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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莲媛: “群众科学”与新中国技术政治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19-09-14 07:36:24
作者: 易莲媛  

   【内容提要】 晚近十余年关于“群众科学”的研究超越了“文革”之后围绕该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失败叙事”及技术中心主义倾向,从技术政治视角重新审视其对政治优先性的强调和对平等主义的允诺。该学术转向的发生,既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本身促使学者重新思考这段历史的意义,也是因为研究者从中发现了一条比建制化、专业化的科学技术更能明显地揭示科学技术与社会、理论与实践关系及其政治面向的道路。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中,“群众科学”从“尊严政治”,“去技能化”与“再技能化”,塑造革命身体及巩固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和支配等方面广泛参与了社会主义政治主体和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对它的深入思考不仅有助于清除某种意识形态的遮蔽,丰富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认识,还有助于在当下这个日益技术化的时代中理解围绕科学技术领域展开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斗争。

   【关键词】 “群众科学” 技术政治 “前三十年” 主体 国家

  

   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有关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的科学技术的研究。这些研究超越了以往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常用的外来经验、理论或技术在中国传播以及被中国人接受与发展的框架,和这一框架背后的科学技术以自身为目标的线性进步论与技术中心主义,而跟随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研究的最新趋势,立足全球科学和比较史追问科学知识与技术的社会性建构,借以透视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现代国家的生成等更为宏大与普遍的议题(Elman, 2007:518)。尤为重要的是,有部分学者跳出现有精英化、专业化、建制化的科学技术范畴,关注到今天很少被提起,但当时占据特殊地位的“群众科学”(mass science),从中考查不同类型的知识和技术在以上宏大议题中的角色及其中所蕴含的社会政治意义。那么,究竟什么是“群众科学”?它与精英化、专业化和建制化的科学技术的区别在哪里?为什么能在多年后重新吸引研究者的兴趣?这些研究又是如何理解“群众科学”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地位及意义?对于重新认识这段历史有什么帮助?本文的重点并不完全在于介绍现有研究进展,还希望从技术政治(technological politics)的视角来审视相关研究提供的理论概念,以理解当下这个日益技术化的时代里围绕科学技术领域展开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斗争。

  

   一、重返“群众科学”

  

   形式上,“群众科学”是指通过大规模群众性运动组织起来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普及,而这一形式本身又包含着对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的主体及其性质的内在要求。根据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的梳理,“群众科学”的基本理念萌芽于延安时期的“科学大众化”与“自然科学运动”,并与后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整风运动在思想上同源,即强调科学技术要为人民服务,技术专家要向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践经验学习,与此同时,技术专家也需要为人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其科学素养,清除迷信观念。(Schmalzer, 2008:115-128)例如,当时的代表性人物,主持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的农林生物学家乐天宇反对依赖外国教科书,主张让学生走向田间地头收集本地物种信息,学习农民经验。不过,“群众科学”真正的成型与普及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后期,特别集中于“大跃进”和“文革”两个时期。典型的“群众科学”包括“农村科学实验运动”(Schmalzer, 2016;Eisenman, 2018),汉字拣字法和排字法改革(Mullaney, 2017),防治血吸虫病运动及赤脚医生制度(Gross, 2016;Wei, 2012:251-280),电子工业与运筹学的群众运动(王洪喆,2015:34-48;2016:279-310),农村气象学调查(Brock, 2013:41-117),地震“群测群防”(Fan, 2012a:127-154),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发现、发掘与研究(Schmalzer, 2008)等。在当时的文件材料中,它们也被称为“群众科学研究”“群众性科学”“群众办科学”等(Schmalzer, 2008:114),并没有统一的命名,而今天亦有研究者称其为“草根科学”(grassroots science)(Gross, 2016)。

   但是无论被冠以何种名称,这些运动的核心是一致的,即对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与普及过程中对政治优先性的强调和对推翻社会等级制度这一革命允诺的坚持(Schmalzer,2008:115)。舒喜乐近期出版的《红色革命与绿色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种田”》(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Schmalzer, 2016)对此有深入讨论。所谓“绿色革命”,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威廉·高德(William Gaud)1968年用来指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支持,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农业技术革新。其基本内容包括培育和推广高产粮食作物,大面积地使用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加强灌溉与管理,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事实上,这些活动属于美国冷战计划的一部分。高德自己亦公开表明,充足的粮食供应缓解了发展中国家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防止了共产主义“红色革命”的爆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而不是反对现代农业本身,中国才对“绿色革命”提法本身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因为它掩盖了科学技术自身的政治性而将其装扮为绝对中立的力量,并试图利用这一力量来消灭意在改变结构性问题的社会革命。为了将科学技术和“红色革命”结合起来,与“绿色革命”几乎同时,中国开始了“农村科学实验运动”,以经验丰富的农民,受过现代教育、有革命热情的“知识青年”和能够把握政治方向的地方干部“三结合”的形式建立起大量的“科学实验小组”。其目的不仅在于提高农业生产力,还希望以技术革命带动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改变技术精英与所谓“走资派”的技术专家路线。对科学政治性及革命意义的强调,甚至直接表现在对“科学”这个词本身的界定上。一个由年轻女孩组成的“三八科学小组”用猪粪施肥就可以称为“科学种田”。此处的“科学”,不是指运用了现代农业技术,也不是农家肥体现了“环保”意识,而是因为这一行为本身推翻了女性不能从事特定生产劳动的陈腐观念与性别歧视,在政治上具有革命性。换句话说,“群众科学”让精英化、专业化、建制化的科学技术试图抹去的政治性显形。

   从科学行动的主体来说,“群众科学”不是科学共同体面向普通大众的科学普及,它反对将科学限制在专业研究者的小圈子内,强调普通大众对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的参与和贡献,并主张要建立制度来激励、保证这种参与和贡献的持续性。汤姆·马拉尼(Tom Mullaney)的《中文打字机:一段历史》(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Mullaney, 2017)中有关汉字拣字法、排字法改革的讨论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现代工业社会是建立在对大量信息的生产、复制、存储、检索、统计和传输的基础之上,从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开始,电报、打字机等机械化的信息技术都是从字母语言出发。有限的字母或者自身构成编码系统,如印刷术的字模与排版,打字机的键盘,或者被转化为更简洁而易于统计和传输的编码系统,比如摩尔斯电码和早期电脑的穿孔卡片等。也正因如此,作为非字母语言的中文对机械化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利用显得尤为困难。为了使中文适宜于机械化的信息工具,以传教士、留学生为代表的专业人士逐渐探索出一套由“筛选常用字”、偏旁部首“拆字-组合”与代码替换法为主要逻辑的汉字输入、输出与检索方案,并设计出需要使用者在由2500多个汉字组成的字盘中选择的中文无键盘打字机。尽管字盘上的汉字是活动的,可以添加、删减以适应不同的领域,并根据笔画-部首顺序排列以方便查找,但是从如此多的字模中寻找目标汉字本身就很困难。所以,中文打字机的效率一直很低。新中国成立后,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建设与政治运动,对传达正式、权威文件与学习材料的需求急剧增加,给基层单位打字员的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开封排字工人张继英以传统笔画-部首排字法为基础,以与今天数字计算机时代“联想输入法”同样的语言处理逻辑,将常用搭配中的汉字排列在相邻位置,比如“革命”“美帝”“新华社”等。他用这个方法在1952年创下了一小时排字4778字的纪录,并带动全国范围内的字盘排列法的改革和创新。随后,打字员沈蕴芬等人陆续创造了“连串字排列法”“放射式排字法”等基于打字员日常工作经验的字盘排列法。事实上,吸收语言搭配习惯的排字法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出现,但仅限于字盘上一百多个字模,也没有根据打字员的个人习惯进行调整。这主要是因为新中国的汉字拣字法和排字法改革强调普通劳动者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鼓励他们根据自身的工作经验灵活调整字盘,改变了技术精英、劳动者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在科学知识的构成上,“群众科学”认为应当因地制宜,从生产生活实践的需要出发,在一定程度上以“科学方法”为基础,将历史传承下来的,或人民群众在劳动与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地方性知识和其他非正式的知识纳入“科学”的范畴之内。这些做法在当时也被称为“土洋结合”。有些研究者认为,除社会改造的政治考量外,该路径也是在资本与技术双重缺乏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人力/劳动替代(林超超,2017:169-178;Schmalzer, 2016;Gross, 2016;王洪喆,2016)。舒喜乐(Schmalzer, 2016)在有关“科学种田”的研究中提到,这里的“科学”不单单指现代化的农业技术,也包括农民在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因为很多经验即使在当地是常识,但对中国其他地方来说可能是新鲜的知识。换句话说,此处的“科学”超出了精英化、专业化、建制化的范畴,而将经过实践检验的地方性知识、日常经验纳入其中。所以,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收集、整理、出版以农业谚语为代表的“农业遗产”,选择其中与现代农业科技相一致的部分以推广农业经验,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范发迪则在对地震“群测群防”的研究(Fan, 2012a:137-146)中提到,当时的中国没有能力为如此广泛的地震监测网提供足够的精密仪器与专业人士来关注地应力、地磁和地震波等微观现象,其监测活动普遍依赖于在现有条件下制作的简便工具,甚至需要普通人观察、记录日常生活中的“异常”的宏观现象,比如井水水质的突变、罕见的云层、不安的家畜以及反常的野生动物,特别是穴居动物行为。尽管目前的地震学理论体系,并不能验证“异常”的宏观现象与地震之间的联系,但这些普通人世代相传的经验被地震“群防群测”体系吸纳到国家建制化的地震学研究之内,并有来自权威专家的背书。与之情况类似的是农业气象学调查(Brock, 2013:94-95)。到“文革”后期,中国已经在超过16000个公社中建立了气象与雨量监测点,构成了一张与专业的气象站紧密合作的全国性网络。很明显,这些监测点的工作人员只受过基础教育和相关专业知识的简单培训,但他们可以将农民日常经验与专业的气象学信息结合起来,在服务于地方农业生产的同时,为专业气象机构记录、搜集地方气象信息。更为著名的例子是“赤脚医生制度”(Gross, 2016;Wei,2012:251-280)。在农村医疗投入整体不足的情况下,该制度为受过基础教育的青年人提供简单的医学培训,同时吸纳中医与中草药作为现代医学的补充,为农村基层社会提供了基本医疗服务。侯丽有关大庆油田初创时的城市建设的研究亦说明了这一点(Hou, 2018)。因为国家对大庆油田迅速投产、增产的需求非常之高,压缩了城市建设的资金与时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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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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