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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林安梧与曾繁田谈话录

更新时间:2019-07-20 11:52:38
作者: 林安梧 (进入专栏)  

  

  

笔者有幸在山东大学旁听林安梧先生讲学,听讲过程中即非常期望向林先生求教一些问题以促成访谈,而林先生爽快地答应了。采访当天,我与司机到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接林先生来到编辑部参观指导,从早上一直谈到中午,林先生的讲解醍醐灌顶,闻之畅快淋漓。过后整理录音过程中,一个明显的感受是,林先生之思想,着实有一个“论”在那里。这个“论”融通了儒释道等思想源流,形成一个总体之观念,非常有见地,并且非常有意味。

  

   受访者:林安梧

   采访者:曾繁田

  

   曾:林先生讲,人的精神安顿依赖于三个脉络:天地、先祖、君师。请您分别谈一谈,此三者如何安顿我们的心灵?

   林:一般来讲会谈到荀子讲“礼有三本”,所谓“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这也就是天地亲君师,其中天地是自然的脉络,或者叫自然的共同体;先祖是血缘的脉络,或者叫血缘的共同体;君跟师呢,就是政治社会人文的共同体,君代表社会政治,师代表人文化成。在我们华人的思考中,人离不开这三个共同体,所以我们的精神安顿也就放在这里,自然共同体、血缘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对应着天道、家庭、道统。

   我们心里必须存着这些共同体,而不能违背它们,这样我们就会觉察到自己跟这些共同体有着密切的关系,人跟天地的关系、人跟祖先的关系、跟君和师的关系,这些都很重要。这里面,师讲的是圣贤、前辈,君讲的是在一个群体里面管理事务、发号施令的人,荀子说:“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

   在儒家看来,人的生命的安顿处,它是很多元的,织成一个非常宽广的脉络。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表述方式,但是终归离不开“天地亲君师”。或者说,离不开孟子所讲的“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天道、人伦、社会、文化都在其中了。我认为儒家一定要把握住这几个共同体。

   现在有人主张“君”这个字要有所改变,这当然有我们所同情的理由,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君,其实就是人们一起合作的时候,应当尊重群体中的领导者。相应地,领导者也要尊重群体中的每个成员。君,不必理解成君主专制的那个君。因为我们看君这个字,它从尹、从口,尹就是管理事务,口就是发号施令,君原来的意思也就是这样而已。

  

   林安梧先生接受访谈

   儒家讲精神安顿基本上是很实在的,但它也不是只有此生此世。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儒家应该讲是“视死如生”,它不是只有此岸世界,它是通生死幽明于此岸,但并不是只有此岸,因为我们的生命有过去、现在、未来。现在很多讲儒家的把它讲得太窄了,好像儒家只有此岸没有彼岸,实际上它是通此岸彼岸于此岸。儒家也有三世啊,但是它的三世并不像佛教讲的三世因果。儒家的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是放在一个群体的脉络里面,天地的脉络、血缘的脉络、文化的脉络。所以我们华人会这样讲:我是林姓人家,我是福建漳州的林姓人家。就是要关联到地域。我们的思考一直是这样,接地气,但是又通天道。

   曾:道家讲“名以定形”和“言以成物”,似乎主体的言说决定了万物的存在。请林先生就此谈一谈“语言”与“存在”的关联。

   林:道家如果顺着王弼讲下来,就会讲到“名以定形”“文以成物”。人类用语言去论定这个世界,可能会产生什么效应、后果乃至流弊,道家在这方面的反省是最深的。因为人不可能不使用话语,不可能不使用文字,不可能不使用某种表达去言说这个世界。唯有经过语言符号去说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才能成其为一个世界,但是在说的过程中,当我们说定了对象,那就开始成为一个问题了。这时候该怎么办?《道德经》就讲:“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道就根源说,德就本性说,物呢,就是经过话语去说了,就要使用语言、文字、符号等。“物形之”这个形,就具体落实了,这个“物”不只是一个对象物,而是器物、结构、制度等都包括,这样汇总起来最终形成一个势。

  

   林安梧先生畅谈“存有三态论”

   如果“物”往“势”走,就要出问题,所以要回到“道”跟“德”,回到根源和本性,“尊道而贵德”。老子认为任何事物一定要回到根源、回到本性才不会出问题,所以《道德经》讲“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又讲“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冲气以为和”。这是在告诉我们,人通过语言而论定存在,但是这个论定的存在,是人们所论所说的存在,它是存在的对象物,而不是存在本身。所以面对这样的存在,一定要有另外一种心境,就是我们要认识到,人的话语是可以解开的,当话语解开了,存在才能够彰显它自己。所以譬如读书,我们说:读书要读入字里行间,而不要死在字上。我们不能执着在语言上,要思考言背后的意是什么,所以庄子主张得意忘言、得意忘象、得鱼忘筌。不能执着在言,而要真正进入意,而意又要上溯到道的层面去体会。道家在这方面反省很深,提示不要在话语、文字上争执,而必须回到存在去面对。

   曾:林先生曾经加以比较:中国哲学主张“象在形先”,西方哲学强调“形在象先”。请先生展开讲一讲“形”与“象”的关系。

   林:这就牵涉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字是图象性文字,图象是最接近存在本身的,而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形之为形,它是由话语去论定才成立的,所谓“名以定形”。一个名在未定形以前,它实际是一个象,而象如果没有经过名来论定,它就还没有确定。中国哲学基本上主张“象在形先”,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很清楚,当一个文字、一个图象出现在那里,它就是一个形象,它表意一个象,而它的形我们基本上可以忽略。这是汉字的特点,我们基本上不执着于这个形,而是知道这个形是在表达一个象。所以特别重要的就是,如果象在形之先,象就不被形所拘,而如果象在形之后,象就被形所拘了。也就是说,这个形,它是经由话语、文字去论定的一个对象化的形体,也就是具体化的形体、形器。而象呢,它当然也可以连在这个形体、形器上,成为体象、器象,但是象之为象,它可以浮出来,浮出来就不为形所限制了。这是华夏文明很独特的地方。西方起初也有一些图象文字,譬如埃及的古文字,但是到后来都废弃了,变成一种拼音文字。因为图象性文字没有办法表达比较高超的、抽象的、普遍的概念。之所以会这样,就牵扯到象在形先、形在象先的区别,象在形先,象不被形拘束,形在象先,象就被形拘束了。

   譬如西方的风景画,它讲究定点透视,要合乎比例,而中国的山水画是多点透视,所以在写生上就很不一样。西洋画家是固定在一个地方按照比例画,端视这个世界把它画出来。而中国画山水画的这些先生,他们是出去游玩,在各处做记录,然后回来重组为一个象。他们画的时候讲究写意,因意而把象彰显出来,基本上是象在形先,意又在象先,而最重要的仍然是道。所以我一直讲,“道、意、象、形、言”,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说中国的图象性文字,它最接近存在本身,所以它的语义表达方式,就跟拼音文字很不一样。拼音文字严格来说并没有文字,它通过符号去记录语音而构成文字,文字连着语言,在语言之下。而我们的文字独立于语言,它跟语言有密切关系,但是它在语言之上。譬如说某人的名字用普通话怎么念,用方言念就很不一样,所谓方言其实就是古汉语。比如念我的名字,用广东话、闽南话、客家话、普通话来念,那差得很远。所以中国的文字跟语言是“一统而多元”的关系,汉字的特点在于表象其意义,非常独特。文字表象意义,它就很接近存在。中华民族重视的是生命情志之感通融合,就是说我们的表意系统有一种生息互动在那里。

   西方的语音中心就不同了。语音中心的话语系统,跟图象中心的表意系统,那就很不一样。图象是回到存在本身嘛,而语音就很重视逻辑、语法、结构。所以西方有非常严格的文法,而中国重视的是章法,因为汉字最贴近存在。一篇文章、一首诗作,我们整个获取意义的方法,都跟西方获取意义的方法不同。所以我经常说,要理解中国古代经典,要读古诗文,就一定要感其意味、体其意蕴,然后才能明其意义。觉知到了意味,进一步体会意蕴,最终才能够明了意义。如果把古文当外文,用文法分析,那分析来分析去,它就死掉了。这一点,我想对于语文的教学也很重要,希望能引起重视。

   象在形先、形在象先,这个区别非常重要。譬如中国山水画,它不是定点透视,不符合物理比例。一幅画里面,山上面那个亭子,显然太大了嘛,亭子里面的人,头几乎顶到梁上了。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它是多点透视,画家走到景象里面去了,透视点是动的。这对我们来说很容易理解,感到很自然,一看就懂。洋人就觉得很奇怪,你跟他说,走入画中去观画,他不能理解。但是你对任何一个中国人说,走入画中去观画,他依稀仿佛就懂。这就是中西文明很不一样的地方。应该怎样去体会中国文化,这很重要,要不然就领会不了,就会拿西方的框架来“格”中国的传统。我把这叫“逆格义”,刘笑敢先生称之为“反向格义”。我常这样比喻,如果以用叉子的方式来用筷子,那筷子当然是非常糟糕的叉子。可是筷子是筷子啊,它有筷子的使法。

   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不同文明的原型应该拿出来进行对话,这当中就包括“象在形先”还是“形在象先”。譬如说,基本上中国画都是写意画,写实也是写意。你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那是写实,但它最重要的还是写意,意境如果没出来,那就不算上品。西方画基本上是写实,就连抽象画也是写实,抽象画所写的实不是现实经验之实,而是写一个抽象之实。中国画非常重视留白,那里面有一种生命的律动。西方画尤其是油画,它要填满,在这个空间里通过色块等来彰显它后面的本质和意义。而中国画是要彰显生命的律动。这很有意思。所以,如果用我的说法,西方重在“话语的论定”,而中国重在“气的感通”。“气”是一种生命的流动。

  

   林安梧先生在第四届尼山论坛上致辞

   曾:林先生刚才谈到“话语”和“气”的区别,请先生详细说一说。

   林:“气的感通”是在“话语之前”的,它是无言的。西方追一个东西追到最后就是Logos,逻各斯。 中国呢,是“道”。“道”跟Logos也接近,但道是回到存在本身,Logos则是一切话语之源。对他们来说,话语之源也就是存在之源。对我而言不是这样,比话语之源更高的是存在之源,而存在之源是不可说的,把不可说作为一切可说之源,道隐于无言。这个世界是如何造就的?是由气的感通运化而造就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默运造化,而人默契道妙。所以在“言”之上有个“默”,默的传统就是气之感通的传统。而在西方不是,到最高处是一个话语的发言者。所以《旧约·创世记》一打开,“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说”是一个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一说就分出来白昼与黑夜,而中国的默运造化就很不同,“一阴一阳之谓道”,宇宙万有皆从气的运化中来,禀天地阴阳之气而生。

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没有一个绝对的人格神来造就这个世界,而认为这个世界是由“恍兮惚兮”的道所生。这个道,用老子的话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而西方是一个话语的论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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