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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宜财 李俊杰:新时代民族地区精准脱贫全面振兴策略研究

更新时间:2019-06-29 12:21:55
作者: 吴宜财   李俊杰  

   内容提要:民族地区是我国如期实现精准脱贫、全面小康进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最大短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历史方位下,加快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既具备许多有利条件,又面临不少严峻挑战,必须立足民族特点和地区实际,按照“当前保稳定脱贫,长远促全面振兴”的思路,实施扬长补短组合策略:坚持政策倾斜与发展自强并重,扬区域自治之长,补内生动力之短;坚持政府主导与群众主动并重,扬组织引领之长,补主体作为之短;坚持完善设施与培植产业并重,扬绿色生态之长,补特色发展之短;坚持保障健康与提升素质并重,扬民生兜底之长,补智力能力之短;坚持依法治理与维护团结并重,扬民族文化之长,补现代文明之短。

   关 键 词:新时代  民族地区  精准脱贫  全面振兴  扬长补短  the new era  ethnic regions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all-round prosperity  fostering strengths and avoiding weakness

  

   民族地区由于特殊的自然、历史、文化等原因,存在贫困范围广、程度深、类型多样和致贫原因复杂、脱贫任务重、减贫速度慢、扶贫成本高、返贫风险大等困难,是我国全面小康的最大短板,直接关系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顺利实现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发展。

  

   一、民族地区决胜精准脱贫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有利条件

  

   扶贫脱贫既是国家战略,更是民生工程,具有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群众基础。特别是当前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民族地区精准脱贫面临许多优势和机遇。

   第一,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我国一贯重视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先后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为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于2013年11月实施以“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为内核的精准扶贫战略,为民族地区全面脱贫奔小康指明了方向和路径。2017年6月,党和国家将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简称“三区三州”),纳入深度贫困地区重点支持,将新增脱贫攻坚资金、项目、举措主要用于深度贫困地区,为民族地区啃下脱贫“硬骨头”提供了坚强保证。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等七大发展战略,特别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将为民族地区跨越发展提供更多机遇。

   第二,民族群众团结奋斗。各民族地区把工作重心向精准扶贫聚焦,在政策制定、资源配置等方面向贫困地区、群众倾斜,加大政府投入,注重综合施策,极大缓解了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取得了显著减贫成效。国家民委数据显示,“十二五”前4年,民族八省区贫困人口减少1712万,减贫率达43.7%。中央民族大学发布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进展报告(2017)》显示,2016年民族八省区共有402万人脱贫,占全国脱贫人口的33%,贫困发生率下降到9.4%。西藏自治区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过去五年,西藏贫困人口减少53万,贫困发生率由32.33%降至12.4%。各族群众对与全国同步小康愿望强烈,对精准扶贫脱贫衷心拥护,大多数拥有“宁可拼命刨,绝不等靠要”的志气和“国家重视,各方支持,自己努力过上好日子”的信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民族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良好条件。

   第三,社会各界鼎力帮扶。各级组织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扶贫,机关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军队、志愿者和爱心人士等多方力量被充分调动,凝聚起脱贫攻坚强大合力。党政机关定点帮扶,320个中央、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全覆盖定点帮扶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军队和武警部队与963个县、547个乡镇、2856个贫困村结对帮扶,各省、市、县均安排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全覆盖定点帮扶,为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提供了坚强外力支持。东西部加强扶贫协作,在坚持对口支援西藏、新疆及四省藏区的同时,中央安排对民族自治州和西部贫困程度深的市州全覆盖结对帮扶,通过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支援、资金支持等形式,开展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将有力加快民族地区与全国同步小康进程。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一些民营企业、社会组织、慈善机构、有志之士等发挥优势,开展投资办厂、技能培训、捐资助学、支医支教、慈善公益和志愿服务等各类扶贫行动,为民族地区和当地群众提供了强大财力与智力支撑。

  

   二、当前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脱贫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经过多年、多方扶贫,民族地区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民族群众生产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改善,但因为扶贫脱贫的因素复杂性、工作艰巨性,当前还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政策“一刀切”,没有充分考虑民族特点和地区特性。与其他贫困地区、贫困人群相比,民族地区扶贫脱贫难度更大、情况更特殊、成本更高昂,具有突出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性,应采取超常规、更精准的措施。但一些民族地区现行扶贫政策针对性不强,多为“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适性政策,制定共性措施多,关注特性问题少,没有充分考虑本地区、本民族实际情况和群众需求,在扶贫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往往忽视民族地区、民族群众的特殊性,没有因地因族制宜,存在“一刀切”现象,导致一些好的政策难以落地或者效果不优。

   第二,主体“站错位”,没有正确对待外力帮扶和自我发展。一些民族地区的干部、群众没有摆正扶贫主体和脱贫主体的位置,没有将借助外力与激发内力有机结合,既有群众参与不够、主体作用发挥不足问题,也有政府大包大揽、代群众做主问题。一方面,民族地区贫困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发展能力较弱,主动参与积极性不高。部分贫困户受“救济式”扶贫思维影响,有“等、靠、要”思想,脱贫内生动力差;一些贫困户文化低、无技术、缺资金,没有能力和好的门路,脱贫信心和干劲不足。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没有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发挥贫困群众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不够。部分干部简单给钱给物,在帮助贫困户转变思想、发展产业等方面出力不够;一些干部没有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在脱贫路径、帮扶措施等方面,存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现象,致使贫困群众对扶贫措施不认可、对基层干部不信任。

   第三,措施“短平快”,没有有效统筹短期脱贫和长远致富。一些民族地区扶贫脱贫没有坚持长短结合,热衷采取立竿见影的扶贫举措,在提高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方面着力不多,对产业、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的长效措施缺乏研究,存在短期能脱贫、中期稳不住、长期难致富问题。一些民族地区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干部政绩观出现偏差,过度追求脱贫进度而忽视扶贫质量,扶贫脱贫目标好高骛远,极少数地方甚至以非正常化手段搞“假脱贫”“数字脱贫”,造成脱贫时间整体提前,不但使扶贫成绩退步,还加剧了返贫风险。

   第四,机制“中梗阻”,没有真正实现力量集聚和资源整合。一些民族地区扶贫机制不健全,上下联动、左右协同不够,没有发挥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一些民族地区集聚扶贫合力不够,部分行业、单位、组织缺乏大局观念,统筹协调机制不完善,信息共享渠道不畅通,扶贫力量分散、各自为政,一些工作既有交叉重复又有空白盲区,影响了扶贫脱贫整体质效。一些民族地区扶贫资源整合效力不高,项目投向不准、资金投入分散,多个部门管理但缺乏有机协调、跟踪问效,多个单位搞项目建设又都规模小、资金少,出现多方争利、多龙治水和撒“胡椒面”、跑冒滴漏等现象,导致部分贫困村没有足够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项目开发,甚至出现一些“半拉子”工程,发挥不出项目整体效益,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

   第五,模式“大一统”,没有注重实行差异竞争和特色发展。一些民族地区对自身特色和优势不清,缺乏差异化竞争理念,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等方面存在同质化问题,给贫困村持续发展和贫困户稳定脱贫带来了消极影响。产业发展“千篇一律”,由于民族地区的资源禀赋、宗教文化等较为相同,可供选择的扶贫产业、开发项目十分有限,再加上部分扶贫干部不尊重市场规律盲目“拍板”以及不同区域政府之间因利益竞争而各自为政,导致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模式雷同、结构类似,要么一哄而上发展种养殖业,要么一窝蜂搞乡村旅游,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产品过剩引起价格剧跌、模式相同导致恶性竞争的情况,存在较大市场风险。乡村建设“千村一样”,融入民族特色和传统文化不够,部分地方对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寨)建设重视不够、推进不力,一些民族地区在易地搬迁和乡村建设中过度考虑整体协调性、忽视个性差异化,存在千村一面、千户一面和求洋求阔、过度改造甚至破坏民族文化资源等问题。

   第六,效益“向钱看”,没有协调推进经济建设和全面发展。一些民族地区对全面小康内涵理解不准,没有站在本地全面发展和群众共同致富的高度看待扶贫脱贫,片面认为扶贫就是扶持贫困村发展经济、帮助贫困户提高收入,简单以经济效益衡量扶贫成效,考核评价单一关注经济指标,没有把文明和谐、民主法治、生态环保、文化传承等一同纳入扶贫脱贫考评体系,没有实现扶贫脱贫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综合效益最大化。一些民族地区干部扶贫观念狭隘、方式粗放,只重视物质扶贫、经济脱贫,没有将扶贫与扶志、扶智、扶爱有机结合,对贫困户只关注物质需要不关心精神需求,只聚焦收入增加不进行思想引导,没有给予贫困群众应有的尊严和体面,让一些贫困群众生活在“低人一等”和“被施舍”的自卑和阴影中,减弱了脱贫动力和信心。

  

   三、新时代民族地区精准脱贫全面振兴的扬长补短策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现在到2020年已不足三年时间,民族地区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并开启全面振兴新征程,应实行扬长补短组合策略,确保如期实现高质量脱贫、建成高水平小康。

   (一)坚持政策倾斜与发展自强并重,扬区域自治之长,补内生动力之短

   第一,优化政策设计加强差别化扶持。兼顾民族地区贫困特殊性和群众需求异质性,实行“基本普惠+民族特惠”政策模式,在落实普惠性政策基础上,结合民族地区的特殊困难,制定倾斜幅度更大、含金量更高的特惠性政策,从基础设施、产业项目、民生事业、生态环保、文化传承等方面加大差异化扶持力度,充分释放民族地区政策动力。同时,坚持应急谋远,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战略布局,对民族地区发展方向、路径举措等重大问题深入研究、系统谋划,对涉及民族地区的支持政策全面梳理、整体优化,提高政策执行效力和协同效应。

第二,健全体制机制深化供给侧改革。坚持整合资源和提高效益两手抓,加强民族地区扶贫供给侧改革,健全精准识别和信息共享、资金投入和管理、金融服务和保险保障、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干部驻村帮扶和片区协作、贫困群众和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激励约束和脱贫考评退出等机制,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调、内外结合好局面。同时,坚持量力而行、效益优先,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各负其责、各计其功”原则,统筹整合、精准安排各行业、各层级、各渠道的涉农涉林等资金、项目,加强对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和扶贫脱贫成效的绩效评估和跟踪监管,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均衡、减贫进度与脱贫质量协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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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贵州民族研究》(贵阳)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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