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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任鸿隽和中国科学社对公共领域的拓展

——读《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

更新时间:2019-09-02 22:25:29
作者: 尤小立 (进入专栏)  

  

   1914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综合的现代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虽然在美国成立,早期的发起者基本都是来美深造的中国留学生,但从成立伊始,他们就注意在国内开辟新的公共领域,拓展他们以及现代科学的影响。当然,这一切都与他们“科学救国”的诉求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科学社的社刊《科学》1915年1月创刊,其出版地设在上海,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可见,这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杂志,一开始就是面向国人的。中国科学社的成立,与任鸿隽、杨铨有极大的关系。因为通过庚款赴美的留学生大多是学生出身,而任、杨二人则不同,他们是孙中山特批的“稽勋生”,来美前都曾在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工作。丰富的社会经验、活动能力以及“科学救国”的梦想,让他们在中国科学社的组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任鸿隽出任中国科学社首任社长,并且一直续任至1922年(1922年董事会改组后兼任书记),就是一个证明。

  

  

   中国科学社成立之初,主要活动集中于美国,但由于《科学》杂志在中国出版,其影响力已经波及国内。《科学》在编排体例上“与国际接轨”的姿态,就十分引入瞩目。它采用了文字横排,西式标点,采取崭新的翻译名词,用任鸿隽的话说,“科学之事,以试验为重。”“吾《科学》文字之横行,试验也。用西文句读法点乙,试验也。翻译名词多所改作,试验也。”(樊洪业、张久春编选:《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以下凡引此书,均仅注页码)内容上,《科学》杂志也主要是宣传西方现代科学理念和介绍西方科技知识。在“科学”的精神和理念方面直接影响到了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

  

   从《科学》杂志所刊内容看,中国科学社成员初期还是偏重于向国内介绍西方现代科学的知识,而其中又以宣传现代科学理念为主。这一方面是由于像任鸿隽等都是亲身参与过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的,他们深感近代中国科学水平的落后,并且在反思中认识到洋务运动的物质层面的变革和维新运动制度层面的变革,既缺乏新的科学技术的支撑,又没有触及到西方发达的关键。这也是他们留洋前后深以为虑的地方。另一方面,当他们迈出国门,进入康乃尔、哈佛等著名大学后所受到的强烈的物质上和文化上的冲击,也让他们刻骨铭心。任鸿隽把这一切归纳到“科学”的身上,也是必然的。他回忆说:“顾吾此时于西方学术之本源略有所见,以谓西方学术乃至西方文化之所以异于东方者,一言以蔽之,西方有科学,东方无科学而已。”(第682-683页)在《〈科学〉发刊词》中,任鸿隽把科学在国家富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知识的进步以及道德建设上的功能一一列举(第14-18页),其对现代科学的渴望、急切之情,溢于言表。然而,任鸿隽与中国科学社成员是否就因此而走入“科学主义”,也还值得讨论。

  

   早期的《科学》杂志,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开辟了“通论”栏。这个栏目很可能是在社长任鸿隽的倡导下开设的。因为中国科学社的成员中对科学通论最热心的人就是任鸿隽,写通论最多的也是任鸿隽。1919年,任鸿隽将《科学》杂志发表的通论性文章编辑成《科学通论》一书出版。在《科学通论》“初版弁言”中,他写道:“《科学》编辑凡例,首‘通论’,次各专门科学,次科学之应用。以志在宣播科学大意,故普通论文尤多。”(第189页)1934年《科学通论》再版,除篇幅有所增益外,在编排上编者又作了具体分类,即将文章分成“科学真诠”、“科学方法”、“科学分类”、“研究与发明”、“科学应用”、“中国之科学”以及“科学学会”等七大类。这样的分类法,在任鸿隽也是有着思想基础的。他写道:“研究科学者常先精神,次方法,次分类。……方法与分类既定,然后研究与发明可得而言矣。有研究与发明然后可以应用。此科学进展之不易之序也。”(第497页)

  

   把“科学精神”放在首要位置是任鸿隽与中国科学社成员的一个共同特征。任鸿隽有专文论“科学精神”。他把“科学精神”定位为“求真理”,以为“科学家之所知者,以事实为基,以试验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而无所容心于已成之教,前人之言,在与吾所见之真理相背者,则虽难其身,赴汤蹈火以与之战,至死而不悔,若是者吾谓之科学精神”。(第70页)另一位中国科学社成员黄昌穀在《科学与知行》的演讲中,则将“科学精神”的特征总结成两点,即一“须根据事实,以求真理,不取虚设玄想以为论据,不言高论,以为美谈”,二,“认定求知求用的宗旨,力行无倦”[1]。

  

   提倡科学精神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在中国发展现代科学找到一个理论依据。但从原因上看,也与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冲突的阶段有关。任鸿隽就明确反思过洋务运动以来的科学发展进程。他指出:“海通以来,西力东渐,东方诸国受其势力之压逼,而莫知其势力所自起。浸假而见其制作之奇巧,则以奇制为西人之特长。浸假而闻其工商之发达,则以实业为彼方之独擅。迨迟之又久,去所谓奇制与实业者,皆有学以为之本根。又迟之又久,始去西方之学,有异乎东方之所谓学者,其名曰科学。”(第68-69页) 到1934年任鸿隽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在五六十年前,曾国藩李鸿章的时代,以为西方强国的本领,不过在他们的船坚炮利。于是他们设制造局、造船厂,要想在船、炮几件器械身上,找到救亡图存的秘诀。这个观念的错误,甲午一役把它暴露无遗了。”(第506页)

  

   不仅是直接进行精神的提倡,即便是讲科学方法时,他们也没有忘记强调研究的精神。胡明复在《科学方法论一:科学方法与精神之大概及其应用》中就说科学精神为科学方法之“[精]髓”。他认为,科学方法的“惟一精神”即“求真”。他还进而把科学精神在道德上的作用概括成“知‘真’则事理明,是非彰而廉耻生。‘知真’则不复妄从而逆行。”而在他看来,这才是中国研究科学最重要的原因。至于“科学可以富国强兵,则民智民德发育以后自然之结果,不求而自得者也。” [2] 从胡明复的说法,不难看出,中国科学社成员在“新民”的问题上与梁启超以及新文化运动一代人的共识。

  

   用任鸿隽的话说,“所谓求真,即是指学理”(第718页)。中国科学社成员特重科学的学理价值,必然要先明确科学的概念。因为明确概念不仅是了解现代科学的第一步,它亦涉及到由科学而应用以及正确发挥科学作用等到诸问题。任鸿隽为科学下过若干个概念,这中间最能代表他或者说科学成员的思想的,就是“科学整体观”。任鸿隽在《五十自述》中说:“所谓科学者,非指一化学一物理学或一生物学,而为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第683页)。而就在这个定义之下,他特别强调要“从整个根本入手”去发展科学。这也是中国科学社成员发展科学的基本路径。

  

   不过,无论是宣传科学思想,介绍科学知识,还是实际建构科技体制和发展现代科学,中国科学社成员都不是将科学研究深藏于闺阁之中,而一直将科学视为一开放的系统,因此,开辟更大的公共空间就是他们的要务之一。


  

   从任鸿隽、杨铨、胡明复、秉志、赵元任、周仁等留美学生创办中国科学社之初,他们即对公共领域有着明确的自觉。这一自觉当然主要是从模仿西方开始的,但这一方式本身却直接影响到了现代中国。

  

   科学学的创始人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序言”中指出:“面对着这个严酷但却充满希望的现实,把科学看做是一种纯粹的、超脱世俗的东西的传统信念,看起来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不过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幻想,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则是一种可耻的伪善。”[3]中国科学社的成员既有“科学救国”之愿望,他们是不可能逃避现实的。相反,追求科学的社会传播,也是他们创社之时的宗旨之一。《科学》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例言”中说:“一文明之国,学必有会,会必有报,以发表其学术研究之进步与新理之发明。……同人方在求学时代,发明创造,虽病未能;转输贩运,未遑多让……他日学问进步,蔚为发新知创作之机关,是同人之所希望者也。”(第717页)任鸿隽在《五十自述》里干脆把《科学》杂志当作“传播鼓吹之工具”(第683页)。在传播新知以促进科学研究的同时,他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即“建立学术的威权”(第717-718页)。

  

   《科学》杂志创刊以来,大致经历了三次转型。它最初是一份倡导科学精神,普及和介绍西方现代科学知识面为主的刊物,但按照任鸿隽的设想,此刊也要办成像英国《自然》杂志一样的学术刊物,以便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也可以出现引证自《科学》某卷的字样。这个设想在《科学》第三卷后,得以部分实现。此时,《科学》杂志里中国科学家的专题论文明显增多,如竺可桢《杭州西湖生成之原因》、过探先《吾国之棉产问题》等。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学术刊物的色彩一直在增加,并且持续到30年代中期。但学术化、专业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小众化”,这种倾向的过于明显又引起了中国科学社成员的反思。1929年,任鸿隽已经感觉到《科学》在宣传普及上的欠缺,所以特别提出“通俗化”的要求[4]。1935年《科学》改版,又开始注意科学的宣传和内容上的通俗化。他们专设了“科学新闻”栏,报告科学界的动态以及科学技术的新进展。

  

   据任鸿隽统计,截至1950年,《科学》杂志共出三十二卷,以每卷十二期,每期六万字计算,应有二千余万字。每期除了科学消息、科学通讯等不计外,以长短论文八篇计算,应有论文三千余篇,假定平均每人作论文三篇,则有作者一千余人通过《科学》而以所学所作与当世相见。《科学》的发行量虽一般不超过三千份,但国内所有的中等以上学校、图书馆、学术机关、职业团体,订阅《科学》的相当普遍。不但如此,《科学》也曾被用来与外国的学术机关交换刊物,并且得到外国学术团体的重视(第719页;第732页)。

  

应该看到,《科学》的编辑方针的几次转型既是中国科学社成员基本诉求变化的结果,也与国内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科学》杂志虽然是以西方科学杂志为蓝本的,但它一开始就显示出自身的特色。这个特色一方面是通过办期刊本身体现出来的,因为《科学》的体例、办刊方针已经成为中国科学期刊,乃至思想文化期刊的典范;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期刊的方式,宣传科学理念,推动科学思想在现代中国的传播,科学体制在现代中国的建立,科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实际进行。鉴于国内科学思想的贫乏,他们一开始主要是介绍西方和科学常识为主,1918年中国科学社成员陆续回国开展实际的科学研究后,有关的科学调查报告,研究论文自然成了杂志的主要内容。30年代中期国内专业的科学学会多有成立,专业期刊随之出现,专业论文问世已不成问题。而与此同时,整个国民的科学意识虽有提升,但与他们的期望还相差甚远,因此,《科学》的主要精力回到普及为主,专业化为辅的道路上可以说是正当其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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