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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周旺: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改革开放的政治学逻辑

更新时间:2020-02-04 00:13:21
作者: 陈周旺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而且推动国家治理趋向现代化,由此可以从政治学的三重逻辑来理解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这三重逻辑分别是历史—价值逻辑、工具逻辑和动力逻辑。从历史—价值逻辑看,改革开放具有历史和价值的合理性,是中国社会发展从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到社会建设这一历史逻辑展开的关键节点;从工具逻辑看,改革开放意味着内敛型发展模式向开放型发展模式的转变;从动力逻辑看,党是改革开放和国家治理的领导者,也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  改革开放  国家治理

  

   改革开放不仅缔造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奇迹,更带来了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变革,是中国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改革开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选择存在什么必然联系?改革开放在哪些具体方面变革了国家治理模式?这些都应置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整体进程中来解答,从中发现改革开放的政治学逻辑。具体而言,可以进一步解析为国家治理转型的“三重逻辑”,即历史—价值逻辑、工具逻辑和动力逻辑。

  

   历史—价值逻辑:从国家建设到社会建设

   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历史规律。马克思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当然离不开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和基本价值追求。这也决定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国家治理的重点,会因客观历史条件、发展战略目标的不同而变化。这种重点变化的过程,既是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变迁的反映,也是党和国家治理社会的政策能够随历史条件变化而不断调适的表现。回溯过去,这一变化过程贯穿了一个基本的逻辑,那就是从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到社会建设三个阶段有序、渐进地发展。林尚立指出:“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一起,构成新时期中国国家建设的基本战略框架。”②每一个阶段的演化,都体现出历史条件变化和战略选择的相互影响,改革开放不仅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相互影响关系,而且在这一历史—价值逻辑的展开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国家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进行国家建设,恢复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军力。新中国政权脱胎于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旧社会,刚刚经历了重大的革命战争,亟待建立强大的国家政权体系。根据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的观点,这也是所有现代化国家开始政治发展的第一步。③当时,国家建设不仅是迫切任务,也具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经历战争之后,我国已经拥有了一个团结而富有战斗力的政党组织、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建立了严格的自上而下的命令体制,这都十分有利于建设新的政权体系。

   对于一个新成立的国家而言,面临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建设任务,一是民族建设,二是国家机构建设。民族建设就是通过落实民族政策、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实现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共同构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国家机构建设就是从上到下,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家机构实体。最初建立的是军队、警察、司法等一系列强制机构,随之形成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上海、北京、杭州、天津这些大城市相继建立了居委会体系。④这样一来,国家便具备了自上而下最基本的控制和治理能力。

   与之相比,行政管理机构的建设进程更加复杂。一些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的行政体制已经足够现代化,以至于新国家只要“坐享其成”就可以了。⑤这种观点是非常片面的。事实上,不仅新国家应有新的行政管理机构,而且那些有所保留的传统行政体制的改造,也因其过于早熟,显得更加复杂,其过程存在不为人知的艰难。另一方面,由于行政管理机构的主要功能在于开发、控制和分配社会经济资源,应随经济社会的变化适时调整,因此它的变化是最大的,且时刻需要变革,其重建与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已经超出国家建设这第一阶段,而贯穿了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程。

   毫无疑问,国家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绕开的第一步。缺乏强大的国家体制和军事能力,就无法确保一个新生政权在和平环境下进行其他方面建设的可能。这一个阶段的国家政权体系建设,使国家能够集中社会资源,借助国家强制力,自上而下推动了重工业等关乎国家战略的产业的发展,建立了健全的工业体系,为后来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组织基础。

   2.经济建设

   按照曼库尔·奥尔森的理性选择理论,权力必须造就繁荣,理性的政府都是“强化市场型政府”。⑥国家政权建设,就是为达致社会繁荣创造条件。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建设的逻辑如果走到极端,容易形成国家对于社会的一元化支配,国家通过单位体制牢牢控制了资源的生产和分配。这时就必须实现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也就是从国家建设为主导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主导,这个转型的过程,是以改革开放为引擎的。改革开放就是通过思想解放、制度解放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增长,实现社会财富的积累。邓小平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代价,相反国家建设是经济建设的前提条件。同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是以国家建设的成就为基础,也是对以国家建设为主导这一逻辑的重大变革,从观念和方式上,都克服掉单一依赖国家力量来发展经济、积累财富的模式。

   因此,经济建设的重点,一方面是通过各种体制改革和政策实施来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开放市场竞争,扩大对外贸易规模,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则是更深层次的改革,那就是以“集权—放权”为主体的、对权力运作体制的改革。这样一场改革是多方位、多层次的,既涉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也涉及国家体制内部各权力主体关系的调整。从历史逻辑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的后续,不能理解为对国家建设的否定,相反是国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权力关系的改革,不管是在哪一个层次上的调整,都是以提高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治理能力,作为改革合理性和有效性的标准。

   3.社会建设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社会力量相应逐渐成长,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随之逐渐涌现;另一方面,单一依赖国家力量来进行社会治理已经超出了体制负荷,需要借助成长起来的社会力量来进行多元化的、立体的社会治理。1995年前后学术界开展的“市民社会”大争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⑦国家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来培育、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改革开放深入之后发生的、最深刻的国家治理变革。吸纳、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国家治理,不仅不会弱化国家治理能力,相反,这是在新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强化国家治理能力的最佳途径。就此意义上,从经济建设到社会建设的逻辑演化,就是从改革到深化改革的具体变化。

   经过40年的经济建设,中国的社会结构必然发生深刻的变化,从原来的单位体制支配下、以城乡二元体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下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据相关统计,2018年中国中产阶层人口数已经超过2亿,且以加速度不断增长,中国在不久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中产国家。⑧中产阶层不仅在财富、数量上逐渐占据优势,更在观念文化、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影响社会治理方式。面对一个中产崛起的社会,依仗原来单位体制的治理模式,显然已经无力应对,陷入治理瓶颈。社会建设正是在这个国家治理的重要关口,成为新的突破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是一个经济指标或经济建设目标,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其社会建设内涵,即形成一种以中产为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这无疑是一场深刻而又充满挑战的改革,也意味着原来以经济建设为主题的改革开放在这一个阶段进入“深水区”。

   从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到社会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存在一以贯之的历史逻辑,即立足于中国现实、寻求最合理的发展战略,呈现总体上有序发展、各环节前赴后继、各结构相辅相成的特征,而正是改革开放,实现了现代化进程中“结构—功能”的相互调适,这正是艾森斯塔特指出的现代化根本难题。⑨过去一些学者强调改革开放的渐进性质固然不错,但是过于强调其“渐”而忽略其“进”,更没有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有计划、有目标的进程,这并非简单试错,走到哪算哪。同样,改革开放并不意味着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的相互替代,而是相互促进。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虽然比国家建设更加夺目,但是国家建设并未结束,其继续发展的成果,对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构成了最重要的动力和制度保证。总而言之,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并不是相互否定,而是相互强化。这种相互促进关系,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优势所在。

  

   工具逻辑:从内敛型发展到开放型发展

   历史—价值逻辑的演进,确立了中国在历史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价值。正如马克斯·韦伯对经济与社会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一个合理化的文明应该是实质/价值合理性与形式/工具合理性的结合。⑩在历史—价值逻辑之外,还需要形成相应的工具逻辑,体现为路径、体制和策略的选择,否则的话,价值逻辑就缺乏现实化的可能,甚至会导致结构—功能的错位。从改革开放前后整个现代化历程来看,中国成功实现了工具逻辑的转换,即从内敛型发展模式向开放型发展模式的转换。历史—价值逻辑以正当性和历史合理性为尺度,工具逻辑则以有效性为尺度。合法性是评价性的,而有效性是工具性的,据此,李普塞特以经济持续增长作为有效性的指标。(11)这不可避免有其片面性,但它确实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最重要的表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其有效性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1.内敛型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采取内敛型发展模式来开展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重建进程。所谓内敛型发展通常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的集约化。为了尽快实施赶超,国家必须借助强制力并集中资源手段,确保资源投放的效率和生产效率,严格控制投入和产出的比率。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这一点,国家必须实现资源和强制力的集中化,集中统一管理,这是现代化进程必然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指出了现代化进程的集中化特征:“(资产阶级)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12)受他们影响,查尔斯·蒂利也指出了西欧早期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内敛化特征,认为这些国家的形成是基于资本的集中与强制的集中两个资源集中的进程。(13)可见,现代化早期国家都经历一定时期的内敛型发展。

   按照上述理论,资本的积累来自集聚效应,从城市国家向民族国家的发展,当然也是基于此。为什么西欧早发国家会给人一种去集中化的“自由市场”错觉呢?这一方面固然是西方基于意识形态理论长期鼓吹的结果,另一方面,在具有竞争优势的条件下,那些早发国家当然有强大的动机来维持他们的“自由市场”,让人忽略他们在经济起飞阶段的集中化特征。对于后发国家来说,集中就成为一个显然的事实。格申克龙指出,作为一个后发的落后国家,其比较优势只能是集中资源、重点发展某些战略性领域,不断加强模仿学习的速度。这是后发的德国、俄国都曾经走过的道路。(14)

内敛型发展模式既体现了后发国家在实现赶超过程中的一般规律,更是在中国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自力更生摸索前进的结果。因为中国不是一般意义的“财政—军事”国家,而更多是一个治理型国家。“富国强兵”,通过内敛的集中化进程来进行国家政权建设,不是如哈尔西所描述的那样,单纯为了提高国家的提取能力,(15)而更多是为达致社会整体的繁荣和发展创造条件。无论是采取内敛型发展模式还是开放型发展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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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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