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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 杨海龙:历史政治学视角下的血缘道德王国

——以周王朝的政治理想与悖论为例

更新时间:2020-03-12 19:34:40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杨海龙  

  

  

摘要

  

   人类文明起点相同,路径不一。西方文明路径的重要特点是空间的位移,文明和国家形态不断在炸毁的“废墟”和开拓的“空地”上建立。中国文明进程的重要特点是长时间的延续,文明和国家形态不是在“废墟”和“空地”上建立,而是在同一空间里自我演进,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构成国家诞生的母体,并对未来的国家造型和演进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周朝是直接从血缘母体脱胎而来的原生国家。她承继了长期历史延续的血缘氏族道德,又按照血缘道德理想型塑国家形态。周人第一次产生了政治自觉,尽管其理想图景带有相当的乌托邦色彩,但反映了幼年国家的童真,其价值至今仍然放射出理想的光芒,其基因缺陷为后世所克服。考察周王朝政治形态,对于发现中国文明和国家的原生形态和演进特性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历史政治学;血缘道德王国;周王朝

  

   人类文明与国家的起点相同,但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其路径不一。“中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在中国,由无国家的氏族社会到有国家的政治社会并不是突然跃进、二元分割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构成国家诞生的母体,并对未来的国家造型和演进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周朝是最为典型的例证。它承继了长期历史延续的血缘氏族道德,又按照血缘道德理想型塑国家形态。这一血缘道德王国内含的某些理想价值迄今仍然放射着特有光芒,成为宝贵的政治文化遗产,但其内生的悖论也使理想的实现步履艰难。

  

一、国家成长与历史政治学


   国家问题无疑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可以说,政治学起源于国家。吴寿彭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译注中说:“Politics,亚氏原指城邦政治的理论和技术,现在也通用为各种团体的政治学。”但有关国家问题的研究也非常繁杂。列宁曾经为之苦恼,深感:国家问题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

  

   国家问题之所以复杂困难,在于国家是历史的产物,不同的历史阶段,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人们的认识也不一样。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为何物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由此就需要将国家置于时间维度中考察。

  

   人类进入文明之后,便生活在国家之中。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便说过:“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社会愈是发展,国家愈是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单元,每个人都具有一定国籍,成为某个国家的国民。但是,国家有一个成长、发育、成熟且经历过无数曲折的过程,且在不同的地域空间表现形式不一。

  

   从西方看,雅典城邦率先成为典型的国家形态。“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形成过程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为它使一个具有很高发展形态的国家,民主共和国,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但这一国家形态是一个特例。正如顾准所说:“城邦制度的希腊在世界史上是例外而不是通例,而在古代东方史中,政制的演变倒是具有某种共同之处的。”

  

   雅典灭亡后,西方世界进入到一个无国家的社会,直到近代,国家才重新崛起,并成为普遍关注的对象。政治学也有了再度的发展。但随着西方国家制度的定型,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这一概念一度在学界消失,而以“政治体系”替代。到了20世纪下半叶才有人提出要“找回国家”,但他们所要找回的国家却是与社会相对应的政权。但仅仅只是政权,是无法涵盖国家的丰富元素的。

  

   在当今世界,国家是人类的高级组织形式和核心政治单位。治国理政成为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基本问题,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成为基本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将国家置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考察。历史政治学由此兴起。

  

   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都是基于时代的需要,并在特定的历史土壤上形成,从而带有历史的特性。由于城邦国家的产生,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率先在西方发源。但西方文明和国家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空间的位移,文明和国家形态不断在炸毁的“废墟”和开拓的“空地”上建立。这种文明进程使得久远的历史与当下缺乏紧密的关联性。

  

   如美国建国才二百多年时间,是在历史“空地”上建立的,历史对这个国家和人民仅仅只是一种记忆,人们更多的是活在当下。在这种文明和国家进程中产生的政治学,缺乏深厚的历史根基,它更关注的是现代与当下。

  

   因此,西方现代政治学的重要特点,就是从当下的政治形态出发,进行政治体系的横向研究,从而形成了政治学的基本范畴,如阶级、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权威、民主、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其好处是横向清晰,其弱点是缺乏历史的纵深感。实际上,政治学概念是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如果不将这些概念置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考虑,便很难理解其确切涵义和价值,以致用简单的概念剪裁丰富的政治过程。

  

   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特点之一就是长时间的延续。文明和国家形态不是在“废墟”和“空地”上建立,而是在同一空间里长期发展和自我演进的。早期中国从血缘母体上脱落后,不仅没有摧毁血缘氏族社会,反而不断在血缘母体的脐带上汲取养分,直至模拟远古血缘氏族社会建立早期国家。文明与国家演进同历史的发展有着独一无二的紧密关联性。政治现象反复重演,举手投足都可触摸久远的历史。历史不仅仅是过去,在书本中,更是延续在当下,在生活中。不了解历史,就无法深刻理解中国政治。

  

   中国的政治学本质上是历史科学。

  

   但是,政治学毕竟不是历史科学,而是理论科学。它的使命不在于对历史现象进行记录和描述,而在于以历史事实为依据,透过历史现象,寻找形成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对历史现象进行理论解释,通过政治学概念将碎片化的历史现象加以关联,发现历史现象中蕴藏的规律与特点。它主要作用不是叙事,“述而不作”,而重在“说理”,要在“是什么”基础上追问“为什么”?它不作“应怎样”的肤浅表达,重在“为什么这样”的深入探析。

  

   只有从历史政治学的角度,才能深刻理解“中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这一重大命题。本文便是基于历史政治学对早期中国国家形态的一种尝试性研究,力图揭示中国文明和国家进程的早期特性。

  

二、以血缘道德理想构造国家形态


   从时间的维度看,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从空间的角度看,国家在不同空间里演进形式不一。这都涉及到国家起源问题。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国家起源时,有两个基本观点:

  

   一是国家受人类社会的联结方式,即社会关系所制约。马克思认为:“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从人类社会关系演进来看,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是人类最初始和本源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因此认为:血缘“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正是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生成氏族社会。

  

   二是国家起源于但不同于原始氏族社会。“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血缘关系形成和联结起来的旧的氏族公社已经很不够了。”但是由国家替代氏族组织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国家“能够代替按血族来组织的旧办法以前,曾经需要进行多么顽强而长久的斗争”。

  

   中国先民挣脱血缘氏族组织的束缚,产生了国家组织。但中国的国家组织长期以来未能完全摆脱和超越血缘关系和氏族社会的母体,反而源源不断地从血缘母体中汲取养分,使得中国的国家形成有着自己独特的道路,这就是按照血缘母体形成国家形态。自夏到商,沿着这一路径演进,直到周代,进入到成熟状态。周在中国第一次以血缘联结的方式实现了国家形态的一统,这既是历史传统的延续,更是周的先贤基于政治自觉对理想国家的设计和建构,这就是基于血缘关系的道德王国。主要表现为:

  

   (一)旧邦新命:天命道德化

  

   人类进入文明和国家状态之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们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法性。特别是涉及到国家建立的政治行为,更要寻求能够得到广泛认同的理由和根据,如恩格斯所说的将个别行为视之为“整个社会的最高目的”“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毛泽东也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汤灭夏时发表了著名的“汤誓”。而在周兴兵灭商时,更是多次发誓。这是因为,周本是商的一个地方诸侯,要联合其他诸侯共同推翻封给自己土地的王朝,是违背基本人伦,自然也是对于旧王朝大逆不道的行为。周在积累足够力量、进行政治动员、反对商王时,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寻求足够的理由。从政治上看,周的政治同盟是一个誓约集团。这一集团有很强的政治自觉和使命感。

  

   与“汤誓”一样,周的发誓,一是反复数落商王的罪行,二是反复将推翻前王视之天命所在。但与“汤誓”有所不同,就是特别强调“德”。商王罪在失“德”,因此推翻商纣,是“共行天罚”。由周代商,是“受天明命”,“天休于文王,兴我小邦周。”(《尚书·大诰》)这一天命不仅是神的意志,更重要的是“德”的召唤。“德”是一种人事,是对众人的负责。以周代商,更重要的是“保德”,只有德行才能配天命。这便是后人所说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虽然只是商的一个旧邦,但肩负着历史使命,就是推翻商纣,为了天下百姓开辟新的天地。

  

   周得以产生“德配天命”的使命感情,有深厚的历史根源。

  

周兴起于农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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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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