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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历史政治理性的成熟:作为中国思想之基本取向和方法

更新时间:2022-07-12 00:30:46
作者: 姚中秋  

   【摘要】 基于敬天、敬祖信念,周人早有历史政治意识。周革殷命之后,周公获得殷商史官及其所保存之大量档案文献,历史知识得到极大扩展; 面对严峻政治危机,周公运用 “监”于历史之政治思考方法,详尽地考察、比较、思考夏、商两代兴盛衰亡之机理,提出诸多重大政治观念命题,进而制礼作乐。中国特有的历史政治理性至周公臻于成熟,并构成此后中国政治与历史学共享之价值取向和思想方法。

  

   【关键词】周公;监;历史政治理性;历史政治学

  

   政治关乎人的生死、文明的存亡,始终居于人类思想、实践之中心位置。从世界范围看,人类思考和解决政治问题有两大路径: 哲学的 ( 包括宗教的) 和历史的。西方以前者为主流,中国以后者为主流。中国历代王者、士大夫在实践中倾向于历史地思考、解决政治问题; 在学术体系中,史学居于重要位置,而以 “资治”为宗旨。

  

   现代学者普遍注意到 “历史理性”在中国意识中的中心地位。李泽厚断定,中国思想的特征之一是 “实用理性”,最重要的体现是 “执着于历史。历史意识的发达是中国实用理性的重要内容和特征”。 李泽厚继承这一传统,构建了其 “历史本体论”哲学。刘家和认为,中西思维结构有根本差异,即西方人偏于逻辑理性,而中国人偏于历史理性,并探讨了历史理性的起源和发育过程,强调了周人的关键作用。赵鼎新则认为,古希腊哲人的主流思想模式是分析的,诸子百家的共同思想模式则是 “历史理性主义 ( historical rationalism) ”。 赵汀阳更进一步指出,中国有个 “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 本文在这一认知上再进一步,认为历史理性的关切必以政治为中心,故中国意识之完整概括是 “政治的历史理性主义”,即 “历史政治理性 ( historic-political rationalism) ”。

  

   历史政治意识在中国发端甚早,传世文献的记载则表明,自觉地运用历史以解决重大政治问题的历史政治理性成熟于周公。史学史对此已有论定: “可以这样说,周公从摄政起至还政于成王之初的若干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年代,其思想成果对 ‘成康之治’、西周的繁荣有直接的影响。”周公之历史政治理性形塑了此后中国之政治观念、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唯对其形成过程,学界尚未见专门讨论。本文拟以历史政治学方法解释《尚书》《逸周书》等传世文献,以揭示历史政治理性在周公之时趋于成熟之因与果。

  

   一、敬天、敬祖与历史政治意识之觉醒

  

   刘家和、内藤湖南等学者都注意到周公之历史理性自觉,并归因于殷周之际一系列剧烈历史变化。内藤湖南说: “像夏至殷这种仅仅由一个朝廷转变为另一个朝廷的情况,对历史观点还没有显著的影响,然后,经过两次王朝的交替之后,看来这种王朝交替的现象就引起了一般人相当痛切的思考……所以这 ‘三代’之间的变化曾给予人类知识以极大的冲击。”

  

   从中国或东亚思想传统看,这一解释似乎可信,然而横向比较中国以外其他文明则可发现,历史剧变不一定带来历史意识的觉醒。汤因比比较古典希腊、印度、犹太与中国的历史观念,指出其间有极大差异。古犹太人面临生存危机,有先知摩西出现,创立一神教。一神教确有历史意识,却是目的论的,否定了前人之行对后人之意义,福山的 “历史终结论”即是其世俗版本。古希腊文明陷入全面危机之时,固然有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史学之涌现,其用意却不是 “资治”。“历史”的希腊本意是 “探究、调查”,“首先意味着游历、考察那些陌生的地区、陌生的国度,力求发现新的知识”,史学在古希腊未成气候。相反,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大行其道,在现实世界之外的 “理念”世界中寻求致善之道而高度鄙视历史,这对后世西方文明的影响更大。印度人则基本上没有历史意识。

  

   可见,面对生存困境、历史剧变,不同文明有不同的精神回应,可归为两类: 哲学的 (与宗教的)和历史的。从世界范围看,大多数文明选择前者,在另一世界———理念世界或神国———中寻找善或幸福。周公历史理性之自觉实颇为独特。此何以故? 还是要回到中国意识尤其是宗教信仰之独特性上。

  

   据 《国语·楚语下》《尚书·吕刑》记载,颛顼、帝尧前赴后继进行 “绝地天通”,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宗教革命。《尚书·尧典》记其成果曰: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钦者,敬也; 若者,顺也。帝尧树立敬天之礼。什么是天? 孔子解释说: “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 《论语·阳货》) 经由绝地天通,至大无外的天为人所敬而不言。因此,天是无人格的,即生生不已的万物之全体。

  

   孔子之语表明,中国人因敬天而重时 ( 包括时机和时间两个维度) 、生、变。天首先呈现为四时之运转,故帝尧树立敬天之礼后命羲和二氏 “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到四方极远之处观测天象、物候。时不是空洞的,见于万物生长发育与人的代际传承,生生不已,变动不居,这就构成“时间”也即历史。天就是无始无终的自然与人的历史过程。人是时间的也即历史的存在者。

  

   敬天信念与敬祖观念、历史观念相互支持。犹太教、基督教共享之 《创世纪》开篇记神造天地万物,被造之人祖亚当、夏娃是无父母的,亦无祖先。无祖先则无历史。天则不然。天不是造物主,万物在天之中自生自长,人是人生出来的,故 《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代际更替,生命如流,每个人认识到自己生命上承父母、先人,下启子孙、后代,自然产生世代意识,这是生存论意义上的历史意识。孝道即基于历史意识,每个中国人都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历史地看待自身、生命、人世甚至天地万物。

  

   不同信念也塑造了中西对待政治的不同态度。一神教和柏拉图哲学共享 “世界二分”观念,向往彼世,鄙视现世,当然鄙视政治。在基督教居于支配地位的中世纪欧洲,世俗与精神权威二分,宗教权力羁绊、削弱政治权力,甚至居于上位,教会成为首要的历史主体,王者之事反而寄存于教会历史之中。布罗代尔说:“历史只能有两个一般的平面,一个是政治平面,另一个是社会平面”在欧洲,“应该重申,对于中世纪来说,只有一种历史,即社会史。”中国却不然: 敬天,则世界为一,人的幸福全在此世,必投入其全部身心于改善此世的努力中,政治为其要道。中国文明很早就走上以政治改善此世之路,王所领导的政府拥有一元权威,统合政、教之权; 王祭祀天地鬼神,但从属于政治。因此在中国,历史是以王或皇帝为元首组织起来的国家的历史,即政治的历史。

  

   概括言之,西方意识之基本结构是,因向往彼世而同时忽视历史和政治,其政治思考普遍是非历史甚至反历史的,其历史则是非政治甚至反政治的,柏拉图的哲人之灵魂转向、奥古斯丁之两城论、近世之自然状态—社会契约论无不如此。中国意识之基本结构是,因敬天而同时重视历史与政治,其政治思考是历史的,其历史是政治的。据此,我们为 “历史理性”概念补充 “政治”维度,谓之“历史的政治理性”。

  

   基于这一精神取向,中国历代政府皆重视记录历史,其所记者当然是王者之政事。中国最重要的典籍六经所收文献为先王之政典。反过来,后人据此考察、思考历史,目的在于改善政治。历史学作为学科在汉代成熟之后,即以政治为中心议题,以“资治”为基本宗旨。

  

   当然,尧舜奠基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是颇为复杂的,孔子总结三代宗教信仰之取向: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礼记·表记》) 统一华夏国家形成于众多族群之聚合,各族群的宗教颇为不同: 夏居于中原,直接继承尧舜,以敬天为宗教生活的中心; 殷商来自东方,偏于人格化上帝崇拜,因而有一定程度的 “君权神授”意识。如孔子所说,周人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夏人的宗教传统,其王家宗教体系转向以敬天为中心。

  

   周公正是这一转向之主要推动者,恢复敬天是其制礼作乐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 《尚书》周公书各篇周公言天、帝的频率 (见表1) ,可见其间有颇为明显的规律可循: 当周公对众人言时会说到 “帝”“上帝”; 尤其是 《多士》《多方》两篇,专门针对殷人演讲,言及 “帝”的频率最高; 当周公对周人言时却主要言 “天”,而较少言及 “帝”“上帝”,有三篇根本未言及。可见,考虑到殷人崇拜上帝,故周公以 “上帝”说服殷人,此为言说策略; 但对周人,则致力于树立其敬天观念,此为国本。

  

  

   周人重返于敬天,高度敬祖,因而有历史意识之自觉。《中庸》记孔子赞周人有大孝之德: “无忧者其惟文王乎! 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 夫孝者: 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之德始于生者肯定父母、进而肯定先人为自己生命之本,由此产生返本的道德自觉,自觉延续先人之所行,则先人之所行就成为后人之 “道”,过去获得了意义,也就构成历史。周人的王业是历史地展开的,经过至少四代人接力,始得成功。这段生命的、政治的历史自然成为周人最为珍惜的精神资源,养成其偏好追溯先王之历史性政治意识,如 《中庸》所说: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周公之礼以祭祖为中心,内含充沛的历史意识。

  

   带着这样的历史性政治意识,周人于克殷之后,有意识地扩展其历史知识; 当面临政治危机之时,周公以之思考政治,历史的政治理性发育成熟,并以之进行伟大的思想创造与礼乐制作。

  

  

  

   二、殷周革命与历史知识大爆炸

  

   独特的宗教让历史政治意识在中国发端甚早,但历史政治理性之成熟,则有赖于可获得的历史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可据以进行有意义的历史比较、反思。周革殷命,带来一次历史知识的爆炸,创造了这一条件。

  

周公早年即有明确的历史政治意识,但可利用之历史知识局限于本邦。《逸周书》记周公多次为武王出谋划策,可见其主要引用文王之事,如 《大开武解》谓 “维文考恪勤”,《小开武解》谓 “在我文考”云云,《大聚解》谓 “闻之文考”云云。武王驾崩后,周公摄政,在指导姬姓子弟治国理政之道时仍反复提及文王,如 《康诰》中周公对康叔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 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酒诰》中周公对姬姓子弟再三申明文王禁酒之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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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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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府新论》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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