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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龙飞:省会、学校、家乡与革命“落地”

————以湖北省各县市早期中共骨干党员为中心

更新时间:2020-05-15 22:27:26
作者: 王龙飞  

   摘    要: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从上层到中下层、从纸面到落地的过程中, 县市级早期骨干党员的发展、活动和作用是关键性的环节。这种从外出求学的学生到成为党组织成员, 以及接受训练后受命前往各地创建组织、发动群众的历程, 显现出早期共产革命在中下层的诸多面相。通过对革命落地过程中诸种复杂要素的分析, 可以发现无论是对个体际遇还是对整个革命事业, 省会、学校、家乡等结构性的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及扮演的角色都值得关注。

   关键词:革命落地; 早期党员; 青年学生;

  

   引 言

  

   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 伴随着北伐军进军湖北, 武汉一度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在国共合作及组织工作主要由共产党人掌握的背景下, 中共湖北地方组织趁势迅猛发展。据统计, 到1927年7月, 在湖北省已有55个县及武汉三镇、黄石港、新堤市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加上建立了党小组和有党员活动的12个县, 湖北省69个县、市中, 已有65个县、市建立党组织, 开展党的活动。除武汉三镇外, 各地特支以上党组织所属支部约500个, 党员增至1.7万余名。1稍早的数据显示, 湖北省的群团组织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截至1927年4月, 湖北省各地已发展工会会员40万余名, 共青团员2万余名, 农协会员171万余名, 妇协会员3万余名。2而在这之前, 湖北省革命运动的上一次高潮是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但由于罢工遭到吴佩孚的残酷镇压, 湖北的党、团、工会都受到严重摧残。当时在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任职的郑超麟就觉得“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汉口的屠杀对于当地共产党运动似乎是很大打击”, 以至于在他看来, 湖北省的共产主义运动“可说是最没有成绩了”。3由此可见, 较之1923年的起伏, 湖北省的革命运动形势在北伐战争期间重新走向高潮。

   那么, 湖北的中共组织何以在短短三四年间即从低潮走向史无前例的高潮?是谁支撑起了这个庞大的组织架构?是谁在创建遍布全省几十个县市的基层党团组织?事实上, 除了蓬勃的革命形势的推动, 这一重大转变的发生与当时的一大批青年学生密不可分。本文将聚焦于这些年轻的革命先行者, 在纵向上, 通过追溯他们的革命历程, 力图呈现地方上的青年学生如何走向政党领导下的革命的部分面相;在横向上, 则通过对该时期湖北省各县市中共组织的概貌式描述, 着力透析这一阶段共产革命中下层的某些特征;而在整体上, 则希望有助于揭示中国革命从上层到基层、从纸面到落地过程中的诸种结构性因素。4

   本文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编纂完成的中共湖北省各县市组织史资料。5具体到湖北省, 笔者查阅到了57个县、市的中共组织史资料, 这是按照80年代末的行政区划进行的, 与二三十年代略有变化, 但也基本涵盖全省。当然, 这套材料也存在一些不足。譬如因为时间跨度较大 (1921—1987) 及年代相隔久远等因素, 有的记录和描述较为简略, 有些信息较为模糊, 还有些不甚准确, 这都给使用者带来了一定困难。

   本文所选取的基本党员样本来自各地中共组织史资料所编列出的该地“最早的党员”, 这类党员入党时间较早的在1921、1922年, 稍晚的在1925、1926年, 各地一般数人到十几人不等, 大多数在10人以下, 总数约为260名。仅以数量而言, 相较大革命最高潮时的1.7万名党员, 区区数百名显然微不足道, 但这批党员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是最早回到家乡并在当地开展组织建设工作的, 是当地党小组、党支部、团支部以及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党、团、群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作为革命最初的传播者以及基层组织最早的骨干, 他们是当时革命路线的实际执行者, 他们的精神面貌和工作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也体现了该时期党的气质, 他们的行为及际遇实际上也反映了该时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诸多面相。

  

   一、因学而聚的学生群体

   历史资料显示:湖北各县市最早的一批党员绝大多数都是在武汉求学期间入党的。这意味着在当时的武汉已经汇聚了来自省内各地的“代表”。就发展中共组织而言, 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学生集中在武昌的几所大中学校, 易于组织联系;广泛的地域来源便利于其回乡开展活动;而学生身份则可对其行动起到良好的掩护作用。利用这些条件, 中共组织还可以花较低的成本高效地开展工作:一个培训班也许只能容纳几十个学生, 若每个人代表一个县, 派遣下去, 中共在基层的组织规模和发展速度将呈几何级数增长。

   实际上, 早在十多年前, 有利于现代政党组织发展的这一有利条件即已初现端倪。仅以湖北省立一中6为例, 1913年11月入学的101名新生是省立一中履新后的第二届学生, 他们分别来自武昌 (1人) 、夏口 (1人) 、沔阳 (5人) 、黄陂 (4人) 、汉川 (14人) 、黄冈 (6人) 、黄安 (4人) 、蕲春 (4人) 、蕲水 (1人) 、大冶 (1人) 、麻城 (8人) 、罗田 (1人) 、枣阳 (16人) 、云梦 (7人) 、随县 (2人) 、襄阳 (1人) 、南漳 (2人) 、天门 (9人) 、监利 (1人) 、崇阳 (5人) 、通城 (1人) 、京山 (2人) 、寿昌 (2人) 、当阳 (1人) 等24个县。另外2名, 分别来自福建闽县和河南潢川。7由此可以看出, 在民国初年, 生源地域多样化的情势即已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 省立一中所在地武昌的学生并不多, 相反来自省内其他地区乃至距离较远的鄂西北等地的学生占了大多数, 说明出外求学、赴省城读书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普遍风气。

   随着时间的发展, 这一趋势有增无减。仍以湖北省立一中为例, 到了1923年3月, 入校的117名学生则来自湖北省27个不同的县, 其中还有8名来自河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8而通过统计1919年至1923年这5年间入校的总共500余名学生, 则可发现:湖北省有超过50个县的学生先后就读于省立一中, 其地域覆盖范围与大革命高潮时中共组织活动范围大体相当。9从本文选取的湖北省260名早期党员的求学经历来看, 生源地域多样化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学校, 譬如中华大学中学部、启黄中学、武汉中学、荆南中学等也广招来自省内各地的学生。对于大学来说, 这种情况自然就更普遍, 如中华大学、省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文华大学等是当时湖北最为著名的几所高等学校, 甚至吸引了不少来自外省的学生就读。就以学校规模和生源情况来看, 武汉至迟在20年代后期即已成为湖北省当之无愧的首要“学府”, 数千名来自全省各地 (还有少量外省) 的青年学生聚集在这里, 使得他们背后的家乡因之而连接成一个更有实际意义的整体。空间距离的缩短, 使群体的结合和力量的凝聚有了更为现实的基础。省立一中的学生名册显示:这些入学平均年龄接近18岁的学生中, 大部分经历都是先毕业于家乡所在县的高等小学堂, 然后考入省立一中, 亦有少数学生是由省内外其他中学转入。较为成熟的心智和相似的求学经历, 甚至还有相似的家庭背景, 使得他们很容易在学校的集体生活中声气相求, 互为呼应。青年学生因求学而常态性地聚集省城是社会变革的产物,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将推动社会发生新的、更为深刻的变革。

   因为身在异地, 同乡往往成为一种天然的联系纽带。这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各地的留省学会、旅省同乡会、旅汉联合会等同乡组织。和工商业界的同乡同业组织相比, 学生间的同乡组织往往较为松散, 一般不会有严格的章程和人事设置, 也难以有类似于同乡会馆这样的固定集合场所, 但因地缘而发生联系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以黄梅留省学会为例, 1917年来自黄梅县的宛希俨考入武昌启黄中学, 入校后即组织旅汉黄梅学生联合会。目前尚未发现关于该联合会更多的历史记录, 但有些线索提示了这一联合会的实际影响。其中, 吴致民 (又名吴铁汉) 、梅电龙 (又名梅龚彬) 是与宛希俨同年入启黄中学的黄梅籍学生, 在汉期间三人都加入了恽代英创办的互助社、利群书社。1921年中学毕业后, 宛希俨和吴致民又一同考取南京的东南大学。三人在武昌建立起的密切联系在南京期间得以延续, 他们又联合同为黄梅籍但不在同一学校的李子芬、王一飞等人先后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黄梅小组、共产党黄梅小组及中共黄梅支部等党团组织。10由于宛希俨等都是在南京加入党组织, 组织关系在南京, 直到1925年初, 才和中共湖北省党组织正式接上关系, 但这并未妨碍他们开展工作。这其中, 同乡因素明显起到了较大作用。建始县留省学会也是值得一提的事例。建始县位于鄂西南山区北部, 在1925年冬, 县里在武汉求学和工作的进步青年30余人在共产党员聂维尧、张光杰的倡导下, 成立了留省学会, 并于1926年元旦正式发行会刊, 这为以后建始县中共组织工作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1类似的例子还有江陵县留省学会12、阳新的旅汉青年促进会13等, 时人的乡籍意识之强烈可见一斑。这些留省同乡组织超越了成员不在同一学校就读的局限, 一方面有助于密切同乡之间的联系, 另一方面还容易激发出对家乡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尽管未被正式授权, 但在上级党组织眼中, 这些人天然地就是其家乡的非正式代表, 也就顺理成章地被赋予相应的使命。

   除同乡组织外, 社团在这一时期也发生着较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年轻人也热衷于组团结社, 如时人所言:“现在一般向上的青年, 因时代的要求, 差不多都能注重练习团体生活。”14与传统中国社会因血缘、亲缘关系而产生的聚合不同, 此时的团体更多的是缘于相似的政见和价值观念, 这是近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出现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变化。由恽代英发起创办的互助社是武汉地区出现最早并有过较大影响的进步社团。互助社于1917年10月在武昌成立, 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 结社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自我修养和为社会服务。互助社最初只有恽代英等4名社员, 随后, 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聚集到一起, 一年间即发展到5组19人, 第5组以后, 与互助社相关或受其影响的辅仁社、黄社、人社、日新社、健学会、启明工社等小团体纷纷成立。这些小团体之间联系十分密切, 社团的成员们在五四运动中积极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 社会影响日渐增大。15受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影响, 大家都感到:有必要实行一种独立自给的共同生活, 从而为改造社会创造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 经过恽代英的积极筹划, 利群书社于1920年初在武昌成立。利群书社吸纳了互助社及其影响下成立的那些小团体在武昌的大部分成员 (包括林育南、沈志耀、廖焕星、郑遵芳、郑兴焕、刘世昌、魏以新、胡竞成、李伯刚、萧鸿举、余家菊、林育英、萧楚女、李求实、陆沉等人) , 实际上成为武昌进步社团的联合组织。

   五四运动及其所引发的反帝爱国运动浪潮则将武汉地区学生与学生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的联系推向了更高层次。1919年5月17日, 经过此前各校代表多次开会筹备, 武汉学生联合会以19所会员学校全体3700余名学生的名义正式宣告成立。16这样, 武汉学生界首次实现了大联合, 这也意味着他们以一支具备了相当话语影响力的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武汉学生联合会的成立也进一步密切了校际联系。通过相应的组织规程, 原本各自为战的学生、学校通过学生联合会而集结为一个团体, 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新兴势力。这种联合带来的积极效应很快就得到了体现。学生联合会在成立后的第二天下午, 即举行了全体学校学生大游行, 有超过2000名学生参加活动, 并表现出令当时舆论大为称道的良好风貌。17

可见, 在同在武汉求学的基本前提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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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13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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