现象的支配性因素,是人类相继产生的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的叠加。当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国家产生之后,血缘关系仍然以地区的形式延续下来,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封建制得以延续,并且与郡县官僚制形成历史纠缠。虽然血缘关系会自然生成政治信任,但利益关系也会淡化血缘关系。由于封建制与建立在地域关系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是不相容的,因而最终被替代。但郡县制的重要特点是“唯上”,只是行政权力的集装器,是“制”而不是“政”,一旦“政”有误,“制”只是配合而不是限制;即如果皇帝决策失误,甚至推行暴政,郡县制不仅发挥不了限制性作用,反而会放大决策失误和暴政。因此,郡县制只是解决了超大规模国家的行政联结,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有效的政治联结问题,因为那已超出郡县制本身的功能了。所以,即使在宋元明清时期,郡县制弊端也没有太多实质性改变,那种试图将“封建分权制度”与“郡县集权制度”嫁接起来的设想是注定难以实现的。只有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创新了关系模式,实行以政党为核心的超大规模国家的政治联结,才使得国家治理跃升到新的高度。

   关键词:郡县官僚制 宗法封建制 历史纠缠 关系叠加

  

   国家作为一个地域性政治共同体,由整体与各个部分构成,从而形成国家结构。通过有效的国家结构来组织和治理国家,一直是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难题。中国是一个长期延续的超大规模政治统一体。为维系这一政治统一体的延续,历史上采用了“郡县官僚制”这一当时最先进的制度,但由于长期延续的“宗法封建制”与之纠缠,因而经历了顽强而长久的斗争。本文试图从关系叠加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  两种制度的历史纠缠及其相关问题

   德国思想家恩格斯(F. Engels,1820—1895)认为,国家的第一个特征是按地区划分国民。与自然形成的血缘团体不同,按地区划分国民,是国家政权按地区对国民的再组织和治理,由此形成国家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配置相应的国家权力。这显然是比自组织的血缘团体高级、复杂得多的社会工程。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而言,国家组织和治理更为困难,统一与分裂长期伴随着国家进程。中国在进入以地域关系为主的帝制国家后,通过自上而下的“郡县制”来组织和治理国家;然而,那些长期延续的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封建制”残片仍然遗留下来,并且渗透于“郡县制”之中。

   所谓“郡县制”,是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通过直接任命地方官员等方式直接管理地方。在这一制度下,由中央到郡县地方再到乡里,国家实行自上而下的组织和治理,基层和地方服从皇权中央,官员由中央任命,根据官职获得薪酬,“秉皇帝命以治郡,法令由一统,不能自由妄行处置”。尽管“郡”作为地方建制单位的名称后来有所变化,但其实质没有变化。所谓“封建制”,指国家统治者将地方分封给自己的家族成员或有功者,由其对地方进行自主组织和治理。“分化是封建政治的一大特点。……天子虽拥有天下所有的土地人民,但他不将他们都握在一人的手掌里,而是将他们分赐给许多同姓异姓的贵族。”地方有较大的自主权,中央政令只达到分封的地方。分封地方的首领实行家族世袭,凭借出身血统自然获得利益。“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从权力主体角度看,“郡县制”的实质是“郡县官僚制”,“封建制”的实质是“封建贵族制”。从权力资源配置的角度看,郡县制的地方自主权力小,封建制的地方自主权力大。“‘封建’一词并非对欧洲中世社会‘feudalism’的翻译,而是中国的传统制度。” 

   学界通常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的便是郡县官僚制。但事实上,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封建制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至唐、五代,之后作为一种正式的体制才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但封建制的残余形态仍然存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即使是在郡县体制下,也存在自我封建化的问题。因此,在中国历史上,郡县制与封建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纠缠状态,并且为寻求解决这种历史纠缠进行了顽强而长久的斗争。

   在以往的研究中,对此问题的认识存在三种不足:一是将两种制度视为简单的替代关系。有学者以此作为中国历史分期的依据,如提出所谓“唐封建说”。二是注意到了两种制度并存叠加的现象,但未能解释这一现象发生的内在机理。换言之,未能说明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制度的叠加。三是仅仅从制度的角度叙述了两种制度的存在,没有从行为角度来研究制度替代的人为努力。以上三种不足,从根本上说,是只注意到现象而没有寻找内在的依据。这也正是中国学人长期延续的“述而不作”的习惯所限。因此,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在《历史哲学》一书中直率地表达了对中国学者缺乏理论建树的批评:“在中国人中间,历史仅仅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于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者理解。他们的法理学也是如此,仅仅把规定的法律告诉人;他们的伦理学也仅仅讲到决定的义务,而不探索关于他们的一种内在的基础。”客观地看,黑格尔的话并不全是偏见。这就需要我们寻找理论与方法分析政治现象,以回应他的不满。

   马克思(K. H. Marx,1818—1883)的理论与方法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指南。在他看来,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政治现象受制于客观的社会关系。“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当然,客观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丰富;只是这种发展和丰富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相互叠加,从而造成了国家演化和国家治理的发展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因此,以关系叠加的视角来观察中国郡县制与封建制的历史纠缠问题,可以更深层地了解其内在基础和缘由。 

  

   二  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郡县制总体趋势

   经过较长时间和大规模战争,秦始皇得以统一中国。但如何组织和治理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很快成为统治者的难题。即使是雄才大略且刚愎自用的秦始皇,也不得不召开会议,商讨国家如何组织和治理的问题。

   中国自夏、商到周,由于血缘关系的长期延续,均是主要利用血缘关系的力量进行国家组织和治理,直至周代形成成熟的封建制度。血缘关系是一种自组织的力量,即当事人依据自然形成的血缘关系组织成为一个群体,并依据血缘关系进行自我治理。国家组织只是这种血缘组织的放大和扩展。秦始皇统一中国,灭掉原有主要以血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