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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龙第:当前大国网络博弈的态势及应对(2019)

更新时间:2020-01-11 08:37:20
作者: 徐龙第  

   引言

   当前大国围绕网络空间的博弈日益激烈,竞相争夺战略、技术和道义制高点,以期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胜出。网络空间的博弈呈现出新的态势,即网络战备向实战化聚焦、科技竞争向新技术及其新应用聚焦、国际规则制定向集团化聚焦、博弈手段向复合化聚焦。今后,我国应直面这些趋势,勇于顺势,敢于用势, 善于造势,更好维护我国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安全和主权利益。

  

   网络战备向实战化聚焦

   这里的实战化是指国家行为体,包括军队及国家代理机构,为了某种政治目的且造成较大现实物理影响的网络攻击行为。之所以作此界定,旨在明确并非一切网络攻击都是战争行为,特别是个人和一些团体发起的网络攻击。实际上,大部分网络攻击属于网络犯罪、网络间谍或网络恐怖主义的范畴。

   近年来,许多国家和个别地区组织努力加强网络战备,出台政策文件,创立专门机构,培养专业人才,加大资金投入,网络空间的军事化可谓早已在进行之中。当前,主要大国在网络战备方面更是表现出向实战化聚焦的态势。

   理念上,2018年美国国防部的网络空间战略强调“前沿防御(Defend forward)”,表明美军将在他国而非美国本土实施网络攻防行动;美国网络司令部则提出了“持续融合作战”(persistent, integrated operations)的概念,展开“持续行动”(persistent action)以“获得和维持网络优势”。

   北约继在 2016 年 7月的华沙峰会上承认网络空间是一个作战域(domain of operations)之后,2018年的布鲁塞尔峰会又建立了新的网络空间作战/行动中心(Cyberspace Operation Centre),成为北约指挥架构的一部分,而 2019年2月的国防部长会议又批准了“北约指南”(NATO guide),其中列出了许多工具,以进一步加强北约应对重大恶意网络活动的能力。

   行动上,美国继2016年网络攻击“伊斯兰国”之后,2019 年又对伊朗发起秘密网络攻击,并导致其物理硬件遭到破坏,以报复伊朗对沙特石油设施的攻击。伊朗则制定多项举措,并成立特别工作组,专门应对美国的网络攻击。2019 年,美国政府官员还承认,早在 2012 年就已在俄罗斯电网中植入病毒程序,可随时发起网络攻击。

   2018 年 8 月,特朗普签署命令,推翻了奥巴马 2012 年签署的“第 20 号总统政策指令”(PPD—20),允许军方更自由地部署先进网络武器,而不用受国务院和情报界阻挠。北约也举行定期演习,包括年度“网络联盟演习”(Cyber Coalition Exercise),旨在将网络防御元素和考虑纳入整个联盟的演习范围。

   此外,北约还加强其网络教育和培训能力,在爱沙尼亚建设北约网络靶场(NATO Cyber Range)。总之,网络战备实战化的态势已然出现,美国在这方面的进展尤其明显。

  

   科技竞争向新技术及其新应用聚焦

   科技实力既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础,也是大国博弈的重要工具。目前,各个大国都在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动 3D 打印、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取得新突破;围绕新技术及其新应用的竞争亦趋激烈,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量子计算等领域的较量日趋白热化。此外,那些未知的技术和所谓的“黑科技”也可能成为各国追逐的对象。

   2019 年 2 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启动“美国人工智能倡议”, 旨在从国家战略层面调动更多联邦资金和资源用于人工智能研发,以应对来自“战略竞争者和外国对手”的挑战,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研发和相关领域的领先地位,如先进制造业和量子计算。

   美国还计划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网络防御,国防部新成立的联合人工智能中心(JAIC)正为美军的网络安全数据创建框架,旨在为将来的人工智能网络防御体系奠定基础,并最终实现使用人工智能监控潜在网络威胁的目标。白宫还出台了《打击恐怖分子流动的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to Combat Terrorist Travel),计划靠身份验证和生物识别身份系统来探测和阻止恐怖分子的流动。因此, 生物识别技术成为关键性技术。

   此外,俄罗斯、西班牙、丹麦、德国也纷纷制定人工智能战略,加大资金投入,布局和抢占研发制高点。

   俄国防部还发布了“人工智能十项计划”,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认为人工智能是“未来国家经济的主要增长点之一”,丹麦提出了六项“负责任”发展和使用人工智能的道德原则。

   法国在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框架内,设立四所人工智能跨学科研究院,并将投入2.25亿欧元资金予以支持。

   英国也将投入 2.5 亿英镑用于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本国医疗领域内的应用,并建立国家实验室,推动人工智能辅助医疗。

   德国也计划在 2025 年前向人工智能领域投资 30 亿欧元,以加强德国在该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德国还发布了区块链战略,明确了五大领域的行动措施。欧盟宣布斥资8.4亿欧元新建八个“世界级”超算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普京今年 5 月签署了防范外部“断网”风险的法律文件,旨在建立本国的域名系统,以确保俄在遭遇外部“断网”冲击时仍能稳定运行。俄罗斯还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建立 5G 测试网络,角逐 5G 市场。

  

   国际规则制定向集团化聚焦

   2017 年,第五届联合国信息安全专家组(GGE)未能形成共识文件。此后,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制定进程陷入停滞。尽管 2018 年底联合国启动了信息安全专家组与开放工作组(OEWG)的双轨进程,但两者之间的关系、重点和前景均仍未可知。在此背景下,西方出现了撇开联合国、制定区域性或集团性网络规则的呼声。目前,在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制定方面,集团化态势逐渐明显。

   2019 年 5 月初,32 个国家参加了捷克外交部举办的布拉格 5G 安全会议,发布了“布拉格提议”(The Prague Proposals: The Chairman Statement on cyber security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s in a globally digitalized world)。

   此后, 美国和波兰于 9 月初签署了 5G 安全联合声明,要求对 5G 设备供应商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并需确认供应商是否受外国政府控制。同月,美国等 27 个国家又就网络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文本出现在美国国务院网站上。10月,美英两国首次正式就执法部门电子数据的跨境获取达成协议,美国《澄清合法使用海外数据法案》(亦即“云法案[CLOUD ACT])取得历史性海外推进, 将对数据治理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七国集团也拟制定消费者数据保护规则,要求企业在签订服务合同前完全公开信息,以防消费者在不利条件下使用网络服务。

   G20大阪峰会签署了“大阪数字经济宣言”,但印度、印尼与南非未在宣言上签字,印度认为相关讨论与谈判应在 WTO 框架内进行。

   尽管“布拉格提议”仅是一份主席声明,层级相对较低,意义可能有限,尽管前述 27 国联合声明并无新鲜内容,尽管美英两国“特殊关系”底色下的跨境数据获取协定并不令人惊讶,但在网络规则制定进程陷于停滞、联合国渠道尚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下,西方率先造势的影响不容低估。

   在当前形势下,此类行动的示范意义尤其突出,可能预示着未来网络规则制定的集团化态势。

  

   博弈手段向复合化聚焦

   这里的复合化趋势是指国家将信通技术与政治、安全、经济之间的关联性当作国际博弈的手段,综合使用各种政策工具,以达到政策目标。这种现象也被称为技术的“政治化”或“安全化”,本是“治国之道”(statecraft)的组成部分,在国家间关系中并不鲜见,但在当前大国之间的网络博弈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也是联系政治(linkage politics)在网络领域的现实表现,以及美国所谓“全政府方法”(whole-of- government approach)的具体体现。

   目前,最明显的例子当属美国围绕华为和5G而与中国展开的持续博弈。5G技术和华为公司的“技术性”均被美国以损害国家安全为由而加以拒绝、扭曲和打压。美国在国际上也试图“合纵连横”,利用“志同道合”国家,甚至连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也一度屈从于美国国内出口管制法的压力,要求禁止华为员工参加审稿等学术活动。此外,美国还试图阻止由谷歌、脸书和一家中国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的海底光缆项目。

   美国“榜样”的溢出效应非常明显,其他国家也纷纷利用技术之外的手段,综合运用法律、金融、安全等政策工具,以在当前激烈的网络博弈中争得一席之地。

   其中,围绕数据的跨境流动、本地化及治理问题,各方博弈尤其引人注目。例如,法国数据保护监管机构“国家互联网信息中心”(CNIL)以谷歌违反“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为由对之处以 5000 万欧元罚款。法国还通过一项法律,计划向大型互联网企业征收“数字税”。针对谷歌从 400 多万iPhone 用户那里收集数据的情况,伦敦上诉法院允许对谷歌的这一行为提起诉讼。日本也拟对 IT 巨头收集个人信息追责,认为谷歌和脸书等IT巨头非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时,对其适用《反垄断法》。简言之,利用复合手段进行复合博弈是当前大国网络竞争的重要特点和趋势。

  

   面向未来的应对

   面对上述趋势,我国既应顺势而为,也应乘势而上,更应谋事造势,力争做到勇于顺势,敢于用势,善于造势。

   5.1  顺势而为,灵活参与、适当分化规则制定中的不同集团

   近年来,西方保持了在网络规则制定方面的主动态势。在打击网络犯罪领域,欧洲委员会早已推出《布达佩斯网络犯罪公约》,缔约方近年也逐渐增加。

   在应对“网络战”方面,北约合作网络防御示范中心(CCD COE)先后推出具有较强学术性的《塔林手册》和《塔林手册 2.0》,分别旨在应对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网络冲突。

   在 5G 领域,西方提出了“布拉格提议”。在规范国家行为方面,西方试图在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GGE)推进,遇阻后又率先联合 27 国发布声明。法国也主动提出“巴黎倡议”,并得到广泛支持,最近还发布了《适用于网络空间行动的国际法》。然而,西方的这些努力,均未得到中、俄的支持。

   在此背景下,西方绕过联合国的可能性也就大幅增加,率先启动、发起和制定非全球性的网络规章,包括地区性的规则,并可能吸引一些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这样,中国就可能陷于较为被动的局面。

今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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