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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衍:杜金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哲学渊源

更新时间:2019-05-28 09:31:39
作者: 徐衍  

  

   亚历山大·杜金(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俄罗斯知名的地缘政治理论家,这一身份与事业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便开启了。彼时的杜金早就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政治阵营的显要人物:他先是在利莫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国家布尔什维克党担任要职,2000年以后,又作为“新欧亚主义”(Neo-Eurasianism)政治运动的旗手,继续活跃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自此,新欧亚主义几乎就成了亚历山大·杜金的代名词。其实,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并非全新的事物。它脱胎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欧亚主义”运动。该运动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其核心人物也是当时俄罗斯知识界的知名人士,有出身世袭公爵家庭的比较语言学学者特鲁别茨科伊(Николай Трубецкой),出身官宦家庭、拥有惊人语言天赋的跨学科天才萨维茨基(Пётр Савицкии?),出身文职将军和石油公司董事长家族的出版人苏夫钦斯基(Пётр Сувчинскии?)和出身敖德萨神职人员家庭、自幼接受宗教思想熏陶的弗罗洛夫斯基(Георгий Флоровский)等。[1]第一代的“欧亚主义”总体而言坚持的是俄罗斯民族身份的纯正性,亦即,俄罗斯民族主体是属于兼具欧洲和亚洲文化特性的跨文化民族,也就是“欧亚”的,而非隶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欧洲”的民族。因为自13世纪至15世纪,俄罗斯民族都一直是处于蒙古人的统领之下。第一代“欧亚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论断”是:应当用思想专治制度,即“公正之国”,来取代世界现存的民主制度。所谓的“公正之国”,是在古俄罗斯就形成的、倡导“国家从属于永恒性本原的思想”的概念。[2]而按照亚历山大·杜金在后苏联时期提出的“新欧亚主义”的理论解释[3],欧亚地区应该致力于重建并发挥其在地缘政治上的广泛影响力,而这又需要依靠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进步力量,重新发现其深厚的历史和传统价值观,借以抗衡由美国和北约主导的“大西洋”势力。[4]近年来,尤其是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映衬下,亚历山大·杜金的政治思想逐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杜金的思想和俄罗斯的现实政策结合得非常紧密。身为政治理论家的杜金甚至被称为是“普京的大脑”、克里姆林宫的“智囊”。[5]于是,欧美思想界对杜金的政治思想越发重视起来,他最重要的几部著作很快被翻译成德、英等主要西方语言。[6]

  

   虽说杜金被誉为俄罗斯政治和政策的幕后推手,但事实上,杜金的“政治哲学家”的身份还并未得到应有的认识,遑论重视了。此外,近年来,杜金的政治思想越发受到20世纪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影响,这一点似乎也并没有被人们注意到。本文认为,首先,要全方位了解身为政治哲学家的亚历山大·杜金的思想,我们有必要重点关注其过去十年里日趋成熟的政治思想当中深受海德格尔启发的诸多方面。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在何种意义上如杜金思想所示的那样,海德格尔可以被视为其最主要的政治思想来源。这其中,内含于海氏思想中的激进保守主义和保守主义革命传统,可视作是杜金著名的“第四政治理论”(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y)的理论源泉。再者,有鉴于海德格尔曾宣告,西方形而上思想的现代性在当代会面临终结,并且完结之后的西方思想将会重新见证一个全新的“另一个开端”,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政治思想,也正是力图在当今世界以俄罗斯为中心、寻找这“另一个开端”的尝试。第三,杜金对海德格尔的右翼立场的理解与流行于拉丁国家的主流解释,即所谓的“左翼海德格尔思想”截然不同。虽然这些思想资源也都可以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找到出处,但随着海德格尔“黑色笔记本”的出版,欧美学界日益意识到,对海德格尔的解释采取右翼立场,是符合海德格尔思想的原始意图的。最后,因为杜金的“第四政治理论”还认为,后冷战时代的西方思想正经历着一个从日趋全球化和单极的世界向一个由各种不同文化传统所主导的“文明多极化”的时代转变的过程,所以,考察海德格尔和另一位与他同时代的政治哲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Schmitt)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对西方地缘政治处境的分析,亦即“大空间”理论,是理解杜金政治思想的重要补充,因为“第四政治理论”的地缘政治思想,其智识来源正是卡尔·施米特。

  

一、杜金、海德格尔和激进保守主义的回归


   杜金认为,目前世界上有代表性的地缘政治力量主要有两股,分别是“欧亚秩序”和“大西洋秩序”,而且这两股势力是互相对立的,其对峙状况非常类似于冷战时期的美苏意识形态抗衡。但是,随着苏联解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应陷入低潮,欧亚秩序亟须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这股新的思潮将是一股代表了欧亚地区特有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力量,以戮力抗衡主导欧美的大西洋意识形态,或曰大西洋秩序。换言之,新的欧亚秩序将会是一个和政治与经济意义上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分庭抗礼的智识力量。这便是杜金在其著作《第四政治理论》中所表达的主要理论诉求。他认为,20世纪主导了西方思想的政治思潮主要有三大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且迄今为止,自由主义是三者中唯一在21世纪的西方仍旧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主流思想。法西斯主义随着第三帝国的溃败早已挫败,共产主义也在苏联解体后逐渐式微,至少在西方已不再是一个广泛被接受的意识形态选项了。杜金在《第四政治理论》中勾勒并提供了一个迥异于以上三大思想的意识形态替代物——他称其为“第四政治理论”。杜金在对以往政治思潮中的“自由”传统、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传统和“民族特殊性”的传统等若干范畴加以保留的同时,拒斥了他们各自腐朽的部分:弥漫于欧美自由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充斥于苏联共产主义的“世俗和物质主义”,以及贯穿德国法西斯主义始终的“种族主义”。此外,杜金认为,他在这个综合和扬弃的过程中,将这三种思想中所共有的“普遍的、单极的和单一的历史目的论”也一并涤荡掉了。[7]这一综合的结果即是一个杂糅的体系,它融合了反物质的精神性、反个人主义的共同体主义和反普遍主义的特殊性理论三重路径,旨在凸显共同的文化和语言传统的重要性,尤其强调这诸多传统在保留文化差异性的同时,它们多样化的宗教、精神和智识方法在通达终极意义上的融贯性。

  

   杜金的第四政治理论不仅明确拒斥了流行于20世纪的意识形态中所共有的现代性宏大叙事,而且坚决否定了隐藏在这些思想背后的线性时间观念,因为它们都是世俗目的论的、进步主义的和乌托邦的。[8]从这个意义上说,第四政治理论继承的是20世纪晚期“后现代”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发起的挑战。后现代主义发起的这一波攻势,反对的是肇始于17世纪晚期欧洲启蒙思想对所谓自主、理性、独立的个人主体的崇拜。不过与此同时,杜金也预见到了“现代性的终结”。他深知,启蒙时代之后的后现代主义世界绝非形势一片大好;虚无主义和冷漠厌世是后现代的必然产物。于是,杜金号召人们对此发动积极的反抗。[9]事实上,杜金的第四政治理论不同于后现代性的特征,被他自己称为是一种“超现代性”;这是一个他借自尤里乌斯·伊沃拉(Julius Evola)而自创的概念。用杜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犹如驾驭一头野兽,也就是说,充分挖掘它的力量为自己所用,但同时发现它的弱点并克服,而不是尝试避免或者忽略它们,抑或直接与野兽的獠牙和利爪硬碰硬”。[10]对此,杜金写道:

  

   径直越过后现代性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第四政治理论必须回溯到现代性的先驱、回去直面现代性抗争的对象,即便它最终变成和后现代性几乎完全无关的东西。我们必须回归传统,回归到前现代,回到遥远的古代,回到神学,回到神圣的学问和古代哲学。[11]

  

   所以说,尽管启蒙现代性借助反传统和反迷信的名义与前现代性开展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后现代性却变得越发对此无动于衷、无能为力,最终沦为了一个特设假定(ad hoc assumption),亦即纯粹为了反对而反对,却不能提供任何理论支持和方案的反驳。[12]因此杜金的这一后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姿态所采取的战略,便是要通过重新发掘前现代的遗产,并将其再一次激活,借此以对抗的姿态回应这一莫衷一是的态度。不过杜金也强调,他的第四政治理论中所体现出的保守主义和现行的欧洲保守主义之间有很大的区别;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第四政治理论保守主义不同于诸如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和尤里乌斯·伊沃拉等人的原教旨-保守主义或传统主义,因为后两者的立场根植于一种向着前现代价值观的回归和转向,其做法不仅过于简单,还显得和现时代格格不入,可谓是一种反动的思想。再者,第四政治理论的保守主义也迥异于以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保守主义,或者说一种维持现状的守成保守主义,后者的基本立场并不反对启蒙理性主义所代表的现代性,只不过不赞成这种现代性往极端的方向发展,演变成了后现代的种种表征。[13]亚历山大·杜金本人的保守主义思想既非向后看,即简单地回归往昔,亦非向前望,走入后现代主义的死胡同,陷入空洞的虚无主义。

  

   杜金提出的第四政治理论,倡导的是一幅以多极全球政治秩序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图景。在这一情形下,他所谓的“第一政治理论”,亦即自由主义将被大大削弱,甚至可以说被挫败,取而代之填补这一意识形态空白的,自然就是第四政治理论。杜金引入的这第四条道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谓是一项参与全盘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范式的“邀请”。[14]第四政治理论所构想的世界,在意识形态上是和以西欧以及美国的自由民主制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截然对立的。也因此,这一理论坚定的反现代主张摆出的是一种反西方——尤其是反美国——的姿态。总体而言,《第四政治理论》这本著作所关切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首先,它关注的是俄国未来的政治前途和历史命运。彼时,冷战末期,弗朗西斯·福山曾对苏联抱有很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苏联不会不愿意加入到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阵营中去,因此问题并非苏联是否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中,而是其参与度有多高。[15]当然,随着日后俄罗斯政权在普京的领导下日渐稳固,福山多年前的言之凿凿如今看来不免有些讽刺的意味。福山的误判源于他采纳了一种线性进步的史观,其本质上是对世界政治大环境所持有的启蒙派立场。但这一据福山所称承袭自黑格尔-科耶夫一脉的思维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亦即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对历史演进的态度却是反现代的,而且他们对政治环境的设想和理解也是非线性的。而后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历程,似乎也进一步证伪了福山的想法,因为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正在和西方自由主义所设想的世界新秩序渐行渐远。而此刻,杜金在俄罗斯后苏联时代政治强人治国的背景下抛出第四政治理论,亦可谓恰逢其时。对此,杜金在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坦言:

  

   与此同时,普京又登台掌权,开启第三任期,这也是他和自由主义断然决裂的时刻。如今,普京业已接受了欧亚主义和激进右翼的思路,和[我的]第四政治理论越走越近了。这一举措正在进行。可以说,现在普京所倡导的政治现实主义正在和第四政治理论以及升级版的欧亚主义联手共进。[16]

  

尽管杜金的这一描述未必属实,但却反映出他的理解与理论抱负。《第四政治理论》分析的第二个重点是西方政治力量在世界舞台的没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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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俄罗斯研究杂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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