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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郡县制”“封建制”的历史纠缠与斗争:以关系叠加为视角

更新时间:2020-05-27 18:37:17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摘要:通过有效的国家结构来组织和治理国家,一直都是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难题。中国是一个长期延续的超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体。为维系这一政治统一体的延续,历史上采用了“郡县官僚制”这一当时最先进的制度,但长期延续的“宗法封建制”却与之纠缠。作为正式体制的宗法封建制退出后,它的残余形态仍然存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即使是在郡县官僚体制下,也存在自我封建化的问题。因此,在中国历史上,“郡县制”与“封建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纠缠状态,并且为寻求解决这种历史纠缠进行了顽强而长久的斗争。造成这一政治现象的支配性因素,是人类相继产生的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的叠加。当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国家产生之后,血缘关系仍然以地区的形式延续下来,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封建制得以延续,并且与郡县官僚制形成历史纠缠。虽然血缘关系会自然生成政治信任,但利益关系也会淡化血缘关系。由于封建制与建立在地域关系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是不相容的,因而最终被替代。但郡县制的重要特点是“唯上”,只是行政权力的集装器,是“制”而不是“政”,一旦“政”有误,“制”只是配合而不是限制;即如果皇帝决策失误,甚至推行暴政,郡县制不仅发挥不了限制性作用,反而会放大决策失误和暴政。因此,郡县制只是解决了超大规模国家的行政联结,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有效的政治联结问题,因为那已超出郡县制本身的功能了。所以,即使在宋元明清时期,郡县制弊端也没有太多实质性改变,那种试图将“封建分权制度”与“郡县集权制度”嫁接起来的设想是注定难以实现的。只有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创新了关系模式,实行以政党为核心的超大规模国家的政治联结,才使得国家治理跃升到新的高度。

   关键词:郡县官僚制 宗法封建制 历史纠缠 关系叠加

  

   国家作为一个地域性政治共同体,由整体与各个部分构成,从而形成国家结构。通过有效的国家结构来组织和治理国家,一直是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难题。中国是一个长期延续的超大规模政治统一体。为维系这一政治统一体的延续,历史上采用了“郡县官僚制”这一当时最先进的制度,但由于长期延续的“宗法封建制”与之纠缠,因而经历了顽强而长久的斗争。本文试图从关系叠加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  两种制度的历史纠缠及其相关问题

   德国思想家恩格斯(F. Engels,1820—1895)认为,国家的第一个特征是按地区划分国民。与自然形成的血缘团体不同,按地区划分国民,是国家政权按地区对国民的再组织和治理,由此形成国家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配置相应的国家权力。这显然是比自组织的血缘团体高级、复杂得多的社会工程。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而言,国家组织和治理更为困难,统一与分裂长期伴随着国家进程。中国在进入以地域关系为主的帝制国家后,通过自上而下的“郡县制”来组织和治理国家;然而,那些长期延续的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封建制”残片仍然遗留下来,并且渗透于“郡县制”之中。

   所谓“郡县制”,是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通过直接任命地方官员等方式直接管理地方。在这一制度下,由中央到郡县地方再到乡里,国家实行自上而下的组织和治理,基层和地方服从皇权中央,官员由中央任命,根据官职获得薪酬,“秉皇帝命以治郡,法令由一统,不能自由妄行处置”。尽管“郡”作为地方建制单位的名称后来有所变化,但其实质没有变化。所谓“封建制”,指国家统治者将地方分封给自己的家族成员或有功者,由其对地方进行自主组织和治理。“分化是封建政治的一大特点。……天子虽拥有天下所有的土地人民,但他不将他们都握在一人的手掌里,而是将他们分赐给许多同姓异姓的贵族。”地方有较大的自主权,中央政令只达到分封的地方。分封地方的首领实行家族世袭,凭借出身血统自然获得利益。“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从权力主体角度看,“郡县制”的实质是“郡县官僚制”,“封建制”的实质是“封建贵族制”。从权力资源配置的角度看,郡县制的地方自主权力小,封建制的地方自主权力大。“‘封建’一词并非对欧洲中世社会‘feudalism’的翻译,而是中国的传统制度。” 

   学界通常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的便是郡县官僚制。但事实上,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封建制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至唐、五代,之后作为一种正式的体制才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但封建制的残余形态仍然存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即使是在郡县体制下,也存在自我封建化的问题。因此,在中国历史上,郡县制与封建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纠缠状态,并且为寻求解决这种历史纠缠进行了顽强而长久的斗争。

   在以往的研究中,对此问题的认识存在三种不足:一是将两种制度视为简单的替代关系。有学者以此作为中国历史分期的依据,如提出所谓“唐封建说”。二是注意到了两种制度并存叠加的现象,但未能解释这一现象发生的内在机理。换言之,未能说明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制度的叠加。三是仅仅从制度的角度叙述了两种制度的存在,没有从行为角度来研究制度替代的人为努力。以上三种不足,从根本上说,是只注意到现象而没有寻找内在的依据。这也正是中国学人长期延续的“述而不作”的习惯所限。因此,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在《历史哲学》一书中直率地表达了对中国学者缺乏理论建树的批评:“在中国人中间,历史仅仅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于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者理解。他们的法理学也是如此,仅仅把规定的法律告诉人;他们的伦理学也仅仅讲到决定的义务,而不探索关于他们的一种内在的基础。”客观地看,黑格尔的话并不全是偏见。这就需要我们寻找理论与方法分析政治现象,以回应他的不满。

   马克思(K. H. Marx,1818—1883)的理论与方法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指南。在他看来,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政治现象受制于客观的社会关系。“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当然,客观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丰富;只是这种发展和丰富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相互叠加,从而造成了国家演化和国家治理的发展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因此,以关系叠加的视角来观察中国郡县制与封建制的历史纠缠问题,可以更深层地了解其内在基础和缘由。 

  

   二  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郡县制总体趋势

   经过较长时间和大规模战争,秦始皇得以统一中国。但如何组织和治理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很快成为统治者的难题。即使是雄才大略且刚愎自用的秦始皇,也不得不召开会议,商讨国家如何组织和治理的问题。

   中国自夏、商到周,由于血缘关系的长期延续,均是主要利用血缘关系的力量进行国家组织和治理,直至周代形成成熟的封建制度。血缘关系是一种自组织的力量,即当事人依据自然形成的血缘关系组织成为一个群体,并依据血缘关系进行自我治理。国家组织只是这种血缘组织的放大和扩展。秦始皇统一中国,灭掉原有主要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构建的诸侯国家,形成了一个地域规模超大的帝制国家。新型的帝制国家重新定义人口,并要依据地域而不是血缘关系将重新定义的人口组织起来,并进行有效治理。“有决定意义的已不是血族团体的族籍,而只是常住地区了;现在要加以划分的,不是人民,而是地区了;居民在政治上已变为地区的简单的附属物了。”以地域关系为基础,对国家的组织和治理有着更高要求,也更有难度。

如果从组织的生成看,可分为原生组织、次生组织和再生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是原生组织,是自然形成的。早期王制国家将血缘关系加以延伸和扩展,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相结合,形成次生组织。这种次生组织是在原生组织基础上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统治者顺势而为建构的。而在次生组织基础上建构的帝制国家则属于再生组织,它不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延伸和扩展,而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对社会的重新组织。这种组织已与原生组织和还带有很多原生组织特性的次生组织相距很远了,而与完全的国家形态更接近了。摩尔根(L. H. Morgan,1818—1881)描述了这一历史进程,他指出:“政治社会是按地域组织起来的,它通过地域关系来处理财产和处理个人的问题。其顺序相承的阶段如下:首先是乡区或市区,这是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然后是县或省,这是乡区或市区的集合体;最后是全国领土,这是县或省的集合体。”这显然与原始社会依照血缘性的性别和世系组织氏族完全不同,“在古代社会里,这种以地域为基础的方式是闻所未闻的”。而在中国,实行这种闻所未闻的方式的难度更大。其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国家规模特性。组织规模与组织方式密切相关,组织规模越小,自组织越容易;反之,组织规模越大,自组织越困难。基于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组织,是当事人的自我组织,其规模较小,之后因战争等需要结成氏族部落联盟,扩大组织规模。而在中国,由于治水和战争的需要,组织规模超越氏族部落而不断扩大,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成为大一统的超大型国家。在中国,从国家的初生直到大一统国家的建构,主要依靠的是外部性的他组织,只是在一定阶段利用了血缘关系的自组织力量。马克思对组织规模与组织形式有过深刻论述。他在谈到治水时说:“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规模越大,越需要外部性的自上而下进行组织。其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基本组织特性。大规模组织的维系,取决于基本组织的特性。在摩尔根看来,“基本单元的性质决定了由它所组成的上层体系的性质,只有通过基本单元的性质,才能阐明整个的社会体系”。他在论述雅典政制时说:“以类似方式组织起来的一百个乡区将决定雅典共和国的总体活动。基本单元是怎样的,其复合体也是怎样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主要是依靠战争的推动。尽管统一中国后,重新定义了人口,实行私有地主经济和个体生产,但分散的自然经济性质没有变。这种农业经济使得广大人口分散居住在不同地域,并形成特有基本组织和政治属性。在马克思看来:“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一般都缺乏把各个地域联系起来的组织力量。”一方面,个体小农经济在政治上要求高于他们之上的行政权力从外部加以整合,“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另一方面,个体小农经济具有自给自足性,他们对以捐税为条件的行政权力又具有天生的疏离感。费孝通对此总结道:“乡土社会是个小农经济,在经济上每个农家,除了盐铁之外,必要时很可关门自给。”这种对政府的疏离感又会埋下政治分离的种子,加大了维护政治一统的难度。“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始终是一种对统一的瓦解力量。”其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地域特性。国家是以地域为单位的,其组织和治理与地域特性相关。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的诸侯国家组织与地域特性较为同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大量具有不同特性的地域包括进来,不仅国家规模扩大了,更重要的是国家地域的异质性增强了。这种异质性,由于自然地理条件而使得各地区相互隔绝和封闭,阻隔着国家整体的形成。“铺设于全国大范围的道路网是帝国的生命线,就中央而言,任何地方道路的中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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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国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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