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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B·雅科布斯:犯罪记录是公共事务吗

——美国和西班牙的比较法研究

更新时间:2019-11-13 07:22:46
作者: 詹姆斯·B·雅科布斯  

   内容提要:如果被公开,犯罪记录将成为制约被定罪者的就业及其他机会的终生污名。包括西班牙在内的欧洲国家在承认个人信息隐私权和限制累犯的社会利益的同时,还严格控制个人犯罪前科信息的传播。相比之下,根据其对于审判程序公开、言论自由和个人自我防卫权的国家义务,美国则允许(甚至推动)广泛传播个人的犯罪前科信息。关于美国和西班牙在公众获取个人刑事犯罪前科信息政策上所体现出的深刻差异的比较研究,能揭示出两国所持政策背后的文化观和法律观,以及两国在试图调和此类政策同其他社会—政治理念和目标之间关系时所面临的冲突与分歧。

   关 键 词:法庭记录  犯罪记录  信息隐私  附带性后果  再社会化  court records  criminal records  informational privacy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rehabilitation

  

   一、引言

  

   个人犯罪前科信息是否应当成为公共信息,是否任何对之有兴趣者均可获得,或者应该部分或全部保密,对于一个被定罪的犯罪行为人的未来而言意义重大。被告人完全可能认为,“被定罪的罪犯”这一无法拭去的污名比社区监督(community supervision)、罚金乃至监禁刑更为有害。假如一个被定罪者不得不公开地承受针对他的定罪,像贴着商标一样,那么,他成功地重新融入社会的可能性将会降低。①尽管如此,不公开定罪信息也许会削弱刑罚的威慑力,并且将个人和社会组织置于被一个已证明具有犯罪倾向的人所侵害的风险中。②

   判断谁可以获取或使用个人犯罪前科信息时,需要保持言论自由、司法透明、刑罚威慑、个人和社会保护与个人的隐私、尊严和再社会化等价值观之间的平衡。除此之外,当前的信息技术让个人犯罪前科信息的传播范围变得难以控制。

   美国有关个人犯罪前科记录的“公开”的法律和实践与欧洲的法律和实践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就此问题而论,欧洲国家之间存在细微的不同之处,但西班牙的法律和政策是欧洲国家倾向于将公开披露犯罪前科视为有损人格尊严的典型。③因此,仅聚焦于研究西班牙就可以在美国和欧洲的政策之间进行可掌控的而且深刻透彻的比较。④此对比也许会说服美国的读者,美国的政策和实践并不是无法规避的。同理,此对比也可能会让欧洲的读者相信,在安全需求不断增加的现代形势之下,⑤抵制来自各方的压力进而更为广泛地提供个人的犯罪前科信息是困难的。

   在美国,人们可以通过三种途径获取犯罪记录信息。第一种,联邦和州犯罪记录信息库向所有的联邦、州以及地方执法机构与其他许多的获得授权的公共和私人机构、组织和商业机构发布犯罪记录信息。第二种,任何对某一特定个人在特定法院(或法庭)是否曾被判定有罪富于好奇心者均可前往该法院并且要求查看案件目录表以及其感兴趣的任何案件档案。除少数几类需要“密封”的案件外,找出特定的案件档案并不困难,因为每一个法院的已决和未决案件的目录表依据被告人的姓名都可以查询到。每个人都可以查看并复制法庭记录。另外,人们可以在线获取越来越多的法庭记录而且在偏远地区也可以查询到。⑥第三种,不想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查询法庭记录的求知者可以从私人信息供应商们的兴旺的市场上获得其想要的信息。供应商们将收费为其在地方、全州、全国范围内进行搜索。他们能够在每一个法院内通过文档查询或者越来越多地运用电子查询手段搜索法院文件找出所要的信息。在一些州,最高法院管理机构也向私人供应商出售犯罪记录信息。

   美国关于获取个人犯罪前科信息的法律和实践主要是由宪法和痛恨秘密法庭与秘密审判的政治—法律文化所决定的。假如一个人获得了犯罪判决信息,《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他将此信息以口头或书面表达的形式以及(或者)以印刷的形式或者在因特网上传递给其他人的权利。政府不能阻止或者处罚人们披露与一个被指名的个人的犯罪记录有关的真实信息,“一旦真实的信息被公开的法庭文件披露,以供公众查阅,媒体也不得因为公布该消息而受处罚”⑦。

   美国关于自由获取和传播犯罪前科信息的政策体现并且强化了这样的理念,即报应和威慑是适用刑法的基本原理。人们默认,潜在的犯罪人会被劝阻不去实施犯罪行为,因为他们害怕,一旦被抓到,他们将感到很丢脸、人见人躲并且在各种就业机会前被拒绝。⑧正如著名法学家亨利·哈特(1958)所言:“一个宪法制定者倾向于将普通人规避其社区道德谴责的意欲视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影响人类行为的强力因素。”⑨

   美国有关审判公开和犯罪记录公开的政策同样反映出这样一个理念:人们具有合法的权益被告知其所雇用的、承租其房屋的、一起从事商业合作的、正在交往的人的品质如何。许多联邦和州法律禁止具有犯罪前科者从事特定的工作、职业和行业。雇主通常会审查并且拒绝有前科的求职者。此种犯罪预防措施需要公共和私人雇主、普通人在通常情况下可以方便地获得与之交往的人的犯罪前科信息。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银行应该能够查明求职者是否之前被判有贪污罪或盗窃罪;学校官员不负责任,因而未能发现申请巴士司机职位的人以前是否被判处醉酒驾驶或者鲁莽驾驶罪。同样地,他们也会支持一位家长有权确定一个将被雇用的保姆是否曾经被判处性侵儿童罪或者其他任何可能与同意雇用此人相关的罪行。全国性的“梅根法案”便是一个选择公开个人犯罪记录的突出例子。他们要求政府官员在万维网上发布已被定罪的性犯罪人的姓名、照片以及犯罪记录。(11)

   相比之下,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英国除外),西班牙承认个人的隐私权、人格尊严权、名誉权等权利,这些权利能够保护个人以免其犯罪前科信息被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披露。(12)《西班牙刑法典》(第136条第4款)规定:国家刑事犯罪记录管理局只可以向法院、某些警察机构以及犯罪记录者本人披露个人犯罪记录。《西班牙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公开审判权(第120条),但是为了保护个人的名誉和隐私,不允许公众查询包括刑事判决书在内的法院档案。事实上,已公开的法院判决以隐去真实姓名和其他可识别信息的方式来保护被告人的隐私。尽管西班牙的法律将刑事被告人以前的定罪记录视为影响量刑的因素,然而其并不认为羞辱是一种合法的对抗犯罪或者威慑策略;实际上,西班牙法学家们认为这是令人震惊的观念。(13)西班牙的法律将再社会化作为刑事量刑的首要目标,坚定地致力于再社会化的目标强化了其不公开个人犯罪前科信息的选择。

   本文将比较西班牙和美国在获取个人犯罪前科信息方面迥然不同的政策。文章第二部分讨论了在获取法庭记录或者传播个人定罪或者量刑信息方面存在分歧的六个西班牙案例。在第三部分中,我们探查并且对照让西班牙和美国的公众获取个人犯罪前科信息政策产生如此差异的关键法律原则,即有权使用法庭记录、保护隐私和名誉、保护个人数据、言论自由和再社会化等原则。

  

   二、阐释性的西班牙案例

  

   (一)有可能从法庭判决中获取犯罪记录信息吗

   案例一:Tribunal Supremo(Sala de lo Contencioso-Administrativo,Sección 1a)STS,March 3,1995

   S.A.集团有限公司(Grupo Interpres,S.A.)向商业机构客户提供财务信息。为了推动其业务,它以《宪法》第120条(“除诉讼法事先有规定外,诉讼程序将公开进行”)和《司法机构组织法》[Ley Orgánica del Poder Judicial(LOPJ)](14)第235和第266条(“任何有利害关系者均有权获得法庭判决”)为依据,要求查看卡斯蒂利亚·莱昂(Castillay León)和加纳里斯(Canarias)两个自治区(15)法院的民事判决。下级法院否决了该申请,因此该公司提出上诉。最高法院裁定,公众获取有关法庭审判程序方面信息的权利依据诉讼程序的阶段而有所不同。最高法院承认,《西班牙宪法》和《司法机构组织法》中规定的公开性原则,赋予公民参加法庭审判程序的推定权利。尽管如此,只有诉讼当事人有权收到法庭作出的判决书。紧接着最高法院解决了以下问题:法官是否可以或者应该向作为非诉讼当事人的法律实体或自然人提供判决书的复本。相关法规(《司法机构组织法》)规定,已签署的判决书原本必须存档于法官的办公室中并且任何有利害关系者均能够查看。在最高法院看来,虽然“有利害关系者”并非只是一个对此富于好奇心的人,而是一个能够证明其和案件有实质和独特的联系的人,即判决书的对象。遗憾的是,最高法院并未解释什么是“实质和独特的联系”。

   即使一个人通过此项检验,然而他还必须满足另外两个条件:(1)发布其想要获知的信息不会影响诉讼当事人的基本隐私权;(2)被披露的信息只能用于司法目的(比如量刑)。最高法院发现S.A.集团有限公司取得上述信息是为了获取商业利益,因此其驳回该公司的上诉。尽管这个裁定是关于使用民事判决信息的争议,但所有的法院和法律注释学者认为该裁定同样也适用于刑事判决。

   在美国,公众有权查看并且复制法庭记录,包括案件目录表、判决书、量刑、庭审记录以及律师的案件摘要。(16)美国的法官、政治学家、法律学者都将司法透明视为民主政府的必要条件。(17)如果在美国的话,S.A.集团有限公司便能够查看并且复制由宣判法院作出的任何判决。

   (二)政府非执法机构能够从国家刑事犯罪记录管理局获取犯罪记录信息吗

   案例二:STC 22July 1999(No.144)

   西班牙最高法院维持H(被隐去姓名的被告)的刑事诽谤罪原判,判处其一个月零一天监禁以及暂停其竞选公职的权利。遭受诽谤的受害人敦促选举机构取消H参加竞选选任职位的资格。选举机构向国家刑事犯罪记录管理局提出申请并且获得H的犯罪记录。经过审查他的犯罪记录,该选举机构取消了H竞选选任职位的资格。H以国家刑事犯罪记录管理局向该选举机构披露其犯罪记录信息侵犯了他的权利为理由,将该决定上诉至宪法法院。

   宪法法院认为,宪法上的隐私权保护个人免遭其个人信息从一个人或者机构流传至另一个人或者机构。该法院指出犯罪前科信息是国家刑事犯罪记录管理局必须予以保密的私人信息。国家刑事犯罪记录管理局仅被授权向犯罪记录信息的对象、法院或者某些警察机构提供个人的犯罪前科信息。在这个案件中,选举机构未被授权要求获得该信息,并且国家刑事犯罪记录管理局也未被授权实现此要求。(18)因此,宪法法院作出决定,隐私权要求国家刑事犯罪记录管理局不得公开犯罪判决,因为“宪法上的隐私权保证了隐姓埋名不被知道的权利,为了让社区不知道我们是谁或者我们是干什么的”。

美国每一个州都有一个犯罪记录信息库。州级的犯罪记录数据库由联邦调查局的州际身份识别索引和综合自动指纹识别系统(19)连接和协调在一起。公众无权使用这一执法信息系统,但是为数众多的联邦法律和州法律授权这些信息库向大部分的政府机构以及种类繁多的私人雇主和民间社团提供犯罪前科信息。1972年通过的一项联邦法令授权联邦调查局可以向经州级法律授权的(以及经过美国司法部长许可的)任何可以提出此要求的人或者组织发布犯罪记录信息。有一千多项州级法律授权五花八门的政府部门和私人机构、组织以及商业机构可以获取这类信息。(20)因此,在美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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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河南警察学院学报》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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