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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海红:“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的困境

更新时间:2019-08-04 23:20:29
作者: 霍海红  

   摘要:21世纪以来,“优先保护权利人”逐渐发展成为我国诉讼时效司法裁判甚至诉讼时效司法解释制定的指导理念,并可能甚至已经影响民事基本立法。虽然“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对于诉讼时效规则相对简陋和粗糙、部分诉讼时效规则对权利人不利、国人过于追求“欠债还钱”和信用缺失现象严重等现实状况,具有“回应”和“矫正”的功能,但其自身也有致命的缺陷:在理论上,其可能冲击诉讼时效根据、否定时效抗辩权;在制度上,其可能与相关时效规则和诉讼规则发生冲突;在实践上,其可能带来法律适用不统一、判决论证与说服“教条化”等风险。我们应当摒弃“优先”理念,树立“平衡”理念,注重在对诉讼时效规则的设计中实现权利人利益与义务人利益的精致平衡。

   关键词:诉讼时效;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规定》;《民法总则》;民法典

  

   引言

  

   21世纪以来,“优先保护权利人”逐步发展成为我国诉讼时效司法裁判甚至诉讼时效司法解释制定的指导理念,并可能甚至已经影响民事基本立法。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的官方说明和释义书,还是各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虽均不否认诉讼时效具有“督促权利人”之功能,但却都更强调在观念上和操作中作“优先保护权利人”的判断和选择。根据笔者有限的所见,本文所谓的“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至少有三个表现:第一,在不违背基本法理的基础上,对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应作“有利于权利人”的理解。第二,要防止诉讼时效制度成为义务人逃避债务的工具,防止违反依法依约履行义务的诚实信用原则。第三,要将“保护权利人”作为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取向、制度目标或立法目的。

   本文关注和反思“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第一,就理论而言,该理念可能颠覆人们对诉讼时效根据的基本认知。第二,就实践而言,该理念可能塑造诉讼时效司法实践的基本面貌和未来走向。第三,就立法而言,该理念可能甚至已经影响诉讼时效立法,毕竟《民法总则》已部分吸收《诉讼时效规定》的规则,而后者的不少条文都是该理念的直接产物。第四,就样本而言,该理念提供了一个如何看待“道德与法律”之关系的典型和一个考察中国法律之独特面貌的机会。

  

   一、“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的形成原因

  

   作为一种源于诉讼时效司法实践而又可能甚至已经影响诉讼时效立法的理论新动向,“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必须被认真对待和慎重回应。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步骤就是查找该理念的形成原因。

   (一)作为“补漏措施”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诉讼时效规则一直较为简陋和粗糙,无法满足实践的需求。年的《民法通则》仅有7个诉讼时效条文(第135—141条),198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意见》)虽对上述7个诉讼时效条文进行了细化和扩充,但也只扩充到13个条文(第165—177条),并且这13个条文只集中于最基本的问题,辐射范围相对有限。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由法律未规定或规定模糊而导致的疑难问题或法律漏洞难以避免,司法实践迫切需要“简单、有效”的指导理念。作为在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进行利益衡量的“一刀切”的标准,“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因其简单、直接的特质而常常较为有效(至少在个案中是如此)。例如,虽然现行法未对“撤诉后诉讼时效是否中断”作出明确的规定,且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也多有争议,但已经有法院直接以“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来论证“中断”方案:当事人起诉后又撤诉,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对此作有利于权利人的理解,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该表述甚至被其他案件的上诉人一字不差地“引用”。需求会产生规则,也会产生理念,如果尚不存在规则,那么就需要用理念去填补。

   (二)作为“矫正工具”

   在不少实务界人士看来,部分诉讼时效规则对权利人极为不利,甚至常常成为义务人逃避债务或责任的工具。基于此种认知,在诉讼时效规则修改前,司法实践难免产生对临时性矫正措施的期待。作为诉讼时效适用的政策性指导的“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就常常被视为矫正问题规则、实现实质正义的必要工具。这一点在很多判决书的相关表述中可见端倪:我国诉讼时效期间相对较短,对权利人保护不利,相对于对权利的限制,对权利意识的培养、权利的保护和诚实信用原则的维护应居于基础性地位,在不违背基本法理的前提下,如果既可作有利于权利人的解释,也可作有利于义务人的解释,那么应作出有利于权利人的解释。可以说,诉讼时效期间过短的问题支持和强化了相关时效规则对权利人进行“特别保护”或“提供优惠”的必要性。如果相关时效规则无法解决诉讼时效期间过短的问题,那么,“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便会“挺身而出”并“大显身手”。

   (三)体现“朴素道德”

   国人的朴素道德情感和国内的不良信用状况为“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在民法学者看来,诉讼时效本就是“从道德上看最弱的抗辩理由”,在中国法语境下,诉讼时效的道德性问题则更为突出和特殊。一方面,诉讼时效挑战了“欠债还钱”在国人心中的至尊地位,天然地容易遭遇人们(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官)的心理抵制。某判决书的表述就很有代表性:“此案虽然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因此而丧失了胜诉权,但并不影响原被告双方通过其它合法途径来解决此笔债权债务纠纷。本院也奉劝被告:做人以诚信为本,欠债还钱理所应当,虽然你在本次诉讼中以超过诉讼时效赢得了抗辩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笔债务就此消失,该还的钱还是要还的,恶意赖账可能会产生不良后果。”另一方面,诉讼时效制度的部分规定欠缺合理性,甚至客观上成为恶意债务人的“保护伞”,这使得同情权利人成为许多人的“下意识”。证据之一是,虽然诉讼时效为“督促权利人”而设,但判决书强调更多的反而是“防范义务人”:诉讼时效并非鼓励债务人想方设法地拖延义务的履行,也非鼓励义务人不劳而获;诉讼时效不能成为义务人随意否定权利和违反诚信原则的理由;不能任意扩大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范围而使其成为逃债的工具;等等。如果要防范义务人,坚持适用“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似乎是最简单易行的办法。

   (四)体现“实用道德主义”之结果

   黄宗智教授曾提出“中国法律‘道德、权利与实用’并用”的论断,该结论主要源于对我国民事调解、离婚、赡养、侵权、刑讯逼供、刑事和解等制度或实践的分析和概括。事实上,我国诉讼时效制度也是如此。“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的出现和盛行证明,我国法律在承认诉讼时效有“督促”和“制裁”权利人的效果的同时,坚持对“欠债还钱”的朴素道德观念的“兼顾”,甚至“优先”追求这种道德观念。也许有人会指出,《民法通则》以来的诉讼时效制度常常对权利人不利,它不仅背离了“欠债还钱”的观念,还意外地成为恶意债务人的逃债工具。其实,这种状况并非由诉讼时效制度对“欠债还钱”观念的刻意背离所导致,而是由诉讼时效制度应服务于法律秩序和宏观经济目标这一优先考量所导致,在这种考量下,对“保护权利人”的考量被暂时压制了。然而,一旦宏观经济因素和法律秩序的影响相对弱化,对权利人不利就变得“忍无可忍”,“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便自然地出现,以实现对权利话语与传统道德理想的兼顾。

  

   二、“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的理论悖论

  

   作为一个基于实践需求并产生于实务界的法律理念,“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是追求“实用主义”的结果,而非追求理论上的“逻辑自洽”的结果。指出“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的理论悖论并非吹毛求疵或者小题大做,因为该理念实在非同小可:由于我国民事基本法中时效规则缺失严重,而《诉讼时效规定》等司法解释的作用又举足轻重,因此,在“实践先试”和“司法解释先行”的立法思路的指导下,一种流行的实务理念对理论和立法的影响不可避免。

   (一)冲击诉讼时效根据

   作为限制权利行使时间的制度,诉讼时效是对懒惰的制裁,“不保护”权利人的权利行使是正常效果。以督促和限制权利人为目标的诉讼时效制度,竟发展出一个“优先保护权利人”的指导理念,这很难说不是一个悖论。

   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关于诉讼时效根据(存在理由),“保护义务人”都被格外强调,甚至被唯一强调。这种“保护”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避免义务人因时日久远而举证困难,并最终遭受不利益;第二,时日久远会使义务人形成“权利人不再行使权利”的信赖,法律应保护这种信赖。为保护义务人的利益或信赖而限制权利人的权利行使,促进了法律秩序的稳定,产生了超越私人范畴的公益影响。过度强调“优先保护权利人”,甚至将之上升到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和价值理念的高度,会使诉讼时效根据在内部产生混乱,毕竟,“优先保护权利人”与“保护义务人”和“督促权利人”难以被同时追求。

   在《民法通则》制定时期,理论界普遍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加速社会主义企业资金周转、巩固经济核算制、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等方面阐述诉讼时效根据。立法者也将诉讼时效的意义界定为:有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有利于促使权利人早日行使权利,有利于法院核查证据。总之,对于诉讼时效的正当性,我国一直强调从法律秩序、公共利益、宏观经济等角度来进行论证,而鲜少从权利人和义务人之间的私人博弈和利益平衡的视角来进行论证。随着法官依职权援用时效被彻底抛弃,诉讼时效制度对秩序、宏观经济等目标的强调也相对弱化,“督促权利人—保护公益”的二元结构逐渐失衡,从义务人角度来论证诉讼时效根据,建立“督促权利人—保护义务人”的新二元结构变得迫在眉睫。过度和机械性地强调“优先保护权利人”,不仅会加剧旧结构的失衡,还会阻碍新结构的建立。

   (二)否定时效抗辩权

   作为“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的表征,部分民事判决书的表述有否定“时效抗辩行为”之意,从而导致“不当”时效抗辩被“扩大化”。判决书常有如下表述:义务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是为减轻或规避义务,相对于对权利的限制,对权利意识的培养、权利的保护和诚信原则的维护应居于基础地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既要坚持诚实信用原则,不能让诉讼时效沦为债务人故意逃债的合法工具,也要坚持适度审查原则,不能让诉讼时效形同虚设;不能使为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而进行的限制最终成为纵容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甚至是恶意逃债的工具;等等。虽然恶意逃债的义务人的确存在,但不可笼统地否定义务人提出时效抗辩的行为。义务人提出时效抗辩的目的当然是想不清偿债务,但这正是诉讼时效允许和鼓励的,诉讼时效正是要利用人的自利本性来实现公益目标。

   义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只在极特殊的情形下才可被直接否定,且否定的方式是引入诚实信用原则。从比较法上看,诚实信用原则已成为对援用时效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利器”。在德国,如果义务人曾给人造成一种“不准备行使时效抗辩权”的印象,或者故意或非故意地阻碍权利人及时提起诉讼,那么,义务人援用时效的行为将不被允许;如果加害人通过其

行为(如暗示很快会支付损害赔偿)诱使受害人未在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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