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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满 郭苏建:美国主流政治学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脉络、议题、方法、前景

更新时间:2019-08-22 20:36:39
作者: 张春满   郭苏建  

   一、前言

  

   一直以来中国政治研究都存在两个场域:国内的中国政治研究和海外学术界的中国政治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本土的中国政治研究蓬勃发展,成就斐然,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在海外的中国政治研究中,美国学术界是当之无愧的领头羊。这是因为在中国政治研究领域,美国学者的规模最大、领军学者最多、学术期刊的影响力最大。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翻译引进了诸多美国学者研究中国政治的专著,为我们更好理解中国政治和理解海外学术界的中国政治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截止到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系统地梳理美国主流政治学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以下简称“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的情况。从期刊论文的角度与从专著的角度来理解海外的中国政治研究是有很大区别的。专著在研究深度和材料的丰富程度上是期刊论文无法比拟的;但是学术论文具有呈现研究课题最新进展、成果发表速度快、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研究范围广、全文数据库检索速度快等独特优势,这也是学术著作不具备的。得益于这些独特的优势,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倾向于在最快的时间内把自己的最新成果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出来,之后才会考虑是否继续出版著作作进一步的阐述。

   本文将对美国政治学学科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做一个长时间跨度的梳理和分析。在美国政治学界,中国政治研究属于比较政治学范畴。美国学术界有多本期刊刊载比较政治学领域的论文,其中包括《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美国政治科学杂志》、《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研究》、《世界政治》、《政治科学季刊》,等等。从期刊影响力、创刊时间和本文的研究需要出发,本文选取《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研究》三本期刊作为美国主流政治学期刊的代表来梳理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选择这些期刊的理由是,本文主要是梳理、考察和分析美国政治学学科期刊对中国政治研究的关注和研究,而非区域研究期刊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虽然《中国季刊》、《当代中国杂志》、《中国政治学学刊》也刊载中国政治研究方面的论文,但是这些期刊与政治学的学科期刊存在较大的不同,不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政治学的学科期刊的影响因子和学术影响力往往比区域研究期刊大得多,而且,区域研究期刊的创刊时间相对较短,也不符合本文开展长时间跨度研究的需要。基于这些考虑,这些区域研究期刊不纳入本文的研究范畴。《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在西方学术界是公认的政治学科顶尖期刊。《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研究》是比较政治学领域最为重要的两本学术期刊。因此,这三本期刊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具体而言,创刊于1906 年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截止到2018 年大约发表了4500 篇论文,其中以中国政治作为研究内容的论文共38 篇,占比为0.8%。《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研究》均创刊于1968 年,至今也有50 多年的历史。截止到2018 年,前者大约发表了1240 篇论文,而后者则发表了大约1720 篇论文。中国政治研究的论文在《比较政治学》中出现了40 篇(占比为3.2%),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出现了43 篇(占比为2.5%)。二者加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的38 篇一共是121 篇论文,这些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论文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对象。

  

   二、古德诺之后:美国期刊中国政治研究的发展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引介了大量的海外中国政治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使得一部分人认为美国对中国政治的研究是在20 世纪下半叶才兴起的。事实上,在一百多年以前,美国的期刊已经开始刊载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成果。通过查阅1906 年创刊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过去一百多年的发表记录,关于中国政治的论文第一次出现是在1910 年。这篇论文的作者是王青纯。他是第一位在这本政治学的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清朝人(也是最后一位),也是第一位实现零的突破的中国人。资料显示,作为清朝人的王青纯在美国拿到了硕士学位,他以荣誉研究员的身份发表此文时的署名单位是伊利诺伊大学。这篇论文是《为什么中国人反对外国铁路贷款》。在清王朝的最后十几年,国外列强与中国本土士绅阶层围绕修筑铁路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清王朝的立场也变幻不定,引起了很多矛盾和纠纷。王青纯的这篇论文旨在向国际学术界揭示这些纠纷的根源和中国的立场。

   因为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的中国政治论文大部分是关于中国国内政治的,作者往往是国外学者。因此王青纯的论文尽管是第一篇,但是不算是具有很强代表性的论文。第一位在期刊上发表中国政治研究论文的外国学者是鼎鼎大名的弗兰克·古德诺。作为美国学术界的权威学者,古德诺在政治学、行政学、法学等多个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也因此成为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首任会长,后来还担任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古德诺为国人所熟知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袁世凯的法律顾问,帮助起草过中华民国新宪法。他于1914年、1915 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接连发表了两篇中国政治论文。第一篇是《中华民国的宪法》,第二篇是《中国的改革》。古德诺因为亲身参与了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恰逢早期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主要是以比较宪法研究为主,而且这篇论文直到今天还被学者引用,因此这篇论文可以被视为真正开启了美国主流政治学期刊中国政治研究的作品。

   本文把在古德诺之后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发展脉络分为三个阶段:1949 年以前、1949年到1979 年和1979 年以后。在1949 年以前,《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共发表了11 篇中国政治的论文。除了王青纯的论文,剩下的唯一一位中国作者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法学家钱端升教授。钱端升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在1942 年,钱端升教授以国立北京大学为署名单位发表了《中国的战时政府》一文,这篇论文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组织、功能和演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1949 年以前发表的其他论文也主要是以中国的宪法、政府和政治体制作为研究内容。这一阶段的中国政治研究有三个特点:第一,作者的研究以宏观议题为主。无论是中国学者钱端升的论文还是古德诺等人的论文,都无一例外地讨论了比较宏观而重大的问题。随着清王朝的倒台和民国的兴起,中国政治本身在20 世纪的早期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研究政府创设、制定宪法等宏观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往往具有深刻的现实政治价值。第二,作者普遍具有比较深入和广泛的在华工作和考察经历。王青纯和钱端升作为中国人,自然对中国内部的情况非常了解。这些美国学者之所以能够发表关于中国政治的论文往往是因为他们掌握很多一手资料。古德诺作为袁世凯的法律顾问,在中国考察的深度和广度自不必说。其他作者也不落下风。例如,前后共发表了3 篇论文的明尼苏达大学哈罗德·奎格雷教授曾经作为访问教授在清华大学工作了2 年。他在中国交游广泛,还曾经与很多高层人士包括孙中山有过接触。这些经历帮助外国学者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国政治的实际状况。第三,论文发表者大部分是资深教授。11 位作者中除了王青纯是荣誉研究员,其他10 位均是在美国和中国的大学担任教授。这些学者后来不仅培养了大量的年轻一代学者,部分学者也为美国政府部门提供了很多政策咨询建议,对政策制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倒向了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敌视政策,中美关系的性质变化开始影响美国学术界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这一阶段美国期刊中国政治研究的特点是:第一,这一阶段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论文发表数量开始下降。从1949 年到1979 年,《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共发表了8 篇中国政治论文,《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研究》因为创刊时间相对较晚只分别发表了3 篇和1 篇。这一时期应该说是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的低潮期。因为在这30 年中,三大政治学期刊只发表了12 篇关于中国政治的论文。而这一时期恰恰是比较政治学在美国蓬勃发展的时期。众多美国学者受到国家各种资金的支持开展对亚非拉国家的研究。例如,三大期刊中关于印度政治的研究论文达到了21 篇,几乎是中国政治研究论文的两倍。中国政治研究的论文减少并不意味着美国学界不关心中国,不然美国各界也不会开展“谁丢掉了中国”这样的大辩论,而是因为两个国家在1949 年以后的多数时间里处于敌对状态,外国学者难于进入中国开展调查研究。没有机会获得一手的研究资料,这一阶段的中国政治研究自然而然就陷入了低潮。第二,这一阶段的中国政治研究以分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和政策为主。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主题却相对比较集中,即向学术界介绍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主要方面。美国出于打赢冷战的需要,亟需了解中国新生政权的主要政策和发展方向,因此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学术上和政策上的好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也开始出现了中国怀疑论的苗头。一些文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充满了对中国的怀疑和疑惑。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美国对华比较敌视的态度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些论文的作者是前国民党人或者台湾地区培养出来的学者。比如,1957 年发表论文的候服五曾经担任过蒋介石“总统府”的行政秘书,后来他去了美国在威斯康辛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他对中国共产党做过非常细致的研究,其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简史》一书在美国影响力很大。1972 年发表论文的陈必照在台湾东海大学读完本科之后赴美留学,在美国执教期间曾经参加“台独”活动,后来回到台湾加入了民进党,还曾担任陈水扁当局的“国防部”副部长。这些人对大陆的研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充满偏见。

1979 年以后,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美两国在1979 年正式建交,更得益于中国40 年来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因为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全面交往的需要,美国学者能够在阔别中国几十年后再次来到中国开展调查研究。1979 年之后美国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研究内容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总体来看,1979 年之后的研究内容不仅多元而且向中观和微观层面转变。1949 年之前的研究主要以宏观问题为主,1949 年到1979 年间的研究选题也相对比较集中。而1979 年之后发表的论文很难找到一个集中的主题来概括。此外,除了个别研究讨论了中国的现代化和政权特征等宏观层面的问题,更多的研究是采取了中观层面的视角来研究中国政治的某些具体议题,如腐败问题、农村选举、政治参与,等等。第二,研究人员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对这一阶段发表的98 篇论文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我们发现第一作者的职称是教授的文章占比为20%,职称是副教授的文章占比为26%,而职称是助理教授(包含博士生)的文章占比为48%。这个数据表明1979 年之后在美国主流政治学期刊上发表中国政治论文的作者是新生代的年轻学者。这一趋势在过去10 年表现得更加明显。另外,我们发现合作发表的论文数量越来越多。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合作发表论文的情况属于凤毛麟角,而1979 年以来,有30 篇论文是以多人合作的形式发表出来的。这个现象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和《比较政治研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比较政治学》中并不是特别明显。最后一点值得说明的是论文作者来源地的多元化。美国大学仍然是最主要的作者来源地,但是欧洲、加拿大、中国香港和内地高校也开始贡献作者。中国学者和华裔美国学者的表现尤为抢眼。有20 多篇是华裔华人学者作为第一作者完成的论文。这些人主要居住在美国和中国香港。目前,中国内地只有清华大学的孟天广副教授在《比较政治研究》上以第一作者发表过论文。第三,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定量研究为代表的科学研究方法在2000 年之后成为主流,以描述性分析为主的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论文几乎不可能在主流政治学期刊上发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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