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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军:何为制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三种理路

更新时间:2020-01-08 08:11:09
作者: 孙正军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先后出现多种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理路,邓小南倡导的“活”的制度史、阎步克主张的制度史观以及侯旭东提倡的日常统治研究,即为其中代表。“活”的制度史聚焦政治社会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制度,提出应从过程、关系、行为视角关注制度运作的路径和流程;制度史观立足法定成文制度,致力于挖掘政治体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巨大意义,以及中国历史发展的延续性;日常统治研究瞩目作为国家统治基调的日常活动,强调从文化人类学视角进入观察,揭示以往或被忽视的制度现象。三种制度研究理路既存在联系又有不同,其差异核心源自对何为制度的认识,由此在观察视角、研究取向上各有侧重。

   关键词:制度  研究理路  “活”的制度史  制度史观  日常统治研究

   作者孙正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9)。

   几乎从历史学在中国诞生的那一刻起,典章制度便作为一类重要知识备受关注。《尚书》已见尧舜设官分职的详细记载(《尧典》、《舜典》),《左传》亦留下三皇五帝官职构成的点滴记忆(昭公十七年),稍晚成书的《周礼》, 更是以对国家整体结构的精巧设计,充分展现了时人对于制度建设的巨大热情。自秦汉以降,制度在历史学中的地位有增无减,有着“正史”之称、作为中国古代史乘最重要代表之“二十五史”,其中大多设有“百官志”、“职官志”,即集中显示出古人对制度的长期关注。

   现代历史学于中国形成后,传统政治制度研究亦在其中占据重要篇幅。注重史实考订的史料学派自不待言,即便主张理论先行的史观学派,也对制度倾注巨大心力。其结果便是,几乎围绕每个历史时期的史学研究,制度研究都构成其中重要一环,相关成果数量之多,称之汗牛充栋,殆非虚言。不断涌现的新出文献亦为制度研究持续注入源头活水,无论是甲骨金石,还是简纸文书,都揭示出许多传世文献未见的官职设置和行政运作,推动制度研究走向具体、走向细节。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一些敏锐的研究者还尝试提炼、总结制度研究的理论方法,其中明确通过标举概念揭橥研究理路的,以中文世界而论,即有邓小南倡导的“活”的制度史、阎步克主张的制度史观、刘后滨推动的政务运行机制研究、侯旭东提倡的日常统治研究,以及历史人类学研究者所持“结构过程”理论,等等。理论方法的提出表明制度研究已很深入,但同时也显现出对于什么是制度、如何研究制度,研究者之间还存在不少分歧。

   对于百余年来的制度研究,无论是围绕某个制度专题,还是某个历史时期的制度,抑或某个研究阶段的制度考察,学界都已有为数甚多的学术史回顾。不过,这些旨在介绍研究进展的文字多为罗列已有成果,对于何为制度以及如何研究制度,则罕有论及。对后者的探求,显然更有赖于对制度研究理论方法的回顾与反思。因此,本文聚焦于前文所及制度研究理路,梳理它们的理论核心、酝酿过程及后续进展,进而以此为基础,尝试探讨各种研究理路的差异核心、优劣短长,以及未来制度研究当予留意的地方。考虑到政务运行机制侧重研究对象,而“结构过程”理论论及的乃是整个区域社会的历史变迁,并不限于制度,故本文将目光瞄准“活”的制度史、制度史观及日常统治研究三者,希望本文的讨论,不仅可以为业已丰富的制度研究回顾呈现另一视角的观察,同时在理论方法上亦能对如何认识、探求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提供些许启示。

   一、“活”的制度史:从文本制度到现实制度

   “活”的制度史首次提出是在2001年举办的“宋代制度史百年”研讨会议上,后以《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为题,于《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正式刊出。在这次会议上,围绕新形势下宋代制度史研究如何深入,如何创新,学者基于各自领域提出不同取径,邓小南以“活”的制度史为号召,提倡研究贴近历史实际的制度史研究。

   所谓“活”的制度史,按照邓小南定义,是指“一种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理路,“不再拘泥于典章的梳理,转而同时注意其功能与效用,注重动态的实施方式与运作过程”。由此可见,与基于史志及各种典章文献、着意于制度的结构、功能、等级、沿革等方面的传统制度史研究不同,“活”的制度史致力于探讨现实政治中实际运作的制度,这种制度并非静止的见于某一文本,也未必结构整齐、等级有序,而是一种动态的存在。制定者的设计和运作者的实施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尤其是后者基于现实效用和运作过程的考虑,不时会改变原初设计,使得制度常常处于不断的变动和调适之中。

   邓小南将目光越出文本记载而聚焦“活”的制度,与她对制度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关于什么是制度,邓小南在不少场合都有表述,其中以她为《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一书所作“前言”论述最为详细,兹引如下:

   有些制度史的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往往把制度与现实的关系作习焉不查的颠倒理解。我们以为制度是恒定存在的,而人为因素则是个别出现、一时干扰且系偶发的。尽管全无实施成效,制度的存在却毋庸质疑。实际上,制度本身即是“规范”与“人事”折中的结果;制度所试图提供、试图规约的,基本上是行为的模式。而特定的官方行为模式在历史上究竟存在与否,取决于它是否曾经通过运行过程体现出来。在我们面对的——无论是作为研究对象而面对,或者是由于生活于其中而无从逃逸的——社会中,人群间的各类关系都可能被利用为、演化为、简约为类似于“交换”的关系。制度,不过是对于这类过程的引导、干预与约束;同时也是“人事”作用的结果。

   可见在邓小南看来,制度的存在与否,端赖“它是否曾经通过运行过程体现出来”,没有付诸实施,没有在实施中产生效用,也就无所谓“制度”。因此,制度并非在现实政治之外客观独立地存在,而是依附于现实政治。只有在现实政治中发挥作用,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产生影响,才是真实存在的制度,亦即“活”的制度。

   见于纸面的制度规定乃是精心设计的产物,是静止的、有形的;“活”的制度则依附于现实政治而生,变动不居。相比而言,后者的捕捉更为不易。关于此,邓小南提示了两个视角。其一,作为“过程”的制度史。她认为,“官僚政治制度不等于静止的政府型态与组织法,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本身是一动态的历史过程,有‘运作’、有‘过程’才有‘制度’,不处于运作过程之中也就无所谓‘制度’”。这里的“过程”其实包括两重含义——历史性和现实性。前者立足“长时段”,强调不同朝代间制度的关联,注重从制度沿革脉络探讨制度的形成,将制度形成视为历时性演变的结果;后者基于现实政治,关注诸如王朝的政策选择及倾向、不同政治集团的构成及性质、体制的传承及内外压力、乃至“话语”体系等对制度的影响,亦即重视实际运作中的制度面貌。显然,无论哪重含义的“过程”中的制度,都是动态发展的,都属于“活”的制度。其二,作为“关系”的制度史。“所谓‘关系’,既包括一制度与它制度相互之间的外在关系,也包括决定制度本身性质的内在关系。制订制度的人、形成制度的过程、制度的规定与实施,无不反映着形形色色的利益关系;正是各类关系与制度本身之间形成的‘张力’,决定着制度运行的实际曲线”。不难看出,基于“关系”视角的观察,乃是重视制度与其他制度、制度全体乃至政治场域、社会氛围、文化环境、思想活动等他者的联系,亦即注重从整体、全局的立场认识制度,强调在此观照下的制度,才是实际运行的制度。要之,“过程”、“关系”视角下的制度史,旨在说明制度的形成及运行乃是历史基础、现实需求及各种关系合力作用下的产物,因此,认识制度也应从这三个维度予以把握。

   在“活”的制度史提出之前,对于文本制度之外的现实制度,学者并非没有关注,不过“活”的制度史提出后,使得学者关注实际运作中的制度的意识更为明确、自觉,或者说起到凝聚议题、指引方向的作用,却也毋庸置疑。那么,邓小南为何在21世纪伊始提出“活”的制度史呢?其他研究的“刺激”固是原因,如寺地遵在宋代政治史研究中提倡的“政治过程论”,宋代法制研究对司法实践的重视,其他断代学者对制度运作过程的探讨等,大约都曾对她有所启示。不过笔者更想说明的是,邓小南此前对制度的研究中,事实上已经蕴含了“活”的制度史的萌芽,她在1986—1993年发表的论文中,已有多处触及“活”的制度史的相关内容。在《西汉官吏考课制度初探》一文中,她已注意在春秋战国以降官吏考课制度的脉络中进行论述。在《试论北宋前期任官制度的形成》、《宋代铨选中“阙”的分类》、邓小南:《宋代铨选中“阙”的分类》,《试论宋代资序体制的形成及其运作》三篇文章中,她也将北宋考课、铨选制度中的相关内容溯源至唐朝乃至汉代,梳理其超越王朝的历时性演变。这些基于长时段、对相关制度形成脉络的考察,都表明邓小南对作为“过程”的制度的关注。此外,在《北宋文官考课制度考述》一文中,她尝试依据现存考词观察北宋对州县官的考课,显示出对制度运作现实的关注。《北宋文官磨勘制度初探》一文中,她已隐约触及后来成为“活”的制度史研究重点的信息沟通、信息渠道问题。不过,这些早期的研究虽然在内容、史料或视角上与“活”的制度史多有契合,但从具体呈现看,毋宁说尚待完善。如在对长时段的探讨中,对于制度演变环节的分疏略有欠缺,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从“静态”到“动态”的问题,而对于呈现制度运作现实的史料,虽然已有利用,但仍不充分。

   1996年和1997年是萌生“活”的制度史的关键时期。邓小南在此期间发表的《课绩与考察——唐代文官考核制度发展趋势初探》、《略谈宋代对于地方官员政绩之考察机制的形成》二文中,均明确指出唐宋考课监察的法规条文与实际运作存在差异,提示应贴近历史现实、更为确切深入地把握彼时考课的实际状况,后者还首次正式论及地方官考察的信息渠道。关于信息渠道,邓小南在2007年回忆道:

   十年前的1997年春,我在美国耶鲁大学从事“吐鲁番历史与文化”的合作研究,校报上的一则边角消息偶然地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法学院一场辩论会的布告,预定的主题是法庭辩论是否应该以“truth seeking”(寻求真实)作为目标。这使我联想起自己当时正在申请的研究项目:唐宋时期中央考察地方政绩的信息渠道,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历史上帝王与朝廷经营信息渠道的根本目的。

   可以看到,在1997年,邓小南已确立以信息渠道为研究计划的重点。由此不难推知,大约在1997年前后,她已充分注意到制度条文与制度现实的差异,并开始致力于以信息渠道为中心展开“活”的制度史研究。

   在“活”的制度史提出之后,邓小南继续在不同场合推进和深化此一研究理路。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两点。第一,明确以信息渠道、信息沟通,以及与之相关的政令文书为研究重点。在《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管窥》一文中,邓小南说道:

   作为激励与约束的手段,制度本身是“规范”与“关系”折中的结果;制度所试图提供的,基本上是行为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历史上实际存在与否,取决于它是否曾经实施。值得指出的是,目前的探讨,不再满足于制度的起讫两端,也就是说,不仅注意政令规定及其实施结果,也注意到连结两端的路径,即制度的实际运行方式。对于文书制度——包括各类官方文书(敕旨制诰、内降御批、奏札章疏、表状符牒、簿历帐籍等等)负载的信息、形成的过程、传递的途径、处理的环节——之集中关注,正反映出这一趋势。

   在《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一文中,她也指出:

以往我们较多注意的,是“刚性”有形的制度、事件、人物;而最近的制度史研究,不再拘泥于典章的梳理,转而同时注意其功能与效用,注重动态的实施方式与运作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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