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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解读九一八前后的蒋介石张学良电报

更新时间:2019-06-07 17:07:04
作者: 伍国 (进入专栏)  

  

   1931年8月24日,张学良经在上海任市长的蒋介石密友幕僚张群转给正在南昌的蒋介石一封电报。这封电报首先是以张群的口吻向蒋介石致书,固谓“顷接汉卿电,称近来对日外交情形紧迫,彼国朝野上下公然密谋侵占我东北(彼方谓为满蒙),势甚积极,不可终日。”接下来直接照抄张学良的原文:

  

   弟曾尽力设法以谋疏解,终鲜效果,所有一切经维寅兄电达左右,荷蒙鉴誉,转呈总座,至深佩感。近数日来,情况益紧,……日人方面属有意动作,现已揭开面目,必将另造事端以为借口。似此情形,恐非退避所能了事。弟为此事,日夜焦虑,我兄卓识尽筹,对日外交研究有素,当此危急之时,我方应用何法以为应付,尚祈详赐指示并请密陈总座决定方策。……总座明烛,几先对此必有良谋,亟望与外交方面负责人员切实商讨,指示遵行,不胜企祷。

  

   张学良承认自己已经“严令各地方官民特别注意避免冲突”,但日人的“有意动作现已解开面目。”接下来,在张群面前以“弟”自称的张学良又说了一句话,“弟意以为对日各种悬案应立即与之开诚谈判”。

  

   这里有几层意思:1,张学良此时已经看清了日本的侵略图谋故但一筹莫展,因而紧急致电张群,且钦佩张群“对日外交研究有素”;2,张学良对日本挑衅的应对是把自身放在国家“对日外交”的框架内考虑的,故而需要向中央请示;3,张学良确实感到一味退让不是办法,但他主张的是“开诚谈判”,并不是兵戎相见;4,张学良也执行了“严令各地方官民特别注意避免冲突”的政策;5,这封电报同时说明,最迟至8月24日,张学良并没有从蒋介石处获得关于如何应对日军异动的具体指示,所以才需要仔细说明情况并敦促蒋介石和张群拿出办法。(附注:电文的最后一个词是回到张群口吻称“谨转陈”,然后是张群的落款“群叩敬”)由于张学良和顾维钧的密切关系—二者在1931年7月专门就东北局势面谈--有理由认为张学良对中日紧张局势的判断,对中日展开高层外交的呼吁,乃至后来对国际联盟的信赖,都有顾维钧的影响。(见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86页)

  

   张学良在1931年9月8日给蒋介石的齐申电中是这样说的:

  

   日人于朝鲜暴动案发生后,百计寻事,特饬文武地方官竭力避免。近为中村失踪之事,由驻沈总领事严重交涉,语多挟制,东京方面陆军人员尤为激昂,显有借端侵略状态。我方已派人前往肇事地点详查,良不能亲自回辽,万分焦急。……内忧外患,应付殊难,仅密奉闻,敬乞指示。

  

   事实上,这两封电报证明了张学良虽然已经进一步洞穿了日本人“借端侵略”的野心,但仍然看不出张学良有明显的请战的语气,他再次重申自己对东北抗日情绪的抑制,而对解决的请示没有超出外交范畴,只是请求中央采取更为积极和有效的外交手段。在十天后的九一八当晚张学良从北平发给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的电报中,张仍强调要“尊重国联和平宗旨。”徐中约指出,“出于某种不得而知的原因,他(蒋介石)并没有寻求与东京直接谈判。南京政府的这种政策经常被简单化地称作不抵抗政策,但实际上它是一种『不抵抗、不妥协和不直接谈判』的混合。这样一种消极的方法是很难达到积极的结果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548页)把这段批评和张学良的8月24日电报对照,显而易见,张学良作为当事人提出的“开诚谈判”,即徐中约作为史学家提出的“直接谈判”,被蒋介石置若罔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于9月19日从北平发给蒋介石一封电报:

  

   提前、万急、限即刻到南昌转呈蒋主席钧鉴。密。顷接沈阳臧主席、荣参谋长皓卯电称,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应。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该厂至现时止,尚未损失。北大营迫击炮库被炸,迫击炮厂亦被占领,死伤守兵待查。城内外警察各分所,均被日兵射击。警士被驱逐出、无线电发报台亦被侵入。向日领迭次交涉,乃以军队之行动,外官不能直接制止等语相告,显系支吾。并云,由我军破坏南满路之桥梁而起,实属捏词。截至本日午前五时,尚未停止枪炮。以上等情,均经通知各国领事,伊等尚无表示。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靡烂。余容续电,并已转电南京政府,等情。旋又接沈阳无线电台公报,日军已于今晨六时三十分大队入城,将各机关占领。现各通讯电报电话一律不通,北宁路皇姑屯站已为日军占领,交通只通马三家孚。最后情况不明,谨先电闻,余容继陈。张学良,效密机科密。

  

   这封2016年年底解密的电报中,再次可见张学良一方面对日本行为极其愤概,一方面继续执行中央既定的消极方针。

  

   9月19日,蒋介石也有一通致张学良电,可以看作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的首次和正式回应。

  

   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皓戌

  

   按杨天石教授的引述和解释,戌指的是夜里约21点至22点之间。根据民国电报日期代码规则,19日兼用“皓”和“效”。这两封电报的收发都在同一天。从时间上看,张学良提到的事件最新进展是“(日军)今晨(19日)六时三十分大队入城”,这封效电应该在上午开会以后紧急发往南昌,而不太会拖到夜里十点以后,也谈不上拖延,说张学良没有及时报告应该是不公正的。但到了当天夜里蒋介石才发出皓电,而其中对事件的了解却来自上海而非直接来自北平张学良处,还要“据东京消息”,其“盼时刻电告”的语气像是根本没有看到过张学良关于详细“近情”的效电,这就有点让人费解了。在张学良致蒋介石电文的“转呈”过程中似乎出现了延误或其他问题。

  

   笔者在台北“国史馆档案文物查询系统”中并未见到收录此一已经出版的电文手迹(在线查询系统所收电报原文日期从9月18日跳到了9月20日,19日这天空白),也没有见到对张学良前述两封电报的正面答复,但查到一则9月21日的蒋介石致张学良电报,“弟刻回京。对外交事,须待面商。请兄即命驾来京面叙。何日命驾盼复。中正叩。”这应该是指九一八以后的对日交涉。

  

   按“国史馆档案文物查询系统”的收录情况,从1929年1月2日开始到1931年9月21日电报,蒋介石对外共发出电报3570封,其中直接发给张学良的只有24封。这24封中除了1929年7月24日电报明确指示张学良在中东路事件中对苏俄“须力避战端”以外,并无任何电报指令张学良如何应对日本,绝大多数电报都是关于内政问题,甚至包括请张学良保护从苏联回国的宋庆龄(1929年1月29日),和同年11月26日发出的“东北独立支持,中央负疚良多,已嘱宋子文汇奉一百万元。”总体看来,蒋介石对张学良发出的电报语气客气,尊重,但从对苏俄“须力避战端”来看,在外交问题上蒋介石早在1929年就是以权威口吻对张学良讲话的。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蒋介石在19日夜里获得了关于关东军进攻的情报后,他当夜对张学良的指令也仅仅限于辟谣和宣传,是加强舆论战而非进行任何军事应对,也不是寻求和东京直接谈判——这和张学良采取的向日本驻沈阳总领事进行低层级交涉,并通知各国领事基本一致。同在9月19日,南京政府向国联正式投诉日本,20日蒋致张电报则以“面商”带过。

  

   在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致烟台驻军刘珍年师长的电文中,指令就明确得多了:

  

   哿辰电悉。日军侵鲁,已提出国际联盟。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中(众)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之公理与国内之团结,须为有计划之举动。如果其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静镇谨守之。

  

   在这里,蒋介石和几天前对张学良一样要求低调反应,不刺激日本,并强调国际联盟的作用。而在同一天,国联对中国在9月19日提出的申诉做出决议:“通知中日两国,勿使事态扩大”和“与中日两国协商,两国立即撤兵”,并将决议通知并非会员国的美国。这似乎也使南京政府看到了一丝希望。

  

   如果不再纠结于“九一八当晚”,蒋介石是否下了“命令”这个问题,而是注意九一八前后的相关信函,电文,外交举动,则还是可以明确地看出,蒋介石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寄望于国联调解,因而“忍痛含恨,暂取逆来顺受态度”的政策取向。无论如何评价,蒋介石作为最高军事领导人在当时当地不鼓励,乃至不容许武力抵抗日本是不争的事实。

  

   与此同时,张学良也没有表现出非要抵抗的意图,而同样采取,或是接受了交由国联裁决的国策。在晚年接受日本NHK采访的时候,张学良说:“我认为战争不符合日本政府的利益,觉得日本政府一定会出手阻止关东军”,及其对唐德刚教授所说的“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其实说的是他对日本政府和军队关系的误判。上述的电报表明,张学良至迟在万宝山事件以后,对日本对华野心已经看得很清楚,而且感到焦虑。他没有看清的,只是日本国内政治情形。

  

   在日本国内,滨口雄幸首相在1930年被右翼份子刺杀。1931年3月和10月,日本青年军官又发动了两次未遂政变。在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看来,夺取满蒙是日本最终和美国摊牌的重要一步。美国学者AndrewGordon认为,虽然日本最高军政当局是否“批准”关东军的激进行动在日本国内也仍然争论不休,但滨口雄幸的继任者以及官僚派系“立宪政友会”虽然知道关东军将采取激进行动,但对其行动的后续反应却是微弱的。滨口雄幸的继任者,原外相币原喜重郎对华持相对温和态度,但屡屡受到军方攻击,后者意在挑战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继1922年华盛顿九国公约后对日本海军的制约。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的日本首相为若槻礼次郎。在咄咄逼人的军方面前,若槻礼次郎内阁处境极为困难,最终未能控制半独立的关东军发动的满洲事变,并于1931年12月倒台(MikisoHane,ModernJapan:AHistoricalSurvey,p.260)虽然若槻礼次郎的继任者犬养毅相对更同情关东军,却也在1932年5月被右翼极端份子刺杀而死。

  

以后视的眼光来看,“觉得日本政府一定会出手阻止关东军”显然是张学良的重大误判。事实上,关东军在事件后提交给日本政府的报告中,把双方摩擦的责任全部推到中方头上,强调自己是为了保护日本侨民安全而不得不先发制人(郑培凯,史景迁编,TheSearchforModernChinaADocumentaryCollection,p.280)。这也可以看作日本国内政府对事件持默许态度的一个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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