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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宏: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

更新时间:2019-11-07 07:21:23
作者: 徐宏  

   内容提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契合当代国际法发展大势,富含中国传统法治文化底蕴,体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国际法治的责任担当,为国际法指明了以人类为中心、以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和共同的前途命运为依归的新的价值目标。这一思想具有丰富的国际法内涵,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当代国际法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在国际法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系统性和实践性。中国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树立国际法意识,强化国际法能力,推动这一思想向国际共识、国际规则和制度转化。

   关 键 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国际法治  全球治理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①意味着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对此向全世界作出庄严法律承诺,为国际法的发展开辟了新境界,指明了新方向,催生了新动力。

   “法者,治之端也”。②在国际层面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真正落地生根,必须深入挖掘这一思想的国际法内涵,认识其对于当代国际法发展的引领作用,并在工作中树立国际法意识,强化国际法思维,妥善运筹国际法这一“国际通用的语言”,推动其从国家意志向国际共识、从思想理念向具体制度的转化。

  

   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契合当代国际法发展大势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之问”,属于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理念范畴。而国际法则是国家相互关系上行为的规范,③是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加以规范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④二者处理的都是国际关系问题,都属于上层建筑,相互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理念引领方向,规则决定成效;规则服务于理念,而理念的落实也离不开规则。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先进性,需要放到国际法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的法律本质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顺应了时代要求。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⑤国际法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伴随国际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其演变轨迹,归根到底是由其所处时代国际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我国著名国际法学者周鲠生先生就曾指出,国际法是随着国家的产生,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每一个时代凡属有许多国家并立,互相交往,自然就有适应这个时代社会经济制度的国际交往规则或习惯产生。⑥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描绘的奋斗目标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⑦这是一个渐进的、需要长期奋斗的进程。历史发展到今天,“自由人联合体”所需的“物质存在条件”尚未成熟,国际社会仍由主权国家组成,资产阶级仍占优势地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呈现出长期并存竞争的态势。这决定了国际法作为主权国家之间的行为规范仍然需要存在。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命运与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各国同舟共济,共同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要求国际法制度与时俱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正是契合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要求,指明了新时代国际法的方向与目标。

   其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中华传统文化以整体和谐为最大特征,强调“以和邦国”“天下为公”,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在国家间交往中,中华文明还历来崇尚“兼相爱,交相利”,坚信“义利并举、以义为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重视各国之间建立和而不同、和睦相处、平等互利的友好关系。在法治方面,也在很早就形成了一系列约束国家行为的规则和惯例。在这些规则及其背后的规则意识基础上,中国古代历经“止有‘际’而非‘国’”的春秋战国和“止有‘国’而非‘际’的王朝更迭,⑧又在近代受到西方国际法的冲击和百年战争洗礼,逐渐形成了中国看待世界、看待自身的独特视角,⑨这些都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文化源泉。

   第三,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的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发扬光大,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国际观包括国际法治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⑩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征程中,一直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并积极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多年来,“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则,集中体现了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11)中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秉持正义,坚定捍卫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中国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已参加了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缔结了500多项国际公约和2万多项双边条约,(12)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未来。要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坚持民主、平等、正义,建设国际法治。”(1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为当今世界如何治理、如何建设国际法治、建设什么样的国际法治指明了方向,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第四,从国际法自身发展的轨迹和逻辑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为国际法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新的价值目标。美国国际法学者路易斯·亨金(Henkin)说:“就国家间关系而言,文明的进步可以被视为从武力到外交,再从外交到法律的历史演进。”(14)国际法在每个历史时期所反映的价值目标,体现的都是当时国际社会的价值追求,代表的是占优势地位的国家及其统治者的利益,这又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基础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程度。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提出和倡导了一系列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包括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国家平等原则等。(15)《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近代国际法的诞生,这一时期国际法的核心价值是主权独立和平等。但这种独立和平等只适用于所谓资产阶级“文明国家”之间,掩盖不了资本贪欲的野蛮扩张。在“国际法”旗号掩盖下,西方国家通过烧杀抢掠、推行海外殖民、签署不平等条约、划分势力范围、建立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制度等,侵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充分暴露了他们所谓“主权独立和平等”的虚伪性。两次世界大战对国际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同时也唤醒了世界各国人民,和平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切的焦点问题。不使用武力、民族自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法原则和集体安全体制得以确立,《联合国宪章》及其他有关国际文件确定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得到普遍接受。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以及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发展中国家力量不断壮大,对国际法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特别是中国提出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公认为构成国际法基本原则,(16)发展权被承认为基本人权。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社会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增多,国际法逐渐从“共处法”走向“合作法”,把关注点更多投入到国家间的合作。上至太空,下达海底,大到全球气候,小至衣食住行,都成为国际法调整的范围,新的国际法规范不断涌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17)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格局面临数百年未有之变局。世界日益成为地球村,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追求,应对全球性挑战也越来越需要各国加强合作。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勇立时代潮头,以卓越的全球视野和世界胸怀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一思想超越了旧的文明和利益局限,为国际法指出了以人类为中心、以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和共同的前途命运为依归的根本价值追求,反映了全人类的普遍愿望,使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观赢得了道义制高点。

  

   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丰富的国际法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包括“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五大支柱,都具有丰富的国际法内涵。

   持久和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也是国际法的永恒主题。和平一向是国际社会的崇高追求,是国际法的首要目标。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和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确立了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基本原则,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明确表达了世界各国力求避免战争的共同追求,这些思想和原则在1945年《联合国宪章》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二战结束后的70多年里,虽然世界规模的大型战争得以避免,但区域战争、小型战争从未间断。一些国家以所谓“普世价值”为名,行一己之私,通过对国际法上“不使用武力”原则例外情形的扩大解释,鼓吹“人道主义干预”,滥用“保护的责任”,以武力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破坏国际和平稳定,冲击国际法的宗旨和原则。针对这一情况,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持久和平”列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五大支柱之首,意义十分重大。中国主张,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根本要义在于国家之间要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18)这就要求在国际法的解释和适用上,必须秉持善意,以有利于实现持久和平为出发点,准确理解和切实贯彻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不使用武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法原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主权平等,真谛在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内政不容干涉。(19)

普遍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保障,也是国际法的首要任务。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一旦自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各国都将安全问题置于关乎自身生死存亡的高度。这方面的国际法规则和制度也不断发展。《联合国宪章》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为联合国的首要宗旨,(20)规定了一系列原则,确立了以“大国一致”为基础的集体安全体制。一些区域国际组织也建立了地区安全机制。随着恐怖主义、环境、能源、难民、传染性疾病、粮食安全等非传统领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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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法研究》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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