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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品海:什么是“香港特色资本主义”?

更新时间:2019-11-21 13:55:19
作者: 于品海  

  

导语

  

   香港人有很强的制度优越感,因为历史上相对内地和其他亚洲地区,香港是富裕的,而且是西式的、现代的,这种优越感在今天显然不再合理。改革开放使内地发生根本变化,香港的比较优势不再一样。回归之后,特别经过SARS一役,香港的衰败开始显现,甚至需要内地帮助摆脱困境,北京奥运以及持续的经济成就让香港意识到内地的强势崛起,局面已经翻转。可惜,这些都没有提醒香港人注意身处的结构困局,更没有意识到曾经的优势只是相对的,而且是阶段的,因而也没有看见它的结构缺陷。美国次贷风暴引发金融海啸之后,包括香港在内多数发达经济体的资产泡沫持续扩大,它直接削弱了香港市民的消费力。由于收入停滞不前,情况快速恶化,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开始感受到内在和外部两种压力的汇流。加上中国与西方两种文明的冲突激化,意识形态作用放大,让生存在夹缝中的香港不自觉地卷入了一场文明战争。如何摆脱困局,成为香港人的共同追问。

  

   要研究香港今天身处的困局,无法不首先了解香港的制度背景,以及它的历史沿革。邓小平在思考内地与台湾如何统一时,考虑到两岸中国人长时期在不同的生活环境成长,没有必要强制任何人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了思想上、认识上的障碍,但他并没有给出如何实施的具体方法。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构想第一次落实,这本身就说明它在实践中可能遇到困难。更可惜的是这个构想没有被很好演绎和说明,误导了香港人错误认识“五十年不变”的意思,没有对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做任何改革的思考,让香港蹉跎了岁月,陷入了今天的困境。

   “一国两制”是发展中的概念,不存在一套行之有效的、健全的制度与理论,在不同情况下它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与发展轨迹。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认识集中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上,但对此的了解又是混乱和肤浅的,根据个别政治偏见而各取所需,没有从制度建设和社会共识上了解它如何影响香港人的生活。

   最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将“两制”之间的“差异”误解为“对立”,以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停留在冷战中,忘记了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西方每年都有过万亿美元的贸易和其他经济往来。在它遮蔽下,香港人未去批判认识自己经济的制度缺陷,不知道“五十年不变”不是指经济结构的一成不变。这种保守思想只会有利于既得利益结构,让他们继续垄断香港的经济成果,独占内地高速发展的红利,而弱势群体在毫无批判能力的情况下,甚至会以为“一国两制”包括保护官商共治的殖民地制度。一些人在政治冲突中更提出香港独立或重新归属英国等荒谬口号,这又是对“一国两制”缺乏认识的另一种表现。这种误解只会引发对香港稳定的冲击,甚至扭曲了大家对香港问题的认识。

   其实,如何在“两制”框架内改革香港的资本主义才是关键的命题。“一国两制”是朴素的哲学思维,源自中共“实事求是”思想。这种思想解决了中国历史上遭遇的各种挑战,当年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后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建立在同一种哲学认识之上。“一国两制”并非“一国”、“两制”两种独立概念的堆砌,它是统一的,相互作用,合二为一。没有“一国”就根本不会有“两制”,“两制”的互动是“一国”之内的互动,而不是任何其他政治实体之间的互动。同样地,因为“一国”的事实,就有了“全面管治权”的前设,才能有权赋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两者之间的从属关系显而易见。

   更严重的误解是大多数人不理解“五十年不变”是指“一国两制”不变,但不是指香港行使的资本主义制度僵化和教条地维持着,更不是要求香港延续港英殖民地政府的政策,不需要反思与改革。“五十年不变”是回应香港社会当时普遍存在对内地那一制缺乏信心而引致的担忧和焦虑。

   香港是一座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城市,它同时还是一个独立关税区,有着自己的货币,在中国改革开放、制度建设和未来发展中扮演过、并且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随着内地经济体量成长,不少城市的经济规模将会超越香港,但并不会因此取代实行“另一制”的香港之于中国的特殊作用。然而,如果以为香港是无敌的,那只是痴人说梦;如果不努力,不改革,以为香港就会持续发展,更是愚不可及。香港人很懂得“龟兔赛跑”的故事,对比深圳崛起和后来居上的新加坡,应该知道自己的错误所在。

   “港人治港”是指摆脱英国的殖民地统治之后,能成功管理和发展香港,而不是用它来拒绝与内地的共融和交往。香港人判断“港人治港”是否成功时,首先应该检视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情绪地指摘与内地的关系,更不要从中央政策中寻找香港失败的替罪羊。很可惜,事与愿违,寻找“替罪羊”的想象竟然延续了十多年。

   “自由行”是中央的“救港”政策,当游客太多但大部份香港人未能雨露均霑其中的利益,要追究的是香港政府,因为它没有做好城市规划和资源管理,让利益被地产商和大型零售企业独占。因为一些政客的无知和煽动,不少人的怨气竟然发泄在大陆游客身上,甚至上纲上线指摘中央借此殖民香港;当资产出现泡沫,楼价上升,大家竟然不去怪罪美国的量化宽松(QE),更没有怪责港府做不好住房需求与供应管理,反而说内地人将房价炒高,甚至是内地的单程证移民过多。荒谬至此,让人瞠目结舌。深圳市接收的“移民”更多,楼价过去十年的升幅比香港更大,却没有这种怨气,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深圳政府对住房供应有适当管理,同时深圳人的收入提升速度亦足以应付。

   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误解源自恶劣的鸵鸟心态,以为自己的制度真的如此无敌,发生了问题都只会是别人的错。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能更早更好掌握香港问题的结构性,更自信地建立积极的“一国两制”,更坚定依法处理与内地有关的涉港议题,在均衡联系社会各个阶层的同时,责成香港政府全力破解香港的深层次结构困局,严肃否定香港既得利益群体的自私,启动改革,就能避免近年的政治灾难,还会更好推动香港的发展及人心的回归。

  

香港的既得利益结构与深层次结构矛盾

  

   什么是香港的既得利益结构?跟所有发达经济体一样,香港市民创造的财富一直根据某种社会结构进行分配。在以往的轻工制造业时期,低下阶层还能够多分得一些,足以为自己和孩子的未来提供“想象”。过去三十多年情况发生变化,经济结构逐步被扭曲,让更大比例的财富转移到金融和地产领域,它们提升了经济规模,却没有改善经济的生产效率,更不会让大部份市民受益。香港的产业结构变得单一,旅游、零售、餐饮、交通、市政等低效率服务产业聘用了最多劳动者,加上资产泡沫扩大,地产成本快速上升,直接挤压大多数市民的可支配收入,打工仔能够分到的利益愈来愈少。这就制造了极为畸型的社会既得利益结构,它是一种完全有利于资本和资产拥有者的不公平分配结构,政府与制度成为这种结构的维护者。

   既得利益结构是香港深层次结构的一部份,是深层次结构矛盾的衍生结果。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应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首先是香港的管治团队及主流民意错误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无法批判性地提出香港经济今天需要的施政举措,更缺乏管理社会转型的产业与分配认识;其次是错误定义政府在经济的角色与作用,连基本责任是要保护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原则都欠奉;第三是错误理解香港在区域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色与关系,更未能学会如何与周边经济的竞争与合作,闭门造车,纵容产业结构逐步变形,无法支撑公平的分配,甚至对香港的发展缺乏视野、对危机缺乏警觉。

   深层次结构矛盾是指改变无法通过某个政策或人事的变动来达到,也就是俗语所说,必须动大手术才能挖掘到问题本身和改变它。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改革开放就是历史上最典型的深层次经济结构改革。以房屋供应为例,香港政府没有建设更多公共房屋,解决居住需要,政府的说辞是没有土地,但实际上是因为政府不认为自己需要像地产商一样储备土地,它甚至认为公共房屋不应该成为房屋供应的主要方式,以至发生曾荫权担任特首期间停建居屋的决定。

   不是不能为,而是不愿为。为什么不愿为?因为根本缺乏对问题的认识与价值认同。今年《施政报告》之前的有关应否使用《收回土地条例》的讨论,就是很好的案例。所有证据都指向《条例》是为了帮助政府合法收回土地,作为提供市民的公共服务之用,然而政府坚持这样做会遭到司法挑战,但在反修例风波之后,一转眼,政府和建制精英悉数同意采用《条例》收回地产商和其他闲置农地来建设公共房屋,甚至在《施政报告》中宣布找到700公顷土地作为收回对象。

   这种思维定式是公务员背景的官员一直以来对工作和责任的理解。他们不只是在房屋供应上如此,在产业发展和其他社会资源配置上都是一样,结果是房屋欠奉、产业欠奉、福利欠奉,最终是公平欠奉。古人医病都知道“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就是要及时医治并根据病灶所在和病患深浅对症下药。对于香港的“疾病”,港府却如历史上的蔡桓公般根本不知道自己病之所在,最后病入骨髓,只能坐以待毙。继续徘徊在政策的讨论,只会延误解决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的时机,必须建立政府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共识,彻底改变执政思维,不再沉醉在以往放任的经济认识上,才可能解开这个死结。

   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既有其优越之处,亦有其结构缺陷,是一把双刃剑。它的优越之处是极速放大源于生存和自利的动能,让人能够激发潜力,挖掘经济潜能,如果形成良性循环,社会将整体受益。它的结构缺陷就是这种生存和自利的动能容易剑走偏锋,失去社会关系应有的人与人属性,异化为纯粹的利益关系,也就是物与物的属性,扭曲了经济服务于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质,出于利益争夺而发生的社会冲突甚至会成为常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属于前者,后一种情况在八九十年代开始发酵,今天的社会冲突就是异化的结果,唯一偶然的是发生冲突的具体时间和引爆点。所有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体都有同样经历。不同经济体用不同方法去克服困难,包括进行不同的结构改革,做得好的就如德国和新加坡、北欧一些国家,做得不好的就是美国、英国、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家,最坏的就是之前的菲律宾、埃及,和不少南美洲国家,如最近爆发严重社会冲突的智利。

   港英时期的殖民地管治制度是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的始作俑者,回归之后特区政府的不作为则是矛盾高速恶化的直接原因,因为一直以来,港府错误认识自己在经济中的责任。香港可能是全世界发达经济体中财政状况最好的政府,没有负债,财政储备丰盛,经常性账户持续盈余,这都仰赖于香港市民的勤奋、耐心和忍受能力。但公务员却以如何服务好资本和企业来定位自己,醉心于既得利益制度的“五十年不变”,错误理解经济增长之于社会发展和市民生活的作用与关系,在“两制”掩护下,持续巩固恶劣的“裙带资本主义”。香港政府官员认为香港没有什么深层次结构困难,亦从不会反思,更意识不到缺乏公平正义是香港市民的不满所在,这是社会冲突终于爆发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不可避免,在回归后我们如果大力改革殖民地时期的管治制度,可能会避免一劫。可惜,香港政府依然讳疾忌医,甚至不认同问题的严峻性,香港受到冲击变得理所当然。最近,香港政府官员开始讨论“深层次问题”,但他们的说法反映他们似懂非懂。让人担心的是,如果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所在和严重程度,随着这次危机平息,改革的机会或许又将被错过,那是香港的极大不幸!反之,如果港府因为此次动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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