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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剑银:社会理论法学:机缘、进路与关键议题

更新时间:2019-12-03 23:18:57
作者: 马剑银  

  

   “社会理论法学”开始逐渐呈现,成为一股绵柔的力量,创造着新的学术话语。这得益于一批有共同旨趣的青年法学家的努力。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学科,接受不同的学术训练,但最后都对一种宏观视野的、系统的、理论化的法律外部观察、分析与评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前辈学人的先锋开路下,尽管存在各自的学术路径依赖,存在方法论和理论脉络的偏好,但都对“社会理论法学”这一术语产生了认同,这是一项开放性的事业,同时也是具有前景的事业。

  

一、社会理论法学的呈现


   何谓“社会理论法学”?有关这一命题,学界已经有好几篇专门的阐释性文章,我自己也参与编辑过一本专题论文集。但我总觉得,给它下定义仍然为时过早,因为“社会理论法学”并不等同于坊间有关法与社会研究的各式各样的学术性组合,诸如法(律)社会学、社会法(理)学、法与社会研究、社会—法律研究、法律与社会科学、历史社会法学、法律社会史,不一而足。“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这个概念的出现,在社会学界和哲学界就曾引发过多次争论,想必在法学研究领域,这个概念同样会引起争议,甚至非议,毕竟如德国著名法社会理论家托依布纳所言,“法律不可能完全地接受某一种社会理论,但法律又必然要受到各种社会理论的影响”。

  

   “社会理论法学”的话语,最初出现于2004年的清华大学课堂。高鸿钧教授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为研究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叫做“社会理论之法——从马克思到哈贝马斯”。当然这只是一种机缘,既无法宣称社会理论法学的学术源头,也无意于创建一个新门派,然而这种机缘确实埋下了种子,在若干年之后开花结果,呈现在学术界面前。在此之前,有关“法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of Law)”和“社会理论中的法(Law in Social Theory)”的讨论已经相当热闹,比如美国法学家杰里米·霍尔(Jerome Hall)于1963年出版的《比较法与社会理论》,以及十几年后另一位美国法学家理查德·阿贝尔(Richard L. Abel)在《美国比较法杂志》发表的同名论文,阿贝尔也使用这个术语评论艾伦·沃森的《社会与法律变迁》(Society and Legal Change,1977),将法的滞后性及制度惯性的研究视为一种法社会理论;著名的法社会学家,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楚贝克(David M. Trubek)在1972年那篇《迈向法的社会理论:法律与发展研究散论》明确提出解决这个时代法律危机的出路需要“迈向法的社会理论”;1994年,美国政治学家兼法学家金兰雪佩(Kim Lane Scheppele)发表《法律理论与社会理论》一文,用以引起社会学界和法学界对于双方研究中重叠部分的重视;2004年,英国著名法社会学家科特雷尔的《社会理论中的法律与和法律研究中的社会理论》更是神奇地预示(指引)着中国语境中这群新锐学者的研究进路。

  

   当然,就社会理论法学在中国语境中的发轫而言,其学术源头则更为广泛,甚至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社会理论中有关法律现象的研究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关法律社会学的初步研究,这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社会重建运动有关。自此之后,除了“社会主义”话语之外,“社会”一词重新获得了正面的意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重建运动更加蓬勃发展,社会话语同样迅速崛起,于是,各种有关法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进路都引鉴到中国,形成蔚为可观的“学术繁荣”,其中的交叉重叠,至今未能有很清晰地梳理,说起法社会学、社科法学、法的经验研究等,都有那么点感觉,但又很难说清楚,也出现了一些法社会学学者和作品,良莠不齐。高鸿钧教授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以史入论,带着广阔的法律史视野进行法社会学研究的,早期他参与了中国一项著名的有关公民权利的法社会学研究,[]并在他当时所在的社科院法学所成立了法社会学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转会到清华大学法学院之后,他便集中采用了社会理论的视角研究法治命题。作为副产品,他开设了“社会理论之法”这一课程,带领学生开始关注法律的社会理论,研究社会理论中的法律,这就是前文所说的机缘。

  

   社会理论法学,是在这种社会遽变而什么都很难说清楚的时代出现的一种尝试,关于这种尝试本文用“呈现”这个概念来指称,而没有使用一个更为时髦的概念“涌现”,是因为,这种研究进路仍然在路上,尚在成长中,参与的人员也不是特别多,而且也并不想在学术江湖中争名夺利,只希望这样一种研究进路不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至于是否真会“涌现”,就不是我们所需要关心的了。

  

二、社会理论法学的研究进路


   在学术史上,“社会理论”被认为是对社会世界运行“系统” “抽象”且“一般性”的反思;也常常被认为属于现代性范畴,以现代社会的基本面向及其来龙去脉、前生后世为主要研究目标。社会理论这个术语的出现,有别于社会学和哲学:对于前者,社会理论的旨趣与奥古斯特·孔德那雄心勃勃却略为异想天开的理想“以社会学取代哲学成为科学王国之王后”并不相同,其更强调宏观性和理论性;对于后者,与哲学之间的微妙差别,马克思那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非常能够体现社会理论的目标价值,社会理论并不满足于观察与阐释这个由人构成的社会世界,而在于如何建构和改造社会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社会领域中,阐释本身就是一种建构。“社会理论法学”(包括其前身“社会理论之法”)这一术语的使用,大体也是沿用这种传统,研究者以一种人间社会的整体视角,去观察、阐释与分析法律所处的位置及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追问法律对于人间社会的意义、价值和正当性,探究法律演变的前生后世与时空样态。社会理论法学有其经典进路、衍生进路和超越进路三种样态,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缺一不可,才能浑然天成。

  

   所谓社会理论法学的经典进路,是指沿着社会理论自身的学术脉络,在社会理论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寻找对法律现象的论述,从而归纳总结社会理论经典作家的法律观念,形成社会理论视域中法律研究的经典范式和类型。

  

   例如马克思所谓法律属于政治上层建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维持机制而非动力机制,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意志,最终由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

  

   再例如,韦伯四种理想类型的法律体系的建构或阐释,用理性(化)的枢纽概念去统合法治(形式理性法)、科层制的国家组织机制、资本主义市场与企业以及各类系统而有条理的生活方式等,现代社会就是理性(化)社会,而以形式理性法为基础的法治状态构成了这个现代社会的重要部分,同样也是构成“理性铁笼”的一部分。

  

   同样,涂尔干用社会团结(聚合)这一核心概念来观察传统与现代社会的转型差异,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社会建构方式影响着法律的形态,机械团结的社会源于人与人之间共同的社会意识,因此,压制型法律(主要是刑法)成为核心的秩序形成方式,而在有机团结的社会机制下,因为社会分工,形成各类恢复型法律(尤其是合同法、财产法、商法等)。

  

   除了社会理论三大经典作家之外,社会理论的学术史上还有诸如帕森斯、哈贝马斯、卢曼、福柯、吉登斯以及更为法学界所熟悉的昂格尔、桑托斯、科特雷尔、推宁等学者的著作,也都构成了清华大学“社会理论之法”课堂的基本文献。认知、理解和论评这些社会理论思想家有关法律现象的宏观系统的论述,是这种进路的基本面向,但这实际只是一种思想史的进路。或者说,这种进路只是构成社会理论法学的理论基础,但这就是理论基础,离开了这种理论基础,就不可能出现后面的两种进路。作为社会理论法学的“拥趸”,总会选择若干社会理论思想家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和切入视角。

  

   所谓社会理论法学的衍生进路,是指社会理论法学思想脉络的研究者对这些理论进行拓展性观察、阐释与应用,比较不同的社会理论对于相同或相似问题的研究路径与结论,从而对所研究问题有更为深入的理解,从而认知与确定这些理论的适用范围、理论边界和局限性。社会理论法学的学术史基础文献的作者们就是在从事此类研究,他们不仅是某一位或者某几位社会理论思想家的研究专家,而且对不同进路的社会理论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建构学术史。

  

   例如前文提及的科特雷尔的《社会理论中的法律和法律研究中的社会理论》、托依布纳的《社会理论脉络中的法学与法律实践》以及施因古尔德(Stuart A. Scheingold)的《“不吠之犬”:社会—法律研究关于法律、民主和选举的叙事》等文献中都体现出来这样思路。

  

   或者还有些学者使用不同的社会理论来分析某些主题,甚至跳出原有理论的讨论语境,例如托依布纳的《宪法的碎片:全球社会宪治》、高鸿钧的《现代法治的出路》、泮伟江的《当代中国法治的分析与建构》、李忠夏的《宪法变迁与宪法教义学: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陆宇峰的《系统论宪法学新思维的七个命题》著作以及我本人有关中国语境中法律移植的一些初步研究等。当然,这些研究的有效性依然有待于实践验证以及研究共同体的持续性批判。

  

   有一些主题还可以持续性成为研究对象,包括不同社会理论中相同或者相似概念、观念的比较研究,例如卢曼与哈贝马斯笔下的“系统”比较,韦伯与哈贝马斯笔下的“理性”比较,针对不同社会理论思想家“法律演化”命题的比较,以及针对马克思的“异化”、韦伯的“理性铁笼”、卢卡奇的“物化”、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等概念的比较研究等。

  

   在这种进路中,最重要的是一种研究共同体逐渐形成,也就是具有一群旨趣相近的学者共同努力,虽然学术偏好各有特色,但都具有相同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目标,可以相互交流、沟通和学术争鸣。与第一种进路相比,这种进路已经超越了思想史的范畴,但依然无法脱离经典社会理论思想家的经典命题。

  

   所谓社会理论法学的超越进路,则是这些主要由青年学者构成的研究共同体的努力方向与目标期待,在前两种研究进路的基础上,对于人类历史中出现的不同文明形态、秩序类型和法律模式进行重新反思,对于经典社会理论思想家的经典命题进行整合与拓展以及对于非典型“社会理论”思想进行社会理论化整合与重构。

  

例如,马克思、韦伯、梅因等伟大的社会理论思想家曾对不同类型的文明形态进行研究,这些研究需要在新的时代语境与历史脉络中进行反思,尤其对于非西方世界的文明形态予以关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和基于某种特定世界观的普适主义,在人类发展与文明比较的视域中重新认知西方、伊斯兰、古印度和中华诸文明的存在形态及其秩序类型和法律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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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大法律评论》2019年卷第1辑(总第2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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