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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走向和平共处: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1953-1955)

更新时间:2019-11-17 08:53:57
作者: 梁志  

   内容提要:虽然缅甸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但总的来说,1949年至1952年的中缅关系是冷淡而疏离的。1953年,中国与缅甸的外交政策均出现转向,两国启动经贸往来。次年,由于缅甸政府努力加强同中国之间的信息沟通与政策协调、中国希望发展同亚洲国家关系以及中印关系取得明显进展,周恩来与吴努实现了互访,双方关系迅速转暖。从国际史的视野观察,中缅关系的改善带来了多重影响:引导中缅双方继续调整对外政策,导致中国因素在更大程度上主导美缅关系的走势,促使吴努成为中国与美国跨越太平洋的独特沟通渠道,推动亚洲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大发言权。1953年至1955年中缅关系演进的历史过程清晰地显示出地缘政治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是复杂而多变的,而双方的意识形态差异也并非完全不可超越。

   关 键 词:中缅关系  周恩来  吴努  美缅关系  中印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后,与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的三大典范。就中缅关系而言,学术界一般认为1954年是两国关系改善的起点,标志性事件为周恩来与吴努互访①。但仔细爬梳各相关方的档案资料便可发现,过去的讨论没有将中缅关系的改善作为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进程来观察。实际上,两国关系由冷淡疏离走向和平共处并非一蹴而就,1953年双方已在经济贸易等方面迈出关键性步伐。既有研究对1954年6月底周恩来仰光之行的前因后果的分析尚不全面,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至于中缅关系的缓和与发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后续影响,同样为以往研究所忽视。事实证明,中缅关系取得明显进展推动了两国自身进一步调整外交政策,促使中国因素在更大程度上主导着美缅关系的走向,并为防止中美关系继续恶化以及维护亚洲和平提供了一个新的沟通渠道与平台。基于以上历史认识,本文将依据缅甸、中国、印度和美国等有关国家的官方文献,在多国多边关系的场景下,采用国际史的研究方法,将1953年至1955年视为一个整体,解读中缅关系改善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

  

   一、建立实质性联系:外交转向与经济驱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缅关系总体上处于冷淡和疏离之中。1949年12月16日,由于对新中国心存疑惧,在确认了英国和印度等国家即将承认新中国后,缅甸外交部部长伊蒙(E Maung)致电周恩来,告知缅甸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使节。1950年6月8日,双方正式建交。然而,为防止国际社会对缅甸承认新中国的误解,伊蒙随后在广播演说中澄清指出,此举并不意味着缅甸认同中共的政策。同样,愿意考虑建交问题也不说明新中国信任缅甸。1950年1月16日,英文半月刊《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发表题为《外交与友谊》(Diplomacy and Friendship)的社论,委婉地指出,在承认问题上必须将缅甸与社会主义国家区分开来,缅甸承认新中国是被迫的,要警惕这样的政府②。从1950年至1952年,中缅两国彼此心存芥蒂,少有往来。但不管怎样,双方还是就边界、国民党残部和文化交往等相关事宜进行了沟通。也正是这些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中国与缅甸之间的相互了解,甚至或多或少地减少了对对方的猜忌。③

   及至1953年,诸多迹象已表明中缅关系即将或者已经开始改善,其背后的动因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前者主要表现为双方外交政策的调整与两国在诸多国际问题上的一致态度或利益,后者主要表现为缅甸因国民党残部问题与美国交恶以及中缅两国彼此间的贸易需求。有趣的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与朝鲜战争存在着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早在1946年至1947年,毛泽东就多次强调美苏之间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地带”,即亚欧非三洲诸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扩张④。此后不久,随着美苏冷战态势的形成与加剧,“中间地带”的概念渐渐淡出了中共领导人对外政策的话语体系,取而代之的是两大阵营对抗和“一边倒”。不过,随着1952年朝鲜战争进入僵局,毛泽东等人将主要注意力转向国内事务,并因此重新思考对亚洲新兴国家的政策。⑤相应地,“中间地带”理论又一次回到新中国领导人的视野中。

   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详细论述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任务。他在“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外交方针之外加上了“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三项新的基本原则,强调国家间而非党际关系,表明了要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交往的意愿。具体到东南亚国家,周恩来特别指出:“东南亚国家同帝国主义有矛盾(关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我们要尽量利用这个矛盾。它们刚建立政权,要维持它们的统治,它们怕战争打起来。在战争时我可争取东南亚国家中立,在和平时我使它们与帝国主义有距离。”⑥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苏联新一代领导人转而着手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第一个步骤便是推动中国重新与美国进行朝鲜停战谈判⑦。相应地,中国也开始主动寻求缓和同周边国家的关系。6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概括性地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战争与和平、民主与反民主、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四个方面,“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在此过程中,中国要努力争取包括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和平力量⑧。就这样,在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过程中,缅甸逐渐由防范与争取并重的国家转变为和平共处的对象。

   朝鲜战争爆发后,缅甸领导人进一步看到了与大国结盟给小国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更加频繁地强调中立外交⑨。在缅甸领导人看来,同韩国一样,缅甸也是一个不具备自我防卫能力的小国。韩国因为加入资本主义阵营而陷入战争,缅甸务必要防止这样的命运降临到自己头上。为此,吴努等人屡次表示,缅甸不会加入任何大国集团,决心按照自身价值观而非大国意愿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具体地说,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同一切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接受外部援助的前提是不损害缅甸国家主权;依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处理所有问题;帮助其他需要援助的国家。⑩恰恰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缅甸对西方国家的疑虑逐步加深,并相应地软化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态度,尝试走中立道路。

   朝鲜战争开始后不久,杜鲁门政府暗中支援李弥部队进攻云南,以减轻美军在朝鲜战场承受的军事压力(11)。缅甸政府通过各种迹象和证据断定华盛顿秘密支持这支国民党残余部队,但美国拒不承认,并屡次阻止缅甸通过联合国途径解决该问题(12)。1953年3月,失去耐心的缅甸政府最终将国民党残部问题提交联合国,并正式通知艾森豪威尔政府将于6月30日终止美国经济援助计划。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Dulles)评价道:“绝不能让(美国的)援助像水龙头一样,说开就开,说关就关。”作为回应,美国将已经分配给缅甸的3100万美元援助削减到约2100万美元。美缅关系一度濒临恶化的边缘,缅甸亦由此失去最大宗的经济援助来源。(13)更为值得注意的是,2月26日,也就是在准备将国民党残部问题提交联合国之前,吴努致函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担心联合国组织国际调查团赴当地调查将引起中国的明显疑虑,中国可能因此反对调查团靠近中国边界,从而令缅中关系更加困难,希望印度帮助缅甸防止联合国的后续行动冒犯中国(14)。次日,缅甸外长甚至明确告诉美国驻缅甸大使,因为国民党残部问题关涉中国利益,缅方会就吴努3月2日国会相关演讲一事提前与中方沟通(15)。总之,在处理国民党残部问题时,缅甸十分注意照顾中国的感受,竭力防止开罪中国。

   与美缅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缅甸政府劳动考察团于1953年4月至5月访华。在与周恩来的会谈过程中,缅方代表团团长波木昂(Boh Hum Aung)声称,仰光已经拒绝再进一步接受美援,恳请中国向缅甸提供援助,并表示希望亚洲国家能够团结一致,抵制西方对世界的统治。周恩来也表达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经贸关系的愿望,并着重强调了中缅双方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发展国家经济、保障民族独立的相同任务。为消除缅甸对中国亚洲政策目标的疑虑,周恩来还进一步指出,亚洲国家需要和平环境,以恢复和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不愿意遭到任何侵略,也可保证不侵犯任何人。中缅两国如果能够在平等、相互尊重主权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友好往来,这对整个亚洲国家都将是有利的。(16)

   在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缅甸经济依旧像殖民地时代那样严重依赖大米出口。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市场大米需求量上升,当年缅甸大米出口量达到118.4万吨。但好景不长,可能是由于朝鲜战争结束等原因,1953年缅甸大米出口量再次跌至100万吨以下。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国际市场大米价格下跌,且逐渐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缅甸大米出口收入锐减。于是,刚刚拒绝了美援的缅甸再次敦促华盛顿购买缅甸大米,用于东南亚国家粮食援助。但那时的美国正在试图通过第480号公法解决自身面对的农产品过剩问题,一时间并没有对缅甸的要求做出积极回应。在此种情况下,缅甸转而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求助。1954年4月,中缅两国达成易货贸易协定,缅甸以大米换取中国的商品与技术援助。根据该协定,中国进口15万吨缅甸大米。对此,缅甸人表示十分感激。(17)

   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大背景下,1950年12月,美国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的许可证制度,将石油、废橡胶和纺织品等战略物资和非战略物资统统纳入禁运范围(18)。此后,美国极力阻止马来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向中国出口橡胶。于是,中国将锡兰(今斯里兰卡)作为橡胶主要来源地,从1951年到1952年间通过易货贸易的方式每年从锡兰进口数万吨橡胶(19)。但显而易见的是,战争和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迫使中国不得不寻求从更多的国家进口橡胶。1952年底1953年初,中国询问缅甸是否能够与之进行橡胶贸易。缅甸一边对中国做出积极回应,一边向美国解释说奉行中立外交政策的缅甸没有理由拒绝中国的橡胶贸易请求(20)。很快,缅甸不顾美国反对,与中国达成橡胶贸易协议。据美国驻缅甸使馆统计,1953年3月和6月,缅甸两次向中国出口橡胶,数量占当年橡胶出口总量的1/3强(21)。

  

   二、政治互信的提升:两国总理互访及其成效

  

   中缅关系改善的外在动力大致来自彼此相关的三个方面,即中印关系取得明显进展、缅甸政府对中国心存疑惧以及中国希望发展同亚洲国家关系。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 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随着西藏局势的逐步稳定,中印双方不断就印度在西藏驻军、印度外交人员特权等展开交涉。1953年下半年,印度多次向中国提出,希望就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全面谈判。12月31日,周恩来在会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签署《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的序言包含了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该原则首次被完整地载入外交文本。此后,客观来讲,“中国领导人必须将革命意识形态同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进行某种程度的切割,才能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至于成为不能取信于人的华丽空谈”(22)。50年代中期中缅关系的发展表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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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共党史研究》 201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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