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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向春:身份、秩序与国家——20世纪50年代闽江下游地区的“水上人”与国家建构

更新时间:2019-12-11 09:04:17
作者: 黄向春  

   【内容提要】 本文以闽江下游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围绕“水上人”的身份问题所发生的政治进程为背景,在新中国的国家建构如何在“地方”和“日常”的层面展开,并如何“嵌入”到底层和边缘人群的情感、观念以及行动方式的视角下,来讨论地方性、族群性与国家建构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某些特征。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地区在新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水上人”既是被“公民”“阶级”“民族”等现代政治范畴重新定义的对象,也是在被卷入到地方社会秩序重建过程中表现出其主体性的社会行动者。他们在大历史变革中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体认和对地方性的“身份-秩序”结构的集体意识,折射出新的制度化过程与传统地方社会固有的秩序感和流动性发生的碰撞、互动和妥协,并深刻反映出传统中国现代转型从“身份社会”到“民族国家”的特征和内在张力。

   【关键词】 水上人,身份,秩序,国家

   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诸多议题中,“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作为制度的建构与作为话语的表达,是其中最核心的两个。无论是通过追寻“现代性”(modernity)的一种制度的、社会经济的或意识形态的本土历史资源来强调其延续性,或者通过追问由传统帝制到现代民族主义“想象”的变革来强调其断裂性,对“地方性”(locality)、“族群性”(ethnicity)与“国族性”(nationality)的复杂关系及其历史遗产的理解,都是认识传统中国现代转型的关键之一。①在更一般性的有关传统和现代国家的研究中,透过“边缘”和“他异性”的视角,探讨“国家实践”(state practices)在边缘地带和矛盾歧义中如何贯穿于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也成为学界试图突破“民族国家”理论束缚,摆脱在“理想类型”(ideal type)下谈论“国家”以重新认识其性质和意义的一个重要方向。②在这一背景之下,本文试图通过闽江下游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围绕“水上人”的身份问题所发生的政治进程,来讨论地方性、族群性与国家建构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某些普遍性特征。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地区自19世纪中叶后全面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作为构成该地区社会生态一部分的“水上人”,经历了一连串以“现代性”的制度化为标志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水陆交错的“边缘”(margin)模糊空间被作为“前线”(frontier)的“海疆”重新定义,“岸上人/水上人”的认同边界(boundary)亦被以“阶级/民族”为核心的政治身份制度打破和重塑。“水上人”作为社会行动者,其种种遭遇深刻反映出社会变革中“连续”与“断裂”的交替与交织,更重要的是折射出自清末以来传统中国社会之现代转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困境所固有的结构性缘由。

   近年来,在对华南开展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国家与地方的“同构性”是其中一个核心论题。它强调的是明清以来国家制度不断在地化,具有能动性的地方社会在与国家的密切互动中,在地方想象、创造和标榜文化正统性,且地方人群以纳入“编户齐民”和习得“正统文化”的方式不断从“化外”进入“化内”,从而使国家的大一统得以实现。尽管这一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我们看待和讨论传统时代“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视角,但这一基于传统时代的认识是否有助于理解和反思“现代性”以及“民族国家”在中国的建构过程,仍然有许多课题值得深入探讨。对此,已有学者在现代国家的传统再生产议题下就权力结构转型与地方实践的能动性方面做过精彩讨论③。受上述视角的启发,本文以档案为主要资料,结合地方文献与田野访谈,重点考察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地区在新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从“水上人”在大历史变革中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体认和地方社会的“身份-秩序”结构及其转型的视角,来讨论新的制度化过程如何与传统地方社会固有的秩序感和流动性发生碰撞、互动和妥协,并试图提出一个从“身份社会”到“民族国家”的转变来理解传统中国现代转型之内在逻辑和张力的视角。

  

   一、背景:“水上人”与清末以来闽江下游地方社会

  

   东南沿海历史上浮家泛宅的水上人群,是江海水域生计体系和东南地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④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地区,历来是“水上人”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该地区的“水上人”在福州方言中被称为“曲蹄”,而在历代文人笔下,他们多被统称为“蜑”。⑤历史上,“水上人”往往以高度的流动性游走于体制边缘,并成为被陆上人群排斥和歧视的“非我族类”;但他们也不断被纳入体制之内,如明代的“水上人”多被编入“河泊所”承担“渔课米”,成为一个特殊的户籍-赋税类别。明中叶以后,河泊所制度崩坏,“水上人”的流动性更趋明显,生计选择也更加多元化。至清末,闽江下游地区的“水上人”因社会分工及生态差异,逐渐发展出两大不同的生计群体:依附于城市经济生活的“北港水上人”,与附居于乡村外围,以佃耕洲田、种蚬殖贝为生的“南港水上人”。在这一长期的社会变迁与闽江两岸洲田垦殖相交织的历史脉络中,“水上人”也经历着不断“上岸”的过程——从临时性的船屋到最终定居的房舍,从在船上供奉神灵到在岸上为之建庙进而发展出仪式系统。这一过程在塑造闽江下游地区聚落格局的同时,也维系着“岸上人/水上人”的身份边界。⑥“水上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卷入”了现代制度与国家建设的历史洪流中。

   鸦片战争以后,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地区的生态、制度与地方社会呈加速发展变化之势。福州的开埠,进一步凸显其作为“东南沿海宏观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而成为东部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城市的快速发展最直接带来的是整个生态环境的变化。城市聚落渐趋密集,人口密度增加,商贸街衢以交错密布的港汊为网络不断扩展,形成了新旧交叠的城市-乡村生态系统。作为自宋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以闽江水系为纽带的内陆市场与以海上帆船贸易为纽带的海外市场这两个市场网络的连接点,福州台江地区港汊纵横,商贾云集,铺号林立,其市井之况至清末已臻繁盛,所谓“惟古所指为沙地、汛地、洲地者,今皆市肆毗连矣”。⑦城市化、商业化的高度发展,催生出日益细化的服务业的市场需求,特别是围绕台江这一商贸中心区,为遍布各港汊的“水上人”提供了许多谋生的机会,而他们作为城市的“附居者”也越来越与某些特定的职业或行业(如摆渡、搬运、起卸、引水等)联系在一起。这些由社会分工而带来的职业或行业,既为他们提供了起码的生计来源,同时也成为他们以特定群体的角色参与现代城市生活的方式。

   在生态与聚落环境变化的同时,地方社会及其象征体系的再造也同步展开。以源自明代里社系统的社区格局为基础,伴随着商业化而成长起来的各姓陆上居民,先后建立起各自的宗族组织,并通过庙宇及其仪式的经营而结成了具有很强地域认同与资源控制性质的“境”的系统。例如,仓山下渡“人烟稠密,数十姓千余家于此聚族,古称周、王、郑、蔡四大姓外,如庆元陈、江南陈、吴、卢、张、庄、邹、梅、刘、王、孙、程等姓,或数十户,至二三百户,环聚焉”。⑧这些聚族而居的姓氏不断以“里社-境”为纽带扩大地域控制的范围,由元季的十境,到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十八境,至光绪时已发展成二十一境。⑨这些境以“十境祠”为中心,在不断分化与整合的过程中,结成了“祖庙-分炉”的庙宇等级网络,并形成了规模盛大的迎神仪式传统。⑩在台江,除了经历了大体类似的过程之外,还在“里社-境”系统和家族之上,由新兴商人势力的进入和商铺的扩张,又叠加了一个商业社区的系统。例如,帮洲的“五保七社”,以竹林尚书庙与龙潭尚书庙为中心的社区认同,正是在商贸的发展与商人社区的建构中形成的,商帮、商人、商号通过对庙宇及其仪式活动的控制取得了在社区权力体系中的主导地位。11在经营庙宇和仪式的同时,他们还以庙宇为依托,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社区组织,如“救火会”“义葬社”等,12积极参与城市公益活动,共同维护城市资源的公共性,在自治化的商业社区营建中充当代言人的角色,从而使地方权力体系呈现具有很强“现代性”的“社团化”态势。

   随着生态、社会的变化,制度的鼎革则是重塑地方社会的更直接和更全面的力量。特别是面对在“里社-境”和“保社”体系之外的“水上人”,由于其浮家泛宅、“或渔或盗”的流动性,不同时期的国家都试图用特殊的方式来对之加以管理和控制。明初,“蜑户”除了部分被“籍为水军”之外,更普遍的是被纳入在全国范围内特别设立的河泊所系统,成为“岁纳渔课”的“渔户”。13河泊所制度对东南沿海地方带来的实质影响,是许多漂泊不定,以江海为生的“无籍之徒”由此成为“编户齐民”而被纳入王朝体制之内。明中叶前后,渔户逃绝隐匿、课米失额,许多河泊所被裁革归并,14地方再次出现大量脱离羁管的“有业而未籍者,及原无籍而业者”。15随着家族组织自明中叶以来的普遍发展,大量逋课的渔户遁入豪门,从“隐匿”到成为被庇护的“私役”。16清朝沿袭了明代的渔课,但所设澳甲制度并未重新在户籍上整理渔户,“水上人”有了更大的流动空间,并最终促成了“水上人”与陆上村社和家族之间紧密的支配-依附关系的格局。17

   民国地方政府在清代澳甲制度的基础上,以现代户籍制度结合警察制度,对福州地区的“水上人”施行“水上保甲”制度,试图在这一最不易被控制的空间,开始前所未有的行政化渗透。有别于明清的“渔(船)户”重点在于“纳税户头”的内涵,1932年,福州推行以《户籍法》和《清乡户口条例》为依据的《福建省保甲规程》,首次把户籍登记落实到“户口”,结合计口授粮、计口授盐,并辅之以保甲,力图把“水上人”纳入一个较为严密的行政框架之内。18这一制度的实施,对于“水上人”的身份和社会处境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深刻影响:第一,由于“以船为家”是编入水上保甲的基本条件,陆上有住所者另以户牌别之,这一做法实际上相当于对“水上人”与其他水上活动人群(包括已上岸定居的“水上人”)之间的身份区别做了制度上的确认。第二,由编制水上保甲而产生出来的保甲长,其权威直接来自国家的授权,并与相对固定的空间管理相配套,使“水上人”这一历来“怕见官”的人群被直接置于地方行政体制之下。自此,“水上人”从长期游走于“边缘”的生存状态,以及相对松散、依附式、流动性的社会传统,开始了与带来正式政治身份和权力的国家的全面接触;而他们在其中所经历的种种,则在较为微观的层面深刻反映了整个闽江下游地区由传统时代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及其“现代性”在地方的建构过程。

  

   二、从“水上保甲”到“水上区”:如何成为“公民”

  

   1949年8月,福州解放。在旋即展开的新中国政权建设中,“水上人”所经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新政府的行政区位化——由民国时期的“水上保甲”转变为“水上区”的行政建制。这一过程带来的转变主要是,新政一改“水上保甲”只是根据停靠地点把“水上人”分别就近附属于某区(乡)保甲的做法,将“水上人”从陆上行政区划中切出,并为之成立一个单独的行政单位。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水上人”在相当程度上仍把是否参与民主建政视为“讨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政治热情也因此变得非常“情境化”。

福州市水上区成立于1950年7月。其辖区为上至大目埕,下至闽安镇的二百华里闽江江面,大体沿袭了民国时期隶属林森县水上保甲的管辖范围。19为适应群众要求及便利土改等工作的进行,1951年1月月底,洪山桥以上,魁岐以下的水上区域被划归闽侯县管辖。20鉴于该区“水上人”的经济生活与城区的关系甚为密切,因此仿照城区的基层组织形式,于3月撤销了乡的机构,按自然分布情况、运输业务并结合船只种类,以500至1000户组成了五个居民委员会,以40户至80户划编了244个居民小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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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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