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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南生:徐继畬与中国近代外交转型

更新时间:2019-09-01 00:08:38
作者: 袁南生 (进入专栏)  

  

   近代中国面临着如何融入世界这个重大问题,与此相适应,中国近代外交也面临着如何转型的问题。当时,世界上存在三大国际体系:朝贡体系、条约体系和殖民体系。朝贡体系是自汉代以来、由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体系;条约体系是基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由西方主导的建立在主权国家平等基础上的国际体系;殖民体系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帝国主义所统治和控制的殖民地的总称。

  

   鸦片战争以后,朝贡体系在列强冲击下风雨飘摇,一步步走向崩溃。摆在中国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条:像日本一样融入条约体系,否则,就可能像印度一样,成为世界殖民体系的一部分,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中国最终没有沦为殖民地,同中国人民开展的救亡斗争分不开,也同中国近代外交转型有关。徐继畬对中国近代外交转型作出了独到贡献。

  

“发现”世界:为外交转型创造条件


   对世界有一个清醒、正确的认识,是外交正常运转、外交战略取得成功的前提,也是外交转型的前提条件。但是,晚清时的中国,满朝文武对外部世界总体上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英国人打上门来时,道光帝竟向左右提出诸如中英“有无旱路可通”“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6)之类令现代小学生都发笑的常识问题,就连林则徐这样史称“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也居然相信“洋兵腿肚不能屈伸,一击即倒”之类啼笑皆非的话。当时名将杨芳认为英人取胜“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他采取的对策是“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为压胜具,载以木船出御”,使“溺器口向贼来路”,(《鸦片战争》第6册第33页)以为这样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破掉侵略者的“妖术”。鸦片战争10年后,美国人来广州,清朝官吏仍将英美混为一谈。

  

   而徐继畬是“近代中国‘发现’世界的第一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出版过一些有关西方的著述,如林则徐的《四洲志》《华事夷言》、江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杨炳南的《海录》、萧令裕的《英吉利记》、梁廷枏的《海国四说》,最著名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这些都对西方有不同程度的介绍。但所有这些著述,虽角度不同,但都没有把中国作为世界一分子、都不是将对方看作是与中国对等的国度,都是继续坚持传统的华夷之辨,把西洋人依然看成低我一等、有待教化的“夷”类。就是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林则徐、魏源,也没有突破传统的华夷观念,他们都是以中华文明为唯一衡量准则,以中国为坐标来向外普及世界知识,没能准确地把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告知国人。

  

   例如,魏源在战后十年,借扩充《海国图志》之机,乃继续以中国为中心来构想世界未来秩序。也就是说,它们所介绍的国外知识,无论怎样系统详细,都不能客观地反映中外的真实关系,因此,近代中国真正开始“发现”世界,尤其是近代西方,要从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算起。

  

   徐继畬是山西五台人,19岁中举,31岁中进士,历任福建巡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同文馆事务大臣等。徐一生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这一时期正是清朝由盛转衰和图谋再兴之时,也是由提倡经世致用到推行洋务新政的转变之时,还是中国近代外交转型之际。徐1846年任福建巡抚时,深受鸦片战争战败的影响,开始思考西方为什么能把大清打得一败涂地。他于1848年完成了系统介绍世界的著作《瀛寰志略》。瀛,就是海。寰,寰宇,代指世界。志,就是记录。略,就是简要的叙述。书名意思就是世界各国情况简述。《瀛寰志略》共十卷。前两卷介绍亚洲东洋、南洋国家,比如菲律宾、印尼。第三卷介绍印度和西域各国,四到七卷介绍欧洲各国,第八卷讲非洲,最后两卷讲美洲。可以说,《瀛寰志略》是近代国人了解世界的重要著作,它为国人提供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外国史地知识,为中国近代外交转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知识准备。

  

   中国近代外交转型不是一蹴而就完成的,围绕、伴随着近代外交转型,产生了一批代表性的论著。与徐继畬《瀛寰志略》同期刊行的有关世界地理志书,特别有影响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魏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论断,但他所谓的“师夷长技”,主要停留在学习西方先进的舰炮,即表象的“器”,而未能进一步探究产生此“器”的“体”。徐则不同,他透过表象,开始深入地从政治经济的本质上探寻西方富强的原因,给人以更深刻的启迪。与《海国图志》等其他著作相比,《赢寰志略》以更冷静的态度观察世界,探究西方国家的富强之路,冷静思考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际地位。郭汉民的《晚清社会思潮研究》认为,《赢寰志略》是这一时期中国人介绍世界状况的最优秀的开拓性著作。全书以图为纲,全面而简洁地介绍世界五大洲近八十个国家的地理、历史、经济、文化和社会风俗,就精确性而言,某些方面在《海国图志》之上。《瀛寰志略》以瀛寰为世界、以大洲为分野,把中国摆在与万国相同的、它应有的地理位置上。徐的最大贡献,是使处于蒙蔽状态的国人,通过认识世界来认识中国,看到他人之长,反思自身之短。

  

创新观念:为外交转型打造基础


   从时间上看,魏源的《海国图志》 ,早于《瀛寰志略》,但二者却是不同之书。《海国图志》著者魏源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可见,魏源的《海国图志》,目的是为了制夷,也就是反抗外国的侵略。徐继畬说:“方今圣泽覃敷,海外诸国鳞集仰流,帆墙萃集。其疆土之广狭,道里之远近,任边事者势维己于咨询。此说虽略,聊以为噶矢云尔。”由于二书写作动机不一,对内容的取舍自然不同。《瀛寰志略》在所取资料的准确性上要求更为严谨。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推行夷务外交,夷务外交时代,中国不给外夷以平等待遇;徐继畬走向外交舞台时,中国已转型为洋务外交时代,洋务外交时代是洋人不给中国以平等待遇,所以要“外需和戎,内需自强”;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实质是中国进入主权平等的条约体系。外交转型离不开观念的创新,徐继畬创新了一系列外交观念,为打造好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思想基础作出了独到贡献。

  

   一是从上国观念向列国观念转变,突破了传统的华夷观。魏源《海国图志》仍把美、英、法、俄等西方国家以夷相称。但徐的《瀛寰志略》不同,对上述西方国家基本上是以与中国一样平等的国家对待。《瀛寰志略》一书中,关于中国是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已经淡化。中国由于封建保守思想作祟,长期视中国为天朝,是天下之中心,其他国家皆为夷国。《瀛寰志略》否定华夷有别的等级名分制度的观念,摒弃畿服思维,主张瀛寰思维;摒弃华夷思维,主张中西思维;摒弃排外思维,主张容外思维;摒弃朝贡思维,主张条约思维,等等,这在当时很是不易,可以说是世界观念的一个突破。徐首次提出“瀛寰”一词,标志着中国人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识从传统“畿服”理论到现代地理学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

  

   二是从专制观念向民主观念转变,突破了传统的帝王观。《瀛寰志略》首先打破自己是天朝上国,外国都是蛮夷的观念,向国人打开视野,介绍西方的民主制度。如卷七《英吉利国》,介绍英国的国会制度,指出“公会所”(即议会),分为爵房(即上院)、乡绅房(即下院)。国有大事,须由二房讨论、批准。卷九米利坚合众国,赞美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尤其赞总统华盛顿“气貌雄毅绝伦”,是“人杰”,华盛顿“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而《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不同,其内容基本不涉西方民主制度。徐所宣扬的西方民主制度,是对皇权制度的一个挑战,摇撼着中国传统文化至高无上的皇权观念。

  

   三是从轻商观念向重商观念转变,突破了传统的农本观。中国几千年来盛行农业文明,而不是商工文明,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农轻商,强本弱末。徐继畬对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给予肯定,他分析了西方经济发达的原因,认为一是海外扩张,殖民掠夺;二是重视商业,以商立国。《瀛寰志略》介绍说:“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经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因其善于操舟,亦因其国计全在于此。”《瀛寰志略》提倡工商,重视工商,是对中国长期奉行的“重本抑末”政策的大胆否定和挑战。

  

   在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中,徐继畬无疑是一位佼佼者。《瀛寰志略》一书,把当时中国人认知世界的水平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并曾深刻地影响了郭嵩焘、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对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特别是对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大清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就是带着《瀛寰志略》走马上任的,并在出国后叹曰,“徐氏所言乃确实如是”。(山西《徐继舍生平文物展览》专辑第42页)

  

亲身实践:为外交转型提供经验


   徐继畬鸦片战争后长期在福建沿海一带为官,福建乃“夷务”重地,徐被外国人称为大清最开明的官员,他自己也认为处理“夷务”得心应手。在处理大量中外交涉事务中,他从排外、知外逐步转向容外,为外交转型提供了经验。

  

   (一)外交要处理好民夷关系。徐继畬在外交事务中始终坚持“内安民心,外察夷情,不敢有偏袒之私,不敢存苟且之念,总期民夷相安”的原则。这是徐办理外交通商事务、处理民夷关系的指导方针。道光帝曾指示各省督抚,“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方为不负疆寄。”战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民夷两安”开始时主要是“俯顺夷情”,其后逐渐转变为“固结人心”、“定民情而消夷衅”。(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07页)徐继畬外交实践经验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外交以固结民心为基础,不可牺牲民众利益来迁就洋人利益,外交真谛之一就是兼顾民众利益与洋人利益,把民众利益摆在洋人利益之上,才能真正实现“民夷两安”。

  

(二)外交要处理好和战关系。晚清时的中国面对列强环伺,如何在不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避免战争,保持和局,是外交面对的一大挑战。徐继畬莅闽13年,在处理英人入福州事件的过程中,尽量妥善处理和战关系。在中西实力差距巨大的情况下,理智的选择是力保和局,尽量避免衅端。徐认为,既然实力不如人,徒打口水仗,以文人恐吓之词为挟制夷人之计,非惟无益,实恐有损。在徐的外交实践经验里,抵抗侵略是爱国,但盲目排外决不是爱国;不怕战争是爱国,但轻言战争决不是爱国;主战并不等于爱国,主和并不等于卖国,一味主战或主和都不符合国家利益;对外投降是卖国,但理性外交决不是卖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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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一枚石头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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