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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建才 杨盛兰: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隐蔽宣传战探析

——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9-11-13 07:38:23
作者: 白建才   杨盛兰  

   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中国与苏联结盟和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了破坏中苏同盟,削弱苏联和中国的力量和影响,缓解朝战压力,乃至颠覆中国政权,中情局台北站以“西方公司”身份开展活动,对中国大陆实施大规模隐蔽宣传战,制作、投送大量反华传单。这场宣传战由于其内容的虚假性和中国政府的强力应对遭到彻底失败,同时,进一步恶化了中美关系,加剧了中美对抗和东西方冷战;加强了美台合作,强化了美台关系;促使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了社会管理。

   关 键 词:中情局  西方公司  隐蔽宣传  自由亚洲电台  CIA  Western Enterprises Inc  covert propaganda  Radio Free Asia

  

   隐蔽宣传战(Covert Propaganda Warfare),或曰隐蔽宣传活动(Covert Propaganda Operations),是美国心理战和隐蔽行动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子战略,也是冷战期间美国运用最多的战略之一,被美国隐蔽行动问题专家格雷戈里·特里沃顿称为“隐蔽行动的面包和黄油”,据估计其活动约占战后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一半左右。①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中国与苏联的结盟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为了破坏中苏同盟,削弱苏联和中国的力量和影响,缓解朝战压力,乃至颠覆新中国政权,对中国实施了大量隐蔽行动,包括隐蔽的宣传战。目前,由于资料等条件的限制,国内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②2016年笔者在台北访学期间,在“国史馆”查阅到一批中情局台北站以“西方公司”身份开展活动,对中国大陆实施大规模隐蔽宣传战,制作、投送大量反华传单的材料。本文将主要依据这批档案资料,探讨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隐蔽宣传战,以管窥其时的中美关系和美国的宣传战略、冷战战略,并为准确把握当前美国的对外战略提供借鉴。

   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的宣传战,也即所谓“黑色宣传”和“灰色宣传”,是指通过资助、支持、收买某些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编辑、记者、学者等,让他们撰写、编造、广播、发表美国所希望传递的信息;或通过隐蔽地散发传单、书刊,张贴墙报海报等形式,进行鼓动性宣传,以达到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增强西方社会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扶植美国所中意的势力,诋毁对方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统治集团,煽动对方内乱并传递其信息,削弱对方的力量和影响,动摇乃至瓦解对方的统治等目的。由于冷战的意识形态争夺性质及宣传战的“性价比”高,隐蔽的宣传战是美国隐蔽行动战略中使用最多的一个子战略。③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隐蔽宣传战最主要的形式,就是以台湾为基地,与国民党军情部门密切合作,对中国大陆制作投送了大量反华传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对国民党政府已非常失望,美国政府虽然在当年12月制定的对亚洲政策文件中确定要“继续承认中华民国政府”,“避免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④但事实上已决定抛弃国民党政府,扶植“第三势力”,并表示无意干涉中国内争,“不打算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和咨询意见,也不打算使用武装部队干预那里的局势”。⑤对于新中国政府,则试图“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与苏联之间、中国的斯大林分子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在适当的场合,应使用各种隐蔽和公开的手段”,⑥以实现拉拢中国,阻止中苏结盟,削弱乃至消灭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之战略目标。这就表明美国政府已将隐蔽行动作为将在中国实施的与公开斗争手段相配合的重要战略武器。其时由于中苏尚未结盟,美国对拉拢中国存有幻想,在中国实施的隐蔽行动主要是针对苏联。

   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美国阻止中苏结盟的希望落空,不久又爆发了朝鲜战争,三个多月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给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以沉重打击。据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不仅派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阻止中国的统一大业,在1951年5月通过的对亚洲政策新文件《美国在亚洲的目标、政策与行动方针》(NSCA8/5)中,规定美国的当前目标之一是“使中国不要成为苏联的主要盟国”,具体行动方针包括:继续努力通过联合国部队在朝鲜的作战,使中国军队遭受重创,以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力量与威望;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加强培养非共产党领导人,并尽量影响在华的反对目前北平政权的领导人和人民,使北平政权能改变方向或被取而代之;扶持和帮助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反共力量,以便发展和扩大中国对北平政权统治的反抗,尤其是在中国南部;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使北平政权与莫斯科政权产生分歧,并在北平政权内部制造分裂;继续执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继续反对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获得席位,更加努力地说服其他国家采取类似政策等。⑦这就是说,美国要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隐蔽行动,培植其代理人反对新中国,扩大中苏分歧,分裂中共政权,“取而代之”。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视台湾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重新开始扶植国民党政府,派去军事顾问团,提供大量军事援助。中央情报局也在台北设立了工作站,与台湾军情部门密切合作,对中国大陆展开了隐蔽行动。

   为了掩人耳目,中央情报局在台北工作站名为“西方企业公司”(Western Enterprise Incorporation),简称“西方公司”(WEI)。表面上这是一家经营船务的公司,但“一开始,台北工商界人士就发现这家船务公司的组织诡异,看起来没有太多的生意可做,公司的外籍雇员却经常维持在150人上下,远超过该公司的业务所需”。⑧从台北“国史馆”所藏档案看,1951年2月13日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顾维钧致电蒋介石,称“业遵钧示及外交部电”,给西方公司罗伯特·基奇特纳等4人“转饬签证”,表示“以后该公司续派人员,仍当照办”。⑨中情局特工开始以“西方公司”雇员身份入台活动。

   “西方公司”在台湾的主要活动,除收集情报、培训反共武装外,便是对中国大陆实施隐蔽的宣传战。其主要形式,就是制作大量反华传单并投送到中国大陆。“西方公司”针对中国大陆制作投送的反华传单,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首先,竭力抹黑新中国的形势,恶毒攻击中国政府及领导人,挑拨破坏民族关系和社会主义建设。如一份名为《周匪去莫斯科的故事》的传单,画有一幅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李立山等五人正在开会的漫画,他们或愁眉苦脸,或焦头烂额,或埋头沉睡。所配他们的对话,皆对形势悲观失望,说什么“国内现在搞得乱七八糟,我们的处境可以说是到了孤立没有朋友的地步了”;“现在中国遍地天灾人祸,沿海一带人民,却在欢迎由海上来的游击队”;“台湾的反攻恐怖日渐迫近,我现在已经感觉到风暴的来临”。该传单由中情局所属民航公司8架飞机向中国大陆空投了2500000份。⑩一份于1953年9月空投给“淮河流域的同胞们”的传单,正反两面,包括一段文字、5首诗、两幅漫画。文字部分胡说什么“三年来共匪强迫你们治淮做劳工,使多少人家破人亡”;诗中又污蔑说“悲惨事儿数治淮,男女老幼都拉差,征工自己带粮食,征料忍痛砍木材,毁田掘地还拆屋,祖宗坟上把河开,朝朝暮暮无休息,倒毙路上无人埋”。一幅漫画中,一户人家茅屋破烂,树枝干枯,田地荒芜,父亲饿毙倒地,母子相拥而泣,人皆骨瘦如柴,还有一人吊死树上,情景极其凄惨,以致月牙垂泪。另一幅漫画是,在区政府缴粮处门口,一个农夫赤脚无头,跪在地上,两手高举自己血淋淋的头交给政府,标题为《这是最后一颗粮》。传单上还特别提示“请传阅”“请张贴”。(11)当时中国人民正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大力根治淮河千年水患,对于如此利国利民的伟大工程,中情局却费尽心机恶毒攻击,只能暴露其病态的反华反共立场。

   1953年5月10日,“西方公司”同时给大陆藏区空投了《国民政府游击委员会给回藏民的信》《蒋总统告川甘青藏区同胞书》《甘珠尔瓦呼图克图给藏区佛教同胞的信》等3款传单,正反两面分别为汉语和藏文,污蔑中国政府的藏区政策是要“榨取财产”“强占寺院”,“破坏你们部落的组织,劫走你们的土司、士官,送到兰州或成都监禁或杀害”,“将来对待你们最后的残酷手段,就是要对你们普遍的进行清算斗争屠杀,或者把你们送到韩国去当炮灰,或送到俄国当奴工,弄得你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同时美化台湾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号召藏民起来抵抗,支持协助“游击队”的斗争,“等待政府反攻收复大陆”。(12)

   其次,呼吁、号召大陆民众支持或参加国民党“游击队”,或开展各种形式反抗新中国政府的斗争。1949年底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在大陆尚有几十万残余部队,(13)之后蒋将其改编为“反共救国军”或“反共救国游击队”,作为将来反攻大陆的重要力量,要求其不断进行袭击破坏活动。为使这些袭击破坏活动成功进行,中情局“西方公司”在对中国大陆制作投送的传单中,不少是要求大陆民众支持或参加这些“游击队”,或采取其他形式的反抗。如1952年4月首次投送的一款传单题目即为《同胞们!如愿中国重获自由,就要帮助游击队!》。(14)1953年5月13日首次投送的一款传单,正面为《蒋总统召见游击英雄们》的照片,背面为《游击英雄致大陆同胞书》,号召大陆同胞“参加游击队”,声言如此“才能活下去,打游击最光荣”。(15)“西方公司”还制作投送了名为《三毛反抗记》的系列传单,传授破坏反抗的方法。其中一款标明于1953年12月首次投送的传单,画着一幅三毛正偷偷给一辆汽车油箱里放东西的漫画,所配文字写道:“打击共匪的方法:将糖放入共匪汽车的油箱里,使汽车中途抛锚。”(16)另一款传单为三毛正偷偷将一个插着铁钉的火柴盒放在一辆汽车车轮下,所配文字为:“打击共匪的方法:将洋钉插入火柴盒,平放在路旁停放的共匪汽车轮胎前,使汽车开动时,钉子戳破轮胎。”(17)还有一款为三毛正骑在高高的树权上破坏电线,所配文字为:“打击共匪的方法:用手将军用电话线里的铜丝扭断,皮线表面上不露痕迹,使共匪查不出损坏的地方。”(18)这些传单还特别标明,“看过以后传给别人”,以求获得最大效果。

   再次,竭力挑拨煽动解放军官兵叛变投台。1953年7月,“西方公司”投送的一款专门针对军队官兵的传单说道:‘解放军’和‘民兵’同志们:自由中国的游击队就要攻打这个地方了!……倘若管你们的军官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悟的话,你们不可放过他们,必须把他们绑起来,押到你们的前面走出来……参加我们的行列吧!同我们一起回去做解放祖国的先锋。”(19)同月11日专门投送给浙江海门地区驻军的一款传单,上半部为一幅海军“起义”的漫画:一艘解放军军舰在海上航行,一些官兵发动“起义”,将五星红旗倒挂,把反对者扔下大海,驶向台湾。下半部分为一大段文字:“‘三野’的同志们!向图画中那些同志们看齐吧!参加真正解放大陆上被迫害被剥削的苦难同胞的工作吧!将来你们回到大陆的时候,将觉得有无限的光荣。”(20)此传单显然旨在分化解放军原第三野战军,煽动部分官兵反叛。

   有意思的是,“西方公司”还印制了“安全证”,正面写道:“中共各部队指战员注意:这张纸是你们选择自由的保障,在你逃到了自由中国见到国军时,按着下面的三件事去做,可以得到绝对安全保障:一、放下武器;二、反穿上衣;三、交出这张安全证。”背面则是给“国军及游击队官兵”的说明和要求:“凡是手里拿着这张安全证的中共官兵,都是因为受不了共匪的压迫,才自动反正的。你们必须好好的优待他们,绝对保障他们的安全。”落款为“参谋总长周至柔”,并盖有“参谋总长印”和周本人印章,时间为“中华民国四十三年元月二十三日”。(21)其英文版中有段手写的说明,标明该安全证共印制了30万份,让与外岛基地有联系的渔民偷运回大陆。(22)

第四,污蔑、挑拨、破坏中苏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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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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