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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浏:中国非虚构文学的流变与转向

更新时间:2019-09-11 23:34:56
作者: 刘浏  

   内容提要:作为一个被正式命名不足六十年的文学文类,非虚构文学混合了新闻、报告文学、纪实小说、口述史文学、私小说与日记文学、历史抒情散文等各文体基因,而中国非虚构文学具有非虚构共性的同时,又有着自己鲜明的文类个性和发展路径,经历了从政治书写转向思想启蒙、二次崛起以及理论跟进、非虚构文学传播和媒介转向等流变。中国非虚构文学始终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独特的、有别于母体的文学景观。

   关 键 词:中国非虚构文学  流变  转向

  

   近年来,关于非虚构的讨论越来越热闹,包括以文学领域、新闻学领域为代表的有关非虚构起源、特性、意义和社会价值、审美指向等的学术研究逐渐丰富。非虚构被广泛关注,对文类的发展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但另一方面,在对于这一舶来概念中国化后的不断探索与争论中,一系列问题被暴露出来。观点交火的重镇是对非虚构文学“真实性”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非虚构文学”来源于美国新新闻主义的“Nonfiction”,国内较早使用这个中文概念的是王晖和南平等学者。从一九八六年开始,他们先后在《当代文艺》发表了《美国非虚构文学浪潮:背景与价值》《1977-1986中国非虚构文学描述》等文,讨论非虚构文学的内涵和意义以及新时期中国非虚构文学发展等问题。之后,张柠、许姗姗、缪俊杰、吴炫、张沛沛、刘利华等学者也作过非虚构文学叙事和审美等方面的研究。《钟山》杂志开设过“非虚构文本”栏目,后来一些作家也开始称自己的作品为“非虚构文学”。到二○一○年,《人民文学》提出“非虚构”和“人民大地”非虚构写作计划后,非虚构文学进入主流文学媒体的视野,成为大众关注度高、学界探讨热烈的文学议题,包括丁晓原、王晖、孟繁华、龚举善、霍俊明、邢军纪、张文东、房伟等学者,从学理研究角度撰文阐释对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尤其是对中国非虚构写作的看法。在对中国非虚构文学的起源和文类性质界定方面已形成普遍共识,“非虚构文学是一个相对于‘虚构文学’的文学族群,在狭义上,它专指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兴起的非虚构小说、新新闻报道和历史小说等新的写作类型”①;但当涉及中国非虚构文学的内核问题时,一直是众声喧哗的状态,比如《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对“非虚构”栏目创办的目的解释,“希望由此探索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不是虚构的,但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史,从微小到宏大,我们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能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呈现”②,而丁晓原与王晖在合作的《2010年报告文学的三个话题》③一文中表达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人民文学》的“非虚构”有一种“祛报告文学”的意味。对于具体文本而言,创作者和批评者之间、评论者与评论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以近年来广为关注的梁鸿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的讨论为例,就展示出了多面的关于非虚构性的不同理解。当有人质疑《梁庄》是否是非虚构文学时,梁鸿给出自己的解释,她认为“不局限于物理真实本身,而试图去呈现真实里面更细微、更深远的东西,并寻找一种叙事模式,最终结构出关于事物本身的不同意义和空间,这是非虚构文学的核心”④。

   无论是对非虚构文学的内部争论,还是结合文学外部的非虚构探讨,都是有必要的。作为一个被正式命名不足六十年的文学文类,它混合了新闻、报告文学、纪实小说、口述史文学、私小说与日记文学、历史抒情散文等各文体基因,又如DNA螺旋上升式的排列以及互相作用后一样,中国非虚构文学呈现出有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非虚构且始终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独特的、有别于母体的文学景观。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非虚构文学的梳理,厘清中国现当代非虚构的流变趋势和文体发展转折点,从而探索中国非虚构文学的元特征和发展方向。

  

   一、从政治书写转向思想启蒙

  

   中国现当代非虚构文学的起步标志是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报告文学的发展,随着八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由政治书写转向问题报告文学,中国非虚构文学进入第一次转型期。

   中国报告文学的诞生和兴起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创报告文学新纪录的《包生工》,到“文艺服从于政治”的《苏区一日》《如何保证跃进》和《谁是最可爱的人》,每一部作品都烙着深深的时代印记,“革命第一、文学第二”、大力发展生产和全力抗战、反思过去和关注现实与生命等一系列意识形态与文字相融。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魏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最具影响力的报告文学作品之一。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说:“我们就是要写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写他们中间的理想人物。魏巍同志所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这种类型的歌颂。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我们就是刻画这些典型人物来推动社会前进。”⑤丁玲评论道:魏巍的文章好在哪里,就是他写了英雄人物的思想活动。写了有崇高思想有崇高品质的人物的灵魂。魏巍是钻进了这些可尊敬的人民的灵魂里面,并且同自己的灵魂融合在一起,以无穷的感动与爱,娓娓道出了这灵魂深处所包含的一切感觉。因此,他所要歌颂的人,就非常清晰,亲切地贴在人心上,使人兴起,使人愿意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提高一步,向着这些最可爱的人们靠近。这就是有教育意义的好作品,这就是有“思想性”的好作品。他没有一点板着面孔说教的神气,他没有以“思想性”骇人。真正有思想,能达到教育目的的好作品,就必然有它的优美的表现手法和形式,这也就是有“艺术性”。⑥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日在《人民文学》第一期发表的徐迟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光明日报》在二月十六日转载并加了“编者按”,认为“广大科学工作者和如识分子会从这里受到鼓舞,受到教育,受到鞭策。广大工农民群众读过以后也一定会为我们国家有这样优秀的科学家和这样出色的科技成果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一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不提高,四个现代化是搞不起来的。我们要刻苦学习,要研究新问题,勇攀科学高峰,要努力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人民日报》在二月十七日转载时也加了“编者按”,提到“它以生动的文笔,如实地反映了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不畏艰苦,勇攀高峰的动人事迹,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一期《人民文学》很快销售一空。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它反映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人民非常关心祖国科学研究事业的进步,反映了党中央关于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号召已经深入人心,也说明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凡是有发明创造的科技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都会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

   到八十年代,黄济人等人“以长篇重武器向报告文学‘轻骑兵’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和“‘苏晓康模式’对‘新闻性’、‘文学性’的挑战”;到叶永烈为代表的史传报告文学家将“报告文学题材从‘现实’全面扩展到了‘历史’”,使得作品的原创性和开拓意义被提升到了报告文学审美标准的高度。伴随着报告文学向“人学”的回归,涌现出的一大批作品,它们在文学的感性与客观社会及文学批判用意的理性中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例如在《解放军文艺》第三期刊发的钱钢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7·28劫难十周年祭》,“作品采用在整体鸟瞰统摄下的分割布局法,为后人留下了一幅全景抗震救灾图,兼具长而不冗、杂而不乱之妙。作品的出色之处还在于,它的‘全方位’的结构方法从形式深入到内容。作者没有把作品写成一篇抗震救灾中好人好事的报道,他登上了更高峻的陡坡,他要以独特的角度表现真实可信的众生相”⑦,“在这里,大自然的景观和人的心灵世界的景观迭加映照,宏观的泼墨和微观的工笔交融一体,畸形年代的畸形思维和严肃科学的严肃命题对立而统一,逼真地画出了一幅属于唐山也属于人类的7·28劫难日‘全息摄影图’。”⑧又如,获得了第四届(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作品《中国的“小皇帝”》,它反映了当时我国独生子女问题,以生动、凝重的笔触展示了众所周知但未引起警觉的事实:中国的独生子女问题已成为影响国家能否真正走上现代化之路的重要因素。作品充满焦虑与厚望,描述简洁生动,议论精辟自然,引发了社会较大反响。

   问题报告文学的出现使得中国非虚构文学冲破传统政治屏障,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创作空间。自此,作家将写作触角伸及到了社会群体中受压抑的弱者、改革开放进程中艰难挣扎渴望解脱的底层人民,还有自然灾害面前真实的冷暖人生以及封建官僚制度压迫下的命途归宿等。与之前相比,以报告文学为代表的非虚构文学无论是在题材内容还是在形式表达等方面,都更富批判性。在对待政治的理解上,这时的作家有一个认识转变——以极左年代,“政治”被狭义地限定为特定时期、特定语境中的党派政治,这种简单地把政治性等同于去自主性的共识限制了文艺创作的自由,转变为自改革开放开始,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文化先锋逐渐以多元、理性的态度重新树立政治观,将政治看作是“人的言谈与行动的实践、施为,以及行动主体随这言行之施为而做的自我彰显”⑨。政治认识的转变改变了非虚构文学创作观念和文学意识,作家不再预设“正确”和“错误”或是“敌”和“我”,而是将评判任务全部交给读者;同时,他们不以党的方针政策为唯一创作指南,将创作领域扩展到了社会公共空间,任何关于劳动、工作、行为等都成为创作题材。像《马家军调查》这类作品,不仅具有一般文学作品的生动形象,也因为富含深刻的问题意识而使作品具有很强的“文化启蒙和理性批判精神”。⑩

  

   二、二次崛起以及理论跟进

  

   经历二三十年的盘整与困顿期后的中国非虚构文学,自二○一○年开始,终于实现了二次崛起。之所以说是二次崛起,是因为无论是在作品被大众关注程度,还是在文学内部被广泛讨论等方面,都是热闹非常。《人民文学》发起“人民大地·行动者”计划,公开征集优秀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伴随着这股非虚构旋风,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等剑指现实生活的非虚构文学作品,陆续登上畅销书榜。其中,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在销量上取得丰收的同时,也再次引发学术界对于“非虚构”和“非虚构性”的深入探讨。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记录了一个叫梁庄的村子近三十年来的变迁,以近似纪实手法呈现了当代中国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留守儿童的教育危机、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自然环境的破坏、家庭的裂变……在书中,梁鸿通过口述实录、现场调查等方式讲述了一个个具有典型性的人物故事。之后,她又推出新作《出梁庄记》,再一次以梁庄作为原点,将目光聚焦在了城市的农民工群体,为五十一位人物作了记录和调研,以非虚构的写作姿态追问时代真相。评论家谢有顺表示,梁鸿的写作是以真实的细节为基础,与生命个体进行对话,这种落实到细微的真实触角,把抽象的中国、被打包的中国具象化。有人说,这就是“非虚构的力量”;但也有人质疑这个“查无此庄”的文本究竟是不是非虚构,就此发问非虚构文学的真实性和真实限度。梁鸿在二○一四年十月十四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非虚构的真实》,对此作了回应。她认为,“‘真实’从来都不是艺术的标准……文学要求比物理真实更多的真实”,“面对这样的提问,我只能回答:我所写的是个人的真实,是我所看到的,并且叙述的真实”。

这里有几个词汇——“事实真实”、“叙述真实”、“情感真实”,以及还有“关系真实”、“物理真实”等。所谓的争论,或是自非虚构文学诞生起就伴随着的关于非虚构真实性的讨论,都是各持方对“真实”解构后的重建。比起对物理真实的严格值守,梁鸿等更加关注叙述真实和情感真实;一些秉持“真实是非虚构的生命”的人则将新闻学中对真实的评判标准执行于非虚构文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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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吴学术》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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