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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山:罗蒂的维特根斯坦研究及其反响

更新时间:2019-05-29 23:57:59
作者: 李国山  

   内容提要: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致力于将维特根斯坦解读为一名实用主义者。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他都保持着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兴趣,并不遗余力地试图将它同新老实用主义挂起钩来。他的学术见解既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又遭到许多非议与批评。受到批评最多的是,他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挑出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对他倡导的实用主义解读有利的论述的做法。那么,罗蒂的做法是否合适?他的解读是否有充分的根据呢?事实上,只要更为仔细地加以考察,我们就可以发现,罗蒂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解读尽管有其偏颇之处,却依然包含着富有价值的学术洞见。

   关 键 词:治疗主义解读  实用主义解读  经验命题  语法命题  therapist reading  pragmatist reading  empirical proposition  grammatical proposition

  

   罗蒂是将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典范。在所有分析哲学家中间,他对维特根斯坦情有独钟。他不仅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有持续的关注,而且有颇深的研究,并有多种著述发表。罗蒂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解读带着一个明显的倾向,那便是试图把它同美国实用主义嫁接起来。他的这项研究既引起了共鸣,也引来了批评。本文试图在梳理罗蒂的维特根斯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中所表达的观点做出评论。

   在早年的一篇题为《实用主义、范畴与语言》(1961年)的论文中,罗蒂便密切关注维特根斯坦哲学,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时,他还特意将维特根斯坦与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斯相比较,并列举出他们二人之间的五个“基本是一样的”相似点。其中第五点是:“(五)他们关于语言的洞见的相似性反映在两个人的思想口号——‘不要寻找意义,而要寻找用法’和‘一个概念的意义就是它对行动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的总和’——的相互支持中。”①罗蒂接着写道:“人们可以把(五)中提到的第一个口号看成是第二个的一个特殊情况,或者反过来也可以;究竟怎么看取决于——而且应该取决于——一个人在特定时刻进行研究时的具体目的。我所试图表明的只是,人们把实用主义和后期维特根斯坦以及受他影响的人的著作放得越近,二者就越发显得相得益彰。”②罗蒂的这篇论文或许是把维特根斯坦哲学同实用主义相比较的最早的文献之一。而其断言之大胆,恐无出其右者。

   在随后的学术生涯中,罗蒂一直试图从实用主义视角解读维特根斯坦哲学。并尤其强调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转向之后与实用主义的接近。在《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年)中,他甚至直接将后期维特根斯坦列入实用主义者的名单中:“我把塞拉斯对‘所予性’的批评和奎因对‘必然性’的批评解释成为摧毁‘知识论’可能性的关键性步骤。这两位哲学家共同持有的整体观和实用主义(这也是他们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共同信奉的),属于我本人希望加以拓广的那些分析哲学内的思想路线。我主张,这些思想路线在以某种方式被拓广之后,就会使我们把真理看作——用詹姆士的话来说——‘更益于我们去相信的某种东西’,而不是‘现实的准确再现’。或者用不那么具有挑激性的话来说,这些思想路线向我们证明,‘准确再现’观仅只是对那些成功地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想要完成的事务的信念所添加的无意识的和空洞的赞词而已。”③“我们在杜威、维特根斯坦、奎因、塞拉斯和戴维森思想中所看到的那种整体论的、反基本主义的、实用主义的知识和意义观。几乎同样地冒犯了许多哲学家,因为他们都放弃了对公度性的追求,因而是‘相对主义者’。……整体论的理论似乎认可每个人去构造自己的小整体(他自己的小范型、他自己的小实践、他自己的小语言游戏),然后再钻进去。”④

   在标志着他跟分析哲学决裂的这部巨著中,罗蒂更加明确地主张,在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他认为。后期维特根斯坦已从分析传统中脱身出来——同实用主义之间具有更为广泛的联系。此时,他不仅指出维特根斯坦同詹姆斯、杜威这样的早期实用主义者之间存在的亲缘关系,而且把他视作像奎因、塞拉斯和戴维森等这样的新实用主义者的同路人。他提到的后期维特根斯坦与新旧实用主义者之间的类似性包括:反表象主义、反基本主义、整体主义和相对主义等等。这种一般性的断言当然需要更细致、更严密的论证。

   在其生前撰写的最后一篇关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论文《维特根斯坦和语言学转向》(2006年)中,罗蒂依然明确坚持对维特根斯坦的实用主义解读,同时反对治疗主义解读。他发明了两个描述短语:“维特根斯坦主义的治疗主义者”(“Wittgensteinian therapists”)和“实用主义的维特根斯坦主义者”(“Pragmatic Wittgensteinians”)。前者“以《逻辑哲学论》结尾的那些段落和《哲学研究》89-133节为依据指出,切勿以为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关于语言或任何别的东西的论点或理论。在他们看来,他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治疗主义者”。⑤后者则“倾向于无视治疗主义者认为最重要的那些段落——亦即他关于哲学问题的根源以及弃绝哲学理论构建的必要性的格言警句。实用主义的维特根斯坦主义者们认为,他们的英雄的重要性在于他抛弃了《逻辑哲学论》中提出的那种关于语言和非语言的关系的坏理论,而以《哲学研究》中的更好的理论取而代之”。⑥

   作为一名坚定的实用主义者,罗蒂毫不掩饰自己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选择性接受,亦即吸取其中在他看来最有价值的部分,而撇开那些在他看来价值不大或者业已过时的内容。他认为,以维特根斯坦为典型代表的语言学转向的价值仅在于将人们的关注目光从经验和思想转向语言的使用上,而这一转向所主张的“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并没有太多实质的意义。他进一步将维特根斯坦哲学纳入一种历史主义的元哲学视野中:“从这种历史主义观点来看,维特根斯坦的重要性在于他帮我们从笛卡尔—洛克式的思想倾向中扭转出来。他帮助我们抵御住追问如下问题的诱惑:‘我们语言的哪些部分锁定了实在,哪些部分没有锁定实在?’从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看他的成就,他并没有表明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他要表明的是,形而上学探究只是空耗时光。”⑦

   在罗蒂看来,维特根斯坦主义的治疗主义者只注意到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的消极方面。亦即通过语言分析揭示形而上学命题的无意义性,而完全忽略了它的积极方面,亦即它在批判传统哲学的基础上所做的寻求更好的哲学探究方式的努力。而这后一个方面才是我们应当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吸取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实用主义者——或者,至少与我志同道合的实用主义者——会坚持认为,维特根斯坦后来对如何最好地谈论逻辑和语言改变了想法。”⑧罗蒂认为,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正面目标和实用主义不谋而合。现在要加以区分的不再是有意义的科学命题和无意义的哲学命题,而是好的科学或哲学理论与坏的科学或哲学理论。

   罗蒂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解读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著名维特根斯坦研究专家Hans-Johann Glock在“维特根斯坦对美国哲学的影响”一文中,对维特根斯坦和美国哲学的关系做了全面的分析和评述。其中一个主要话题就是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的关系。他首先承认,尽管维特根斯坦哲学与实用主义有巨大差异,但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宏观策略上的类似性:“抵制形而上学神话;诉诸人类实践克服哲学问题;强调实践的社会维度;倡导整体主义语言观。”⑨此外,他也赞同罗蒂对维特根斯坦与皮尔斯之间的相似性的论断:“皮尔斯在索引、标记和符号之间的符号学区分是同维特根斯坦的下述主张相一致的:记号通过其在惯常的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获得语言学意义。”⑩但是,他把罗蒂对维特根斯坦的解读列为他所称的五种非理性主义解释之一:“后现代解释:由罗蒂(1979年)肇始的一种立场,它主张,维特根斯坦同海德格尔和实用主义者一道开启了‘教化哲学’之路,在这种哲学中,关于真理和客观性的传统关切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维持对话进行的阐释学企图。在罗蒂看来,维特根斯坦支持杜威和奎因对如下观念的攻击:哲学乃是一门不同于经验科学的学科(1982年)。”(11)紧接着,他对罗蒂的这种解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非理性主义解释并不必然是非理性的。而后现代非理性主义则确实是后现代的:也就是说,它只是笑谈而已。维特根斯坦始终不渝地坚持将哲学问题和哲学研究同科学问题和科学研究区分开来,而暗示他热衷于将哲学消融于科学,实在是大谬不然。”(12)

   Glock的这篇文章是在罗蒂离世之后发表的,所以我们无法看到他的回应。我们知道,许多实用主义者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二元区分。那么,罗蒂为了拉近维特根斯坦与实用主义的关系而暗示他有意模糊哲学与科学的界限,是不是如Glock所说,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臆测呢?前期维特根斯坦将哲学视作高于或低于、而绝不是与科学并列的探究活动。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罗蒂一直强调的却是:维特根斯坦接近实用主义乃是他后期思想转变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倾向。那么,后期维特根斯坦是不是透露出了淡化哲学与科学之分的意思呢?他此时倡导的哲学不再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而是对语言用法的综观式考察,这种考察是否与科学研究有某种类似之处呢?在他看来,所谓的综观就表现为看出语言用法之间的联系。当然,这种通过观察语言实践看见联系的探究,肯定不同于科学家们关于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的研究:“说我们的考察不可能是科学考察,这是对的。……我们不可提出任何一种理论。我们的思考中不可有任何假设的东西。必须丢开一切解释而只用描述来取代之。这些描述从哲学问题得到光照,就是说,从哲学问题得到它们的目的。这些问题当然不是经验问题;解决它们的办法在于洞察我们语言是怎样工作的,而这种认识又是针对某种误解的冲动进行的。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靠增添新经验而是靠集合整理我们早已知道的东西。”(13)然而,能否退一步说,这两种研究之间仍具有某种可比性呢?首先,二者都借助于观察,尽管观察手段差别明显,但毕竟有相似之处。其次,二者最终都要通过考察发现某种次序、确立某种联系,尽管是不同类型的联系。后期维特根斯坦明确提出,我们的哲学研究旨在确立某种次序:“我们想在关于语言使用的知识中建立一种秩序:为了某种特定目的的秩序;许多可能秩序中的一种;而不是唯一的秩序。我们将为了这个目的不断突出我们的日常语言形式容易加以忽视的种种区别。”(14)这种关于哲学的正面目标的论述,让我们不禁联想起科学探讨对事物间的确定联系的追求。

   不过,维特根斯坦又在经验命题与语法命题之间做出了严格的区分:一者是事实性的,另一者是规范性的。它们在语言游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想象不出反过来是什么样子的’,在这里当然不是说:我的想象力达不到。我们用这些话防止自己把实际上是语法句子的东西因为其形式而误认作经验句子。……例如:‘每根棍子都有长度。’这大致是说:我们把某种东西(或这种东西)称为‘一根棍子的长度’——而不把任何东西称为‘球体的长度’。那我现在能想象‘每根棍子都有长度’了?我想象的就是一根棍子,如此而已。只不过,这幅图画和这个命题联系在一起所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于某幅图画和‘这张桌子和那张桌子长度相同’这个句子联系在一起时所扮演的角色。因为在这里我明白什么叫作形成一幅相反的图画(而且不必是想象的图画)。”(15)也就是说,“每根棍子都有长度”是语法命题,在语言游戏中起到规则的作用,而“这张桌子和那张桌子长度相同”则是经验命题,在语言游戏中描述一个可能的事态,不可将二者相混同。

然而,在其晚期著作《论确实性》中,维特根斯坦虽然依旧坚持这两类命题的区分,但他此时却指出,二者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中是可以相互融合与转换的。这似乎把二者之间的对立相对化了:“人们可以想象:某些具有经验命题形式的命题变得僵化并作为尚未僵化而是流动性的经验命题的渠道;而这种关系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因为流动性的命题变得僵化,而僵化的命题又变得具有流动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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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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