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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纪宏:“制度之治”是法治的内在逻辑述要

更新时间:2020-05-20 17:53:58
作者: 莫纪宏  

   摘 要:本文全面和系统地回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历次党的重要文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出的制度要求,详细地梳理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发展的政策脉络,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和定型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本文从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角度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来摄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进行了详尽的政策分析,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概念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的要求,更加符合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制度特征。本文还第一次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制度之治”与法治之间的逻辑关系,指出了“制度之治”有利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涵,能够更好地补充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存在的治理能力上的短板,有利于充分发挥法治的治理优势,更好地实现法治的治理目标。

   关键词:制度之治;法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法防疫

  

   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聚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安排了13个部分,明确了各项制度必须坚持和巩固的根本点、完善和发展的方向,并作出工作部署。当前,深入学习和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关键是要从理论上科学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正确地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和制度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制度之治”与“法治”之间建立更加科学有效的法解释学框架,从而保证制度实践与法治实践之间的价值统一。

  

   一、从制度建设到制度体系构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在理论上的最大亮点就是全面和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概念,《决定》明确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上述规定表明,“制度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在逻辑的揭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各个制度要素之间逻辑关系的科学表达。从制度到制度体系的演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认识的深化,是通过制度体系概念体现出来的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就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同志上述关于“制度”的基本判断是建立在对建国后前30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运行实际状况作出科学总结基础上的,特别是针对文革十年浩劫的教训提出的,对于拨乱反正、确定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大政方针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引作用。鉴于制度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据此,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姓“社”姓“资”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定型”的时间表,也就是说从1992年再过30年,即202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大致成熟和定型。这个时间段正好与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相契合,属于我们党第一个“一百年”的历史使命的完成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时间表很快为党的正式文件所确认,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大政方针。

   党的十四大提出:“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对制度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党的十五大提出: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党的十六大提出: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党的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七大,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到建党一百周年时使得各项制度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成为不同时代我们党所面临的目标一致的历史使命。但也要看到的是,这一时期,成熟和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具备哪些最基本的特征,制度发展和进步过程中的逻辑演进的步骤和方向等等这些最基础的制度学问题还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理论认识和政策表述,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政策要求主要是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国情提出的比较宏观的行动指引,制度建设的科学目标和实现路径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党的十八大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和定型的判断标准加入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考量因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成熟和定型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方向,直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构建。

   党的十九大作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其中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目标是: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任务和使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在确保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基础上,提出了再经过15年左右时间,使得成熟和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直至到本世纪中叶第二个一百年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使用了“完善”制度建设目标的提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从成熟、定型到完善的逻辑演进路线,科学地解释了从党的十四大以来过去三十年中制度建设的各项政策目标的连续性以及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未来三十年中制度建设不断发展的政策方向,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理论说服力和实践指导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可以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宣言书”。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指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重点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并作出决定,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出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历史意义角度来看,《决定》第一次全面和系统地从13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体系和基本特征。从时间维度上来看,及时地回答了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出的“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科学预见,为第一个一百年建成更加成熟和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精确的时间表,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理论预期与科学实践的有机统一。从现实意义上来看,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涉及到“制度”一词222次,通篇全面和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存在形式、重要内容、基本特征和框架体系等等理论问题,科学和系统地总结了建国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各项实际成就,既肯定了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状,又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未来发展的方向,具有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行动纲领的重要作用。

   相对于既往历次党的重要文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表述来说,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描述突出了“制度体系”的特点,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品格与实践特征,实现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体系构建的历史性跨越,成为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和定型的重要理论标准和政策依据“制度体系”一词进入党的正式文件始于党的十七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其中,“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第一次以制度体系的形式出现在党的正式文件中,这说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领域是首先提出“体系化”要求的。

   随后,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了“制度体系”的概念,并对制度体系的一般理论品格与实践特征提出了全面和系统的“要求”,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八大报告在一般意义上提出“制度体系”概念的同时,还重点提出了要加强“党内民主制度体系”建设,指出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党的十九大报告除了进一步突出了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一般意义上的“制度体系”概念之外,还提出了建设“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要求,与党的十八大报告相比,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更加突出了“制度体系”建设的特征,注重从整体上和宏观上来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制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和定型的制度特征,其中最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制度体系的逻辑关系作了清晰地描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上述论述实际上揭示了“制度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不是独立于制度外的体系结构,这反映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产生的一个新认识,即作为成熟和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一个体系化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诸多方面和诸多层次的制度要素构成的一个制度体系,而不只是孤零零的制度个体或只是制度“孤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各种制度要素是相互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制度之间存在共同作用的“合力”和共同发力的制度推动力。

   二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部存在一个制度层次体系,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从上述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个制度体系,本身分为三个层次的制度结构,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逻辑结构,是制度“定型化”的重要标志,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自身功能和作用的不同方式。

三是提出了12个已经成熟和定型的“制度体系”概念,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国家基本服务制度体系、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人民军队党的建设制度体系、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体系、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体系、军事管理政策制度体系以及“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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