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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闪: “借礼行俗”与“以俗入礼”:胶东院夼村谷雨祭海节考察*

更新时间:2019-12-04 01:09:55
作者: 张士闪  

   【内容提要】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胶东院夼村谷雨祭海节大致经历了从“借礼行俗”到“以俗入礼”的过程。借礼行俗,是指村民自觉地将地方传统贴近国家意识形态,形成“礼化之俗”以获得合法性;以俗入礼,则指国家通过对地方传统的甄别、遴选与调整,给予不同层级的名誉和资助,使之纳入社会公共文化系统之中。二者发生的社会背景不同,操持方式各异,但均可视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礼俗互动”的延续。院夼村谷雨祭海节游走于地方之俗与国家之礼之间,是渔民因应国家历史进程,基于生计、信仰和民俗传统而发生的时移世易之变,其社区调谐功能与自身调适机制值得关注,庶可借此推进对中国“社会性”的理解。

   【关键词】 借礼行俗,以俗入礼,胶东院夼村,谷雨祭海节

   观诸海内外关于中国之“社会性”传统的研究脉络,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可谓里程碑式的人物。在他之前,注重“国家大一统”者往往过于强调“礼制下行”的社会流向,而注重地方社会者则过于强调地方自治系统的发育过程与自主运行,由此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观察的某种偏狭。其极端者,在处理官与民、集权与民意之关系时,生硬切断两者关联,甚或着意强调两者之间的对抗,而轻忽中国社会中曾有的社会事实、政治智慧与话语形式①。弗里德曼从葛兰言和高延关于中国宗教体系的论争②中,看到“在表面的多样性之背后”,“存在一个中国宗教体系”③,而试图超越上述关于中国社会的两极化判断,寻找贯穿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总体特征。

   中国传统社会作为超复杂系统,其存在与运作必然不是“家天下”之集权专制的结果,而是自成一体的生活-文化系统,这应该成为中国“社会性”研究的立论基础与核心问题。在弗里德曼以后,史华慈、科大卫循此路径持续推进。史华慈不仅同意弗里德曼关于中国的精英宗教和农民宗教“都建基于共同的基础之上,代表着同一种宗教的两种版本”的说法,而且强调二者之间是“习惯用语式的互译”式的紧密关联,而且仅就文献记载中的民间宗教而言,“民间宗教的内容既不是简单同一的,也不是长期缺乏发展变化的,甚至也不缺乏自觉的反思……在‘高层文化’和‘民间文化’之间存在着经常性的、迁移性的相互作用”。由此,他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复杂性保持敬畏,甚至断言“迄今为止,关于中国民间文化的研究很难说已经真正开始起步”④。科大卫则长期致力于中国本土田野调查,将地方宗教、祖先祭祀、社区节诞、民众文字传统、庙宇建筑等视作“有意义的礼仪标签”,试图以此“重建地方社会整合到中华帝国的过程”⑤。他在新近研究中,特别强调从“地方社会与国家机构打交道的形式”认知中国社会历史进程:

   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不一定是控制,也可以是地方社会很主动、很巧妙地把国家制度引入来处理地方上的问题。所谓地方整合到国家,就是一种认同的过程。我们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注意到,这种认同跟地方社会与国家机构打交道的形式很有关系。⑥

   在科大卫看来,大一统的国家建构与地方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过程,即是“形成中国的历史”,而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礼仪标签”,则使“理解中国”成为可能。

   笔者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地方社会对于这类“礼仪标签”的制造与使用,普遍存在着以“礼”“俗”为表征的不同话语流向⑦,并呈现出多主体交互建构的特征。这其实是与国家一统进程中的两大特征,即国家政治“地方化”与地方社会“国家化”的同时发生有关。笔者将之概括为国家政治的“以俗入礼”与地方社会的“借礼行俗”:以俗入礼,是指国家通过对地方传统的甄别、遴选与调整,给予不同层级的名誉和资助,使之纳入社会公共文化系统之中;借礼行俗,则指民众自觉地将地方传统贴近国家意识形态,以获得合法性。二者均作为中国社会“礼俗互动”⑧传统的常规表现,促成了国家政治与地方社会之间双向互动、相互嵌套的关系。在“礼俗互动”中理解中国⑨,或许是值得尝试的学术路径。

   在笔者长期关注的诸多村落中,都有“礼俗互动”的丰富表现。如山东省荣成市人和镇院夼村⑩,在20世纪70年代所谓“集体化时期”,当地政府贯彻国家制度精神,允许渔民将谷雨节这天的海上捕捞所获留归私有,虽然各户渔民的反应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会在改善伙食、欢度谷雨节的同时,还以“家自为祭”的方式祭祀海龙王——在当时国家强力“根除封建迷信”的大背景下,他们既未坚守此前以生产队为单元的集体共祭仪式,亦未试图恢复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家族共祭传统,但也并未就此告别仪式。此后,村民逐渐通过“军民共建”、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1等方式,将之自觉改造为阖村共祭的形式以获得合法性。这类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国家政治与地方传统之间交叠互渗、交互印证等互动关系的常态。进一步看,历史上国家一统进程中充满了革命与改革,自古及今并没有一以贯之的国家制度,而地方传统则不会被国家进程所轻易裹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快捷地与时俱进,但并不妨碍二者之间同生共存、多样合作的关系。不过,如果仅从国家大一统的眼光来看,类似地方传统节日等乡村社会运行的内发性因素,却容易被视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障碍,时至今日仍偏见难除。

   胶东院夼村谷雨祭海节,是以祭祀仪式为主要特征的节日民俗传统,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民族国家进程中迭有新变,而又不脱村落语境与民俗根性。笔者相信,从这一个案出发,考察国家政治与民俗传统的互动关系,观察地方社会运转的自洽机制,有助于以小见大地理解传统中国的“社会性”脉络在近现代的延展、重构及其运作实践。

  

   一、渔村经济:从近海捕捞到远洋作业

  

   “夼”,音“kuǎng”,山东胶东地区方言,专指两山之间较大的山谷。院夼村位于胶东半岛最东端的西南角,三面环山(铁槎山),一面靠海(黄海),属于冬暖夏凉的海洋性气候区。据该村《王氏族谱》记载,在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即有王姓人家从荣城干占村(现属石岛)迁徙至此定居,并有始祖“亦农亦渔”,“前世起身佃渔”等记载,以海上渔业为生计传统。12目前,该村占地面积3750亩,户口登记有1409户、3502人,王姓占全村人口90%以上。同时,村内还有来自安徽、河南及东北三省等地的打工者3000多人,使得村里常住人口数超过7000人。村民对“院夼村养活穷人”之类话题津津乐道,以本村有“不欺生”的传统而自豪。笔者注意到,目前村落居住空间的贫富格局是很明显的:沿铁槎山而建的别墅区,居住着该村最富裕的群体;村落主体格局是在20世纪70年代建成的低矮房舍,附有较小院落,为一般村民所居;在村西一隅,有一片空间逼仄的简易房,卫生条件较差,是外来打工者居住之处。

   夼村人世代以渔业为生,是典型的传统渔村。目前,院夼村集体经济基础较为雄厚,村民生活富足。院夼村曾有集体企业——山东院夼实业集团公司,实行村企合一的管理方式,下辖国际货运、水产品精深加工、名优海产品养殖、船舶修造、生物制品等领域的20多个子公司,以及鱼粉厂、制冰厂、冷藏厂、鱼油厂、土壤调理机厂等,拥有资产总额4.9亿元。海外贸易方面,主要与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开展海上冰鲜鱼贸易,并长期在南非海面捕捞。截至2016年,院夼村共计拥有100—960马力渔船130多对,其中荣成籍渔船73对,其他均为外地船籍渔船,如浙江、河北、辽宁等省及山东寿光等地;100马力以下渔船(泛指体外挂机)100多艘;此外,还拥有国际国内货运船10艘。村东部有一处空空荡荡的电影礼堂,是本村在往昔集体经济时代繁盛一时的见证。自2002年以来,山东院夼实业集团公司转为民营私有企业,大致业务如前,只是变为个体所有。此外,村中还有养貂、养殖水产的养殖户10家,海产品加工厂10家,冷储业户4家。13

   长期以来,院夼村男女分工明确,男人出外工作,妇女当家。这使得村内同性之间的交往较为密切,有妇女之家、老年人协会、秧歌队等组织。此外,本村还成立了创业者协会、特困救助爱心会等经济类组织。

   近20多年来,近海渔业资源日渐匮乏,是院夼村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依靠现代技术的渔业远洋捕捞、加工与运输等业务,逐渐成为该村经济支柱产业,在国内外渔业日趋激烈的竞争格局中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近年来,村委、企业和村民的危机意识日益增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已成为很多村民的共识。如以2011年从村党支部和集团党委退休的老书记王巍岩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就多次提出要发展渔海民俗旅游业,但全村并未形成一致意见,村委会多次议而未决。

   院夼村以在谷雨节期间举行隆重祭海仪式而闻名远近,活动以本村龙王庙为中心,每每吸引邻村甚至更远的人们前来参加,近年来更成为吸引上万人参与的海滨盛会。在长达8年的调查中,笔者曾对如下情形感到迷惑:院夼村的祭海仪式,本是依托谷雨节期间近海特有的“百鱼上岸”传统景观,在渔民下海捕鱼前的时间节点举行的仪式活动,但近20多年来,近海渔业资源枯竭,“百鱼上岸”景观不再,本村从事远洋捕捞渔业的船只也不在谷雨节期间返村过节,作为过节主体的船老大等已是节日仪式的“缺席者”,为什么这一仪式却并未衰微,反而越来越隆重?这是否意味着,祭海节一旦定型,就可以与海洋渔业没有关联?14地方民俗传统,是否一旦约定俗成,就可以自外于国家进程与地方社会格局而“脱域”15自转?

  

   二、谷雨节祭海:渔村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表达

  

   循流溯源,地方社会中的节日传统,首先是作为以年度为周期的时间刻度而被感知的。一方面,节日作为地方时间制度中的特殊时段,年复一年如期到来,营造出一种周而复始的永恒感;另一方面,时移世易,处于国家一统进程中的地方社会生活,又会对既有节日传统产生种种影响。地方节日传统,是在国家规定的时间制度框架下,因应地方社会生活之调适而形成的。具体到院夼村而言,村民在谷雨节祭海传统中的仪式行为,既源于当地山海之间自然环境所限定的传统生计的长期塑造,也与这一地理景观在人们心中激发的神圣想象有关,但其生计模式又受制于不同时期的国家制度,其神圣想象也与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神圣传统有着内在关联。因此,看似单纯与自然环境有关的传统生计,与渔民似乎仅仅为生存而选择的神圣符号和仪式行为的背后,潜存着国家一统进程所携带的巨大力量。民众对于民俗传统的时移世易的活用,必须在国家、地方社会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复杂互动中予以观察和理解。

   从院夼村人充满怀旧色彩的讲述中可知,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一带近海到处都是鱼虾等物,生活资源充足。在岸边随便撒网,就可以捕到很多鱼虾,吃不了就晒干储存,或者卖给邻村农民当土地肥料。后来海洋资源急剧减少,虽然渔船马力不断增大,但靠海吃海的生计还是越来越困难,更让人不安的是日益严重的海洋污染。与此同时,村中传统民俗多有存留,吸引着众多渔民参与,如岁时节日、婚礼、葬礼等等,尤其是谷雨祭海仪式,吸引着院夼村几乎所有家庭都参与进来。在谷雨节期间,渔民纷纷来到龙王庙行祭,既有传统信仰心理的惯性驱动,也有对往昔时光的记忆和回味,还有对难以估测的未来生活的期愿。在一般的院夼村人看来,谷雨祭海节活动的举办关乎整个村落的福祉,也是其以主待客的特别时段。这从院夼村神圣空间的建构、神圣仪式的设置以及诸多神圣符号的选用和解释等方面,可约略看出。

   (一)龙王庙:村落的神圣中心

矗立于院夼村东南海边山坡上的龙王庙,既是村民举行祭海仪式的特定空间,又是日常公共聚会的重要场所。龙王庙面朝大海,看上去很是气派,是该村最神圣的祭祀之地。村民自夸说,本村海龙王庙是中国沿海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座,出海打鱼的渔民很远就能看得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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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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