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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白谦慎:思想史视角下的图像研究与艺术史的独特经验

——从“图像证史”到“图史互证”

更新时间:2020-03-12 19:56:38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白谦慎  

  

   2019年9月21日,作为“文研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跨学科对话“思想史与艺术史”在北京大学举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白谦慎担任与谈人。近年来,思想史与艺术史领域对图像的关注与日俱增,对图像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也发生了鲜明转向。就思想史而言,学者不再拘泥于仅仅把图像当作文献的旁证,而更加注重图像本身的色彩、位置、结构等元素,试图使它本身就成为史料;就艺术史而言,学界也将研究视域从纯粹的审美或技术分析转向图像背后的时代思想和价值观念。基于上述研究转向,思想史和艺术史之间出现了对话的契机。

   ——主持人 薛龙春,浙江大学教授

  

思想史与艺术史的互动与结合


   葛兆光(以下简称葛):

  

   我对艺术史或者说图像研究确实一直感兴趣,在2001年和2006年分别写过两篇文章,讨论思想史视野中如何运用和理解图像。我对图像的关心更早要追溯到2000年,当时我到荷兰莱顿大学访问,非常有名的佛教史和基督教史专家许里和(Erich Zurcher)那时已经80多岁了,他带我参观了莱顿大学收藏的荷兰人绘制的有关日本的图像。荷兰人是西方人中较早与日本产生联系的,他们绘制了很多有关日本的图画,许里和的团队收藏了两万多张,使我感到非常震惊。图像对不同文化彼此之间的了解有很大的帮助,后来我2007年到复旦大学筹办文史研究院,就提出了一个研究方向——域外收藏的有关中国的图像,这是我对图像研究产生兴趣的一个因缘。

  

   关于图像,从一个思想史研究者的角度来说,主要有三方面的思考。

  

   第一是思想史视角下的图像研究。

  

   我近几年一直在研究“历史中国的内与外”的问题,在涉及传统内与外的政治史研究中,有三类图像对传统帝国政治史的研究格外关键,可以反映帝国对外部和内部差异性的了解。

  

   其一是舆地图。一个帝国是在不断移动的,当帝国权力延伸到一个地方时,最重要的就是把那个地方的地图画出来。舆地图不仅反映了帝国范围的变动,更代表了帝国开疆拓土的历程和权力的延伸。古代帝国打下一个地方,首先要做的便是“收其图籍”,要收取的不仅是财物,也包括地图。这就体现出地图的政治意蕴。传说中荆轲刺秦王“图穷匕见”的地图,就是一个例子。地图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地理的描述,还是一个对帝国权力范围的描述。我最近在看11世纪北宋中期的“熙河开边”,北宋军队打到现在青海这个地方的时候,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画这个地方的地图。而且传统的舆地图也往往超出科学、准确的要求,像清代光绪年间官方赠送给日本使臣的地图扇面中,就特地将日本画大一些,以便让日本方面高兴。地图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准确的科学的东西,有时它是帝国的象征。

  

   其二是职贡图。职贡图是中华帝国对周边世界辐射和影响的描述,它描绘了各种各样的不同国家的使者前来朝贡“天朝”的景象,表现着古代帝国笼罩天下的意识。从梁元帝以来,它就是表示“万国来朝”,或者说是表示“天下帝国”的一种图像。我一直很关心职贡图,它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其三是蛮夷图,它直观地反映了古代中国内部的族群差异。现在国家追求国民身份的统一性,但是在古代中华帝国内部,身份是不统一的。相关图像可以帮助了解帝国内部不同的异族,暗含着时人对“我者”和“他者”的区分,反映了帝国对自然疆土的控制,如清代的《番社采风图》《滇夷图》《黔苗图》等。其中特别有趣的是《皇清职贡图》,它在描述周边的异族时,汉人、蒙古人、满人没有出现,说明这三种人在大清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里是“我者”,是这个帝国的主人,其他民族都被当成“他者”,也就是被帝国控制和改造的异族。

  

   我一直觉得这三种图像对于研究帝国政治史尤其是研究帝国政治思想史是非常有用的,它们深刻反映了“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展现了传统帝国对自身、对周边、对世界的认识。

  

   第二是思想史与艺术史的融合问题。

  

   思想史家和艺术史家对于图像的关注侧重点存在差异。思想史研究者应当特别关心那些落入俗套的、不断重复的、看似平庸的图像。而艺术史家可能侧重于精英的、超出常规的、有创造性天才的图像。研究思想史的人,为什么要偏重那些艺术史家所舍弃不用的东西呢?举一个例子,我收集过很多皇历,皇历在古代也叫日书,是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出版物。从出土的日书到现在的皇历,数量非常多。它代表了一般民众生活世界中最需要的那一类东西,里面的插图是思想史家要研究的。另外,我们都知道年画,年画的艺术技巧,并不见得特别高明,但是年画的内容,是我们思想史家要考虑的,因为它可能跟我们所思考的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普通观念有关。

  

   不过近年来,思想史和艺术史的研究视角却在不断趋近。我在研究思想史的时候非常强调,我们不仅要研究精英的思想史,而且要研究背后支撑它的一般性知识、信仰和思想。我们会注意那些落入俗套的图像,它们可以反映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所思所想。这一点跟白谦慎先生的关怀可以结合起来,白谦慎先生的《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非常有意思。我们现在都开始愈发关注冰山下面的平民世界,而不是冰山上面的东西。冰山下面的东西其实更多,而且更能反映一般人的兴趣和水准。艺术史家和思想史家由此产生了对话和交融的契机。

  

   第三是我对目前艺术史研究的一个疑问。

  

   我感到现在的艺术史家越来越不像艺术史家了,越来越像社会史家、政治史家、文化史家或者思想史家。艺术史在广泛借鉴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同时,会不会逐渐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也就是艺术史的优势和特色?举例而言,尹吉男教授从一张明代的《杏园雅集图》里面,看出明代前期的政治变动,写得非常好,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但我总有一点疑问,这是在讲政治史,还是在讲艺术史?作为一个艺术史家,会不会因此失去自己的位置?近年来,我给本科生讲一门课“从艺术品中看中国文化史”,其中讲到《清明上河图》,涉及曹星原教授的书,她通过《清明上河图》解读出了北宋隐藏的危机,对不对且另说,但这显然不是艺术史,而是政治史。艺术史家是不是现在越来越不像艺术史家了?我发现,当艺术史家的视野愈发向外扩大,研究重心转向艺术品的收藏、品鉴、制作甚至市场的流通、升值时,是不是这个时候艺术史就变成了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他们究竟是“研究艺术品的历史学者”还是“研究艺术品历史的学者”?过去艺术史总是强调风格或者笔墨、线条、色彩、布局、结构等,那么,现在艺术史最主要的知识和特点是什么呢?

  

   再举一个例子,2019年4月我到美国去,曾经在一个大学里跟研究艺术史的人聊天,说到最近特别火的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览的颜真卿《祭侄文稿》。他说你们这些不是艺术史家的人看了就知道称赞,可是,如果是研究艺术史的人,会分析这个文稿的风格跟王羲之《丧乱帖》有什么联系,我们需要寻找艺术品和艺术品之间的连续脉络,这是我们艺术史家做的事。可是,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马上就开始产生另一个反应,我说你先告诉我,颜真卿是否真的看过《丧乱帖》?在唐代,《丧乱帖》流传程度如何?有什么证据说明两者有直接的影响和继承关系?作为历史学家,我首先要追问证据在哪里,但是艺术史家不见得这么做,他们有另外的方法,从风格上能够看出另外的东西。我们看到很多有关《兰亭集序》在唐代得到推崇、流传、模仿的证据,最近出土的石刻中还有一些与《兰亭集序》相似风格的发现,这样历史学者能够同意,《兰亭集序》的书写风格在唐代得到传承,可是,如果认为《祭侄文稿》和《丧乱帖》有联系,作为艺术史家的结论,也许没有问题,可作为历史学家,这样可能就有问题,这是否也是两方面还存在的差异?

  

   白谦慎(以下简称白):

  

   我也一直在思考艺术史和思想史的关系。原来想讲怎样“逃避思想史”,仔细一想,艺术史受思想史影响非常大。我研究傅山,他的“四宁四毋”里面有一条“宁支离毋轻滑”,“支离”就是从庄子那里来的。从思想的角度来解释艺术,其实是现代艺术史颇为流行的研究范式。匡亚明教授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其中有一本就是《傅山评传》。思想史是我们解释古代艺术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法。

  

   以书法为例,许多学者都曾试图探寻书法风格背后的思想渊源,如郭沫若曾撰文《〈兰亭序〉和老庄思想》,今人也常将禅宗思想和北宋书法艺术联系在一起,这都离不开思想史的解释方法。到了清代,康有为的碑学研究直接与其变法思想相联系,相辅相成。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分析中国古代书法,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书法确实是中国各种视觉艺术里最为精英的艺术,原因在于书法需要认字,而在中国古代,平民识字率并不高。不识字的老太太一下子就能认出关公像,但是对“关公”这两个字却不见得认识。学习掌握中国汉字需要的时间比拼音文字更长,因此中国书法成为精英、上层的艺术,和精英的关系特别密切。唐代的几位书法家,欧阳询、颜真卿,都是大官。许多书法家都是进士,是做过一官半职的。我写过一篇文章研究晚清官员的日常书法,曾国藩他们写字很多,每天练字、每天写。整体来讲书法是精英文化,所以留下的思想文化素材十分丰富,从这个角度来讲,研究书法比较容易从思想史角度入手。

  

   近年来,艺术史研究尝试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入手,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来从思想史角度解读艺术品的范式。仍以书法为例,物质文化的变迁对古代书法艺术产生了显著影响,如邢义田、孙晓云、何炎泉曾就桌椅传入对古代书写姿势的影响进行过详尽探讨和论辩。大家越来越多地从物质文化的角度讲艺术,但研究艺术其实很难逃脱思想史,物质文化也被思想史“收编”了。比如,清代古董市场中什么卖得最贵?青铜器中的钟卖得最贵,铭文越长越贵,这就跟思想史和金石学联系在一起,最后还是离不开思想史。绘画方面有时能“逃脱”一点,打个比方,为什么“四王”的画能够比董其昌的贵、时间晚的比早的贵?这个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来,跟市场本身的规律有关,艺术品市场要繁荣,需要有一定的数量。有的近现代的画卖得也挺好,因为有一定的量来炒作,不能像《清明上河图》,就那么一幅,卖完没有第二张画可以炒。

  

而且,艺术史学在进行传统的艺术分析时,也习惯于挖掘甚至“制造”艺术背后的“意义”(meaning),从而难以摆脱思想史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前研究的人少一点,现在研究生一多,艺术史研究队伍一扩大,人人都在找“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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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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