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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全局视野下的黄麻起义

更新时间:2019-08-27 01:06:42
作者: 金冲及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1927年11月的湖北黄麻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都以这里为起点。为什么当时许多地方的起义失败或者根本没有发动起来,而没有任何正规军队参加的黄麻起义能够在十分困难条件下取得成功?文章从全局的视角,对黄麻起义前后当地各种社会力量及各方面复杂因素进行具体考察,对起义过程中经历的成功、失败原因以及领导人的构成与特点等进行比较和分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析。

   关 键 词:黄麻起义  内外因素  成功原因  the Huangma Upris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causes of successes

  

   1927年11月的湖北黄麻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都以这里为起点。黄麻其实是黄安县(现名红安)、麻城县的合称,两个县都是有名的将军县。①

   “黄麻起义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任何正规军队参加,参加者都是农民,叫做‘揭竿而起’。”②当然,还有一些青年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为什么没有任何正规军队参加的黄麻起义在十分困难条件下能够取得成功、以后培养出如此众多高级将领,逐步创造出在党的历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直接的回答是:这里的贫苦农民长期受尽地主豪绅和官府极端残酷的压迫、凌辱和榨取,又受到过大革命风暴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组织起来,有着很强的抗争传统和战斗力。这样的回答自然是正确的,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但是,人们还可以问:当时在各省有类似情况的地方不少,为什么许多地方的起义失败了或者根本没有发动起来,而黄麻起义能够和其他几个重要革命根据地一起,取得成功,在历史上写下如此光辉的一页?这就需要从全局的视角,对黄麻起义前后当地各种社会力量及各方面因素进行具体考察,对这个过程中经历的成功、失败及其原因进行比较和分析。本文力图就此作一尝试。

  

   一、湖北秋收起义最初的挫折

  

   黄麻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27年秋收起义的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这时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决定关头:由于武汉政府继南京政府之后公开反共,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国内的政治局势陡然逆转。有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在这类突然事变面前被严重摧毁,或者被消灭,有的在许多年内翻不过身来。中国社会上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失败,似乎局势已难挽回。

   中国共产党人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没有动摇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是更加奋不顾身地起来战斗。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7日,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也就是通常说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一系列决定和行动使许多革命者在遭受突然打击后的一时迷茫中看清了继续前进的方向,燃烧起新的希望,继续奋斗。

   但是,要实现这样的转变,实在极不容易。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刚成立了六年的党,领导人大多十分年轻。大革命时期,党主要的工作是发动和领导工农群众运动。由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严重忽视军队和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工农群众运动和工会农会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北伐军向湘、鄂、赣等省迅猛推进并在初期对工农运动表示支持的鼓舞下,在短时间内很快发展起来的。一旦国民党控制的军队和政权突然翻过脸来、残酷镇压工农运动时,许多工会、农民协会和自卫队组织很快就陷于涣散和停止活动。这是许多党组织原来没有预料到的。党内出于对敌人和背叛者的仇恨而不分析敌我力量悬殊、一味蛮干的“左”倾盲动主义活动,更使原来保存下来的一点力量又惨遭严重损失。这种状况相当普遍地发生。

   中共中央在9月15日的政治报告中写道:“八七党的紧急会议的政策即是暴动政策。此政策决定后我们的工作可分三部分:一、贺叶南昌起义及广东的农民暴动;二、湖南的农民暴动;三、湖北的农民暴动。在客观上革命的潮流是否仍在高涨呢?我们可以很肯定的回答,是在高涨的,工农是要求暴动的。”③

   我们先看湖北秋收暴动的最初部署。

   湖北秋收暴动的任务,一开始的打算是全省性的总暴动。湖北省委最初制订的计划写道:“武汉工人已经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对反动的武汉政府,叶挺、贺龙两部又在南昌独立,宣布实行土地革命,武汉政府的政权已经动摇了,在这革命短兵相接的时候,为响应武汉工人罢工,拥护南昌叶贺独立及促进土地革命加速度的发展,我们党应立即领导农民起来,杀戮土豪劣绅,打倒土豪劣绅复起的凶焰,引起乡村间极大的骚动,抗税抗捐以动摇武汉的政治,使其不能出兵江西及其他省分压迫革命,并进一步武装农民,抗租抗粮,实行全省大暴动,没收大中地主豪绅的土地及一切公地(对小地主实行减租),准备推翻武汉的统治,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而建设农民协会的政权。”④省委把全省分为九个工作区域,各区设立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作为集中指挥的机关。

   但从当时的客观情况来看,这是根本无法实行的。罗亦农在8月23日就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他说:“第一阶段是开始工作的时候,可说毫无头绪。”⑤所以从省委的实际工作来说,重点一是在鄂北,一是在鄂南。至于黄麻地区的工作,最初并没有提到湖北省委的工作日程上来。罗亦农在向中共中央常委报告工作时甚至说:“鄂东现在无办法。”⑥即使鄂东区的暴动区域中也没有提到黄安和麻城。

   为什么湖北省委首先选择以襄樊为中心的鄂北地区?重要原因是当时看重现成的正规军力量。共产党员张兆丰是老同盟会员,陕西陆军讲武堂毕业,先后在陕西靖国军、冯玉祥的国民军方振武部任职,1926年任国民军第五军第三师师长,驻防鄂北的襄阳、樊城。中共鄂北特委陆沉在致中共中央信中写道:“八七会议时,中央通知我去鄂北,参加特委会,作鄂北秋收暴动工作(实际上中央那时和我接谈时,关于农民秋收暴动之事少,最多的是对兆丰部分之军事问题)。”⑦可见中共中央是希望张兆丰能利用他的师长职位,在襄阳、樊城率部起义。但是张兆丰由于历史关系没有能实际控制这个师。鄂北特委廖划平给中央报告:“到了不久,就听说南昌已于8月1日号召暴动,同时,方振武已将张同志师长一职取消。其时我们曾谈及将所属部队脱离方军,向东扯走,但以张同志部下干部——排、连长,十分八、九皆方之心腹爪牙,而寄名党籍之旅团长,复不可恃,因此,部队无法扯动,张同志只得下野,以致此时在长江以北失却很大的政治作用。”⑧率部起义之事,自然全部落空。至于鄂北农民运动,陆沉在给中央的另一封信中写道:“我看了湖北秋收暴动的专号”,“在这一段中最重要的,随、枣、襄三县可靠之农民有数万。这个数目,当我在鄂北时,确实找不出来,那里看见过数万可靠的农民?”⑨

   当时的领导人政治上实在很幼稚,尽管满腔革命热情,却只沉浸在一厢情愿的推想中,并没有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结果,幻想中轰轰烈烈的鄂北大暴动,无论是整师起义还是大规模群众抗争都无声无息地化为泡影。用省委报告中的话来说:“及张师免职,遂觉靠山已失,便呈失望,不但没有实行斗争,并且不敢略存斗争之观念!与省委发生关系又很少,更使省委不能给以指导。”⑩

   鄂南暴动是在省委直接指挥下进行的,更被看作湖北秋收暴动重点中的重点。

   省委对鄂南暴动一向极为重视。1927年8月5日的《鄂南农民暴动计划》中写道:“鄂南农民暴动,因为在武长铁路之西,因此在政治上、地理上有特别意义,在政治方面可以直接影响武汉,在地理方面,断绝武长的交通与邮电,可以造成湖南军队与政治的恐慌而有利于湖南农民的暴动。”“鄂南的农民暴动以蒲圻、咸宁为中心与发难的地点,开始之第一日即须攻破蒲、咸二城,然后在政治上可以号召鄂南的农民,创成整个的鄂南的暴动局面。”“暴动一开始即须分段掘断武昌与咸宁、蒲圻各处的铁路(以掘断愈多愈好为原则),割断所有的电线,毁坏邮政机关。”“暴动的内部指挥为鄂南特别委员会,直接受省委的指挥。”(11)

   “8月上旬,中共湖北省委根据秋收暴动计划,派吴德峰、符向一、黄赤光等前往鄂南,在蒲圻成立鄂南特委,吴德峰任书记。8月底,长江局书记兼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亲赴鄂南,召集各县负责人会议,准备十日内举行暴动。”(12)一场轰轰烈烈的鄂南暴动仿佛就要开始了。

   鄂南暴动计划中所说鄂南特别是武(汉)长(沙)铁路线“在政治上、地理上有特别意义”确是事实。但共产党看到这一点,国民党方面同样清楚这一点。当时控制两湖地区的军事势力主要是唐生智部五个军,它的政治中心在武汉,而起家基地在湖南,武长铁路线是它的生命线所在,一直以重兵驻守,军事调动因铁路贯穿而极为便利。至于当地的工农群众团体的情况,在省委事后的议决案中写道:“在群众方面,虽有不断斗争与反抗,但这斗争还是零碎的,或是原始的,或是没有广大群众参加的,换言之,还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广大群众总的斗争的局面。”(13)

   选择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地区进行决定性的拼死较量,岂不是以卵击石、自处绝境?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向中央常委会报告时讲到:“前次,鄂南负责同志来,他第一个问题即提出,武汉我们的队伍有多少?如鄂南暴动是否从武汉派兵即时可以消灭?”(14)事实上,自然不会有什么军队从武汉开来支援鄂南暴动,连提供数量不多的简易武装弹药也难以做到。例如,对担负很大责任的蒲圻,只给了驳壳一枝、子弹六百,又没有炸弹和炸药。省委在给鄂南特委的信中说明:并非有枪不给,第一是没有枪,第二是因为运输困难。想像中似乎颇为壮观的鄂南暴动,做起来,几乎在无声无息中失败了。

经历了一系列同原来设想南辕北辙的挫败后,湖北省委写了一份很长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该报告先详细列举了各县农民协会和党员的人数统计,接着写道:“有这样雄厚伟大的势力,至少可以担负完成湖北土地革命的责任而有余,即使七折八扣,甚至廉价对折,也足以担负起土地革命而不至坐视敌人肆意横行摧残革命势力。不知实际上大谬不然,湖北农运伟大的发展大部分完全是依赖政治军事的力量,没有经过实际斗争,而且还有许多地方是土豪劣绅在那里操纵把持。”报告也批评有些地方的党组织不仅不能领导他们干,反而指责农民的行动是“越轨的行动”,“农民协会侵越县政府的职权,尤为大错。”“所以号称有两三千同志的地方,会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号称有二三十万有组织的农民的地方,也不能有一个人起来。”(15)报告详细叙述了全省各个地区决定策略和行动的前后情况,着重谈了鄂南暴动失败的具体经过:暴动日期原定是9月10日,但特委得知有火车在8日运现洋数万到湖南作军饷,临时决定劫车,由黄赤光率八九人穿军服以查车为名登车,开枪要求缴械。但上车后能开枪的只有两人,伏在铁路两旁的两三百个农民上车缴得快枪16支、子弹5箱、纸币34000元、现洋86枚,但铁路、电线都没有毁断,并且暴露了起义的消息、计划原定起义第一日须攻克蒲圻、咸宁两城。劫车当天,咸宁县委书记到特委报告:咸宁只能集中农民八百多人,不能攻城,特委内部也引起争论。蒲圻国民党驻军原有二百多支枪,后来又来军队增援,并配有机关枪。特委只能改变省委原定计划,决定不攻县城,并率主力移至新店,要同当地人民自卫军会合,先一起攻嘉鱼,再回师攻咸宁、蒲圻。但这支“人民自卫军”是由土匪改编的,这时已被敌方收买,出其不意地将毫无防备的起义军全部缴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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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苏区研究》2018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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