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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安:社会主义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1947—1965)

更新时间:2020-01-22 07:44:04
作者: 常安  

  

【内容提要】 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过程中,通过社会主义宗旨所要求的贯彻群众路线、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成功促进了中央政府和各族人民群众的直接沟通;通过让各族人民群众翻身当家做主、改善民生福祉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举措,形塑起各族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发自内心的认同;通过民族平等之制度前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制度性组织模式,以及相关具体实践途径,实现了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在社会主义国家单一制、人民共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基础之上,民族区域自治成功地将国家内部的不同民族凝聚成为具备有机整体结构的“中国人民”,呈现为一种促进沟通、赢得认同、实现团结、巩固统一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过程。因此,民族区域自治成功实现清末以来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国家建设质的飞跃的制度要义,恰在于社会主义这一国家根本制度。

   【关键词】 统一多民族国家 国家建设 社会主义 民族区域自治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既保证了国家的集中统一与有效治理,又实现了各民族公民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充分享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被认为是区别于中国古代以“怀柔羁縻”制度为特征的少数民族地区治理模式的“新办法”。①那么,这个“新办法”新在何处?或者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区别于中国古代羁縻制度的内在质的规定性何在?笔者以为,这正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现行《宪法》第一条第二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处理民族事务的宪制安排,民族区域自治以平等为天然追求,其自治的含义与自治权的行使,是指广大少数民族公民平等当家做主;民族区域自治强调团结和共同体的凝聚,旨在建立亲密合作、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而非所谓的“分其势而众建之”。我们理解和把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牢记社会主义这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初心”,而非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一种差异化政治安排抑或优惠待遇,否则,其就很难体现所谓“新办法”之新。②

   而我们如果把目光投诸一个更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就会发现,新中国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确立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以及“人民五亿得团圆”“万方乐奏有于阗”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国家建设实现质的飞跃的盛景写照,实际上无论是中国古代以怀柔、羁縻制为代表的治理模式,还是清末民国时期边疆治理的相关政治努力,都未能实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区域自治才被称为成功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新办法”。

   那么,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新中国民族政策是以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制度属性和运行模式,实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凝聚,并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呢?笔者以为,其制度要义同样在于社会主义。正是通过贯彻社会主义宗旨所要求的群众路线并打造了一支具有先锋队精神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才成功地促进了中央政府和各族人民群众的直接沟通,实现了“国家的在场”这一国家建设的基本前提。也正是通过让各族人民群众翻身当家做主以及改善少数民族群众民生福祉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举措,才形塑起了各族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发自内心的认同。而通过社会主义所提供的民族平等之制度前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制度性组织模式,以及相关具体实践途径,则成功实现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也同样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单一制、人民共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制度基础之上,民族区域自治成功地将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的不同民族凝聚成为具备有机整体结构的“中国人民”,实现了清末以来国家建设的质的飞跃。

   从另外一个层面讲,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的新中国民族政策的相关政治实践,也可以说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一种丰富和贡献。在一个领土广袤、族群众多的国家让各族群众感知和认同社会主义,团结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与中国国情进行有机结合,也需要根据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的具体情势来贯彻社会主义强调平等、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因此,回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历程,也有助于我们体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作为一个产生于中国革命这一特殊历史进程的制度实践背后所蕴含的普遍价值。③

   从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到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再到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奠基历程经历了并不短暂的将近二十年时间。在本文中,笔者拟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度要旨为线索,回到1947年至1965年这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基历程的制度现场,以一种制度发生学的方式,呈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如何以一种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促进、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国家建设的制度逻辑和历史语境,以求对当前我们思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完善,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等命题有所裨益。

  

   一、社会主义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新中国国家建设的历史选择

  

   国家建设,是现代国家所面临的核心主题,也是现代政治学的中心议题。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与政治情势差异,以及国家建设理论所涉及的多学科背景,学界关于“国家建设”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概括起来,关于国家建设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主权。按照韦伯的定义,“现代国家是个制度性的支配联合体,它已经成功地确立了在一定领土之内对作为支配手段的物理暴力的垄断权”④,而这种权力的垄断,则需要“设计一套新的政府形式,以便克服技术困难,有效地管理国民”⑤,因此,国家建设首先指“构建有效的政府体系和制度”⑥,以及“在强化现有的国家制度的同时新建一批国家政府制度”⑦。其次是国家能力。如查尔斯·蒂利、斯考切波等学者对于征税能力、政策能力的重视,重在考量“国家制定与实施战略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的能力”。⑧再次是认同,或者说公民效忠,即现代国家的公民缘何要认同这个国家及其制度体系。对此,一般的论证主要从国家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职能的公共性角度和国家产生于人民订立社会契约的民主论角度着手,可无论是强调国家之提供公共福利职能的所谓公共性,还是强调国家的形成来自于社会契约的订立的民主性,都是出于一种工具理性或者制度理性。于是便有了诉诸“民族”的“民族-国家”认同塑造模式以及民族国家理论。

   然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如何通过适当的制度建构来处理民族事务,协调民族关系,巩固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族裔公民对于其所属国家的认同,不仅具有少数人权利保护和地方制度的意义,还直接关系到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本身的巩固与凝聚。“从世界各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来看,主要有多元文化主义模式、民族政党政治模式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模式等。但无论何种模式,都绕不开多民族国家建设这一话题”。⑨甚至有学者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在建构民族认同时,曾经采用过移动边界、族裔纯净化、文化同化和认同组合等路径或几种路径的互动组合”,一方面其具体举措有“非正义”的色彩,另一方面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民族国家内部却朝着更为细致的族群民族主义蔓延发展,国家内部的族群群体沿着彼此的边界将‘裂痕’扩大化”。⑩因此,在多民族国家,完全采取自由主义式的均质化国家建设思路很多时候只是一种理想,如何通过民族政治的现实制度建构,用一种更为细致,更具亲和力和认同感的方式,来加强多民族国家内在的有机凝聚与认同塑造,便成为多民族国家之国家建设的核心课题。

   具体到中国,这个曾经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国家,“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现行《宪法》序言),在近代被陡然卷入列国竞争、适者生存的世界体系,并且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在边疆地区还面临种种分裂危机。如何在内有地方割据、外有列强环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格局下,实现自身旧邦新造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成为近代中国先贤念兹在兹的中心话题。而作为一个多民族大国,必须面对如何在确保既有人口族裔领土的前提下,巩固凝聚成为一个更加紧密的政治共同体,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这也意味着其时民族关系的处理具有了显明的国家建设意蕴,成为政治家思考建国蓝图时必须直面的主题。但无论是清末新政开启的边疆多民族地区一体化进程,还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五族共和”政治实践,乃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族主义模式与边疆整合,其效果和成绩实际上都是有限的,也未能实现多民族大国国家建设的制度初衷。

   真正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清末开启的统一多民族大国国家建设重任的,是中国共产党。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意识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及至抗战爆发,则将“团结各民族为一体”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与巩固的必备方略;而抗战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建立的一系列少数民族自治政权,更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正式确立和实行积累了宝贵的制度经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未采取之前南京国民政府所采取的“国族主义”式国家建构模式,也未照搬苏联的联邦制模式,而是立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立足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革命实践,以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式,实现了国家建设的质的飞跃。而这个“新办法”的制度要义所在,恰在于社会主义。

   正是缘于社会主义对人民性的强调,社会主义所特有的群众路线这一法宝,以及高度重视培养民族干部的组织人事传统,成功促进了中央政府和各族人民群众的有效沟通,进而实现了国家建构进程中“国家的在场”这一制度前提。国家认同,是国家建设中的核心主题。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民主改革,废除压迫在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身上的封建、剥削特权,让各族人民群众翻身当家做主,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通过各种措施,解决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医疗卫生等难题;通过生活水准、民生福祉的改善,让少数民族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中央政府的关怀,形塑起各族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发自内心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国家建设,要求一国内部不同民族之间通过交往、交流和交融实现有机团结,正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民族平等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制度性组织模式、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先进分子、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制度愿景,以及促进各族人民群众交往交流的民族贸易等增加民族团结的实践途径,实现了“人民五亿得团圆”的中华民族大团结。同样是在社会主义的制度背景之下,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使得民族区域自治既确保了国家统一,又实现了各民族当家做主;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的立国宗旨和统一战线的革命建设法宝,构建起了一个以各族劳动人民大团结为基础,同时团结包括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国家统一的少数民族上层及宗教界人士在内的爱国者的人民共和政治共同体;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更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建构提供了超越不同族裔的具有感召力的意识形态,实现沟通团结凝聚的组织基础,以及协调不同阶级群体利益,创造团结与民主有机统一的制度能力,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中最核心的制度性力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统一、人民民主、民族团结,使统一多民族国家得以进一步巩固、凝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由此具有了社会主义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国家建设的意涵,从而被认为是成功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新办法”。

从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到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正式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直到1965年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基历程完成的西藏自治区成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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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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