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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盛峰:社会连带法学的问题意识与内在张力

——以狄骥法律思想为例

更新时间:2019-05-21 23:09:14
作者: 余盛峰 (进入专栏)  

  

   莱昂·狄骥(Léon Duguit,1859—1928)是一位高产的思想家,在其成名作《1789年之分权制与国会》中,狄骥就以批判三权分立制度开始了他卓绝的学术生涯。其主要著作有《公法研究》(共两卷,第一卷《国家、客观法和实在法》出版于1901年,第二卷《国家、政府及代理人》出版于1903年);《宪法论——法律规则和国家问题》(1911年初版,1928年,狄骥在撰写第3版第2卷时遽归道山)。《宪法论》是狄骥最为重要的著作,除此之外,《法国之宪法及重要政治法令汇集》(1898)、《国家、政府和执行者》(1903)、《社会权利、个人权利和国家的变迁》(1908)、《从拿破仑法典以来私法的变迁》(1911)、《法律与国家》(1917-1918)、《公法的变迁》(1913),均引领一时风潮,事实上,狄骥的国际影响力在其身前就已确立。

  

一、狄骥的时代处境与问题意识


   (一)20世纪初叶国家与社会的巨变

  

   在狄骥著述所在的20世纪初叶,西方国家正经历一场新的革命,传统的社会形态面临巨变。19世纪晚期以来,欧洲国家大量增加它们的文职范围和人员,韦伯所描述的官僚科层理性化从1880年代开始加速,到1900年,法国就大致完成了它的官僚化进程。到一战前,法国的全国性官僚制度和行政体系已具雏形。与此同时,19世纪后半叶开启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铁路业的繁荣,这使得古典资本主义形态发生巨变,民族经济和官僚制度紧密结合,而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迅速增加了社会的物质密度和道德密度,“社会”概念伴随社会整合性增强逐渐流行,作为“社会科学”的社会学开始建制化。[①]在其背后,则是行政国家捆扎并收紧它的铁笼,国家的基础渗透能力迅速增强,大部分立法融合了控制社会的动机、福利事业和公共服务功能的加强。[②]

  

   正是这一时期,在古典权利之外,马歇尔(T. H. Marshall)意义上的“社会公民权”开始萌芽。[③]铁路、邮政、大型企业与学校体制的加强,导致民族概念和具有新型动员能力的阶级概念的锻造。阶级关系的出现,国家与资本主义企业、劳工的新型关系都需要法律整体模式的调整。国家不再是传统的守夜人形象,古典主权理论面临危机,伴随行政国家和福利国家兴起,古典权利意志论无法提供对现实法律发展的正当化说明。市民社会的政治化进程,也打破了19世纪以降公法与私法的传统划分,在国家和社会之间,不再存在森严分明的界线。

  

   梅因所描述的近代“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运动,正在经历一种“从契约到身份”的反转,建基于主观权利意志论的孤立自然人形象,伴随契约目的论和社会学解释的流行,开始出现崩解迹象。从过去的家庭、氏族、封建与庄园结构中挣脱出来的个人,正在社会一体化进程中,重新成为各种行业联合会、工会组合体与社会职业团体的身份性成员。相对分权的工业化扩展,则不断刺激法国工联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公民身份面临从个人性主体向社会性主体的转变,在整个私法领域,古典的所有权神圣、契约意思自治、侵权主观责任原则出现新的调整。原先建立在自然个体社会契约论之上的公法哲学,也在经受来自左右翼阵营的挑战。而这一切,同时伴随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殖民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最深层次的危机,这一切都在呼唤一种新法律范式的诞生。

  

   (二)作为跨国法律意识运动的社会连带法学

  

   以狄骥为代表的社会连带法学的出现,正是一场应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跨国法律意识运动的产物。这是一场针对古典法律范式危机的改革运动。狄骥对西方法律思想史的贡献,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法律哲学流派所能概括,他的理论学说体系,也不能简单放置在传统自然法学派或实证主义法学派的光谱中处理。20世纪初期开始得势的社会导向法律思潮,也不只是对自由放任思想的政策性批判纲领,与它所要批判的对手一样,它所引导的同样是一场跨国性法律运动,以此建立新型的法律图景。以狄骥为代表的社会法学派运动,牵涉整个法律领域的概念术语、学术框架、推理模式、运作策略的转变。这在所有法学领域都得以体现,从国际法、宪法、行政法到家庭法、社团法、民事诉讼法、契约法、物权法、侵权法概莫能外。因此,即使狄骥本人的思想未必十分深刻,但这不影响他在一场法律范式转型运动中的奠基性地位。

  

   邓肯·肯尼迪(Duncan Kennedy)曾敏锐指出1900—1968年间社会法学派的得势代表了法律全球化运动的第二波潮流,它取代了1850-1914年第一波法律全球化运动——古典形式主义法范式——的统治地位。[④]如果说,以德国萨维尼(Savigny)为代表的潘德克顿法学是古典法范式的集大成者,法国社会法学潮流则代表了1900-1930年代之间的法律文化霸权。正如狄骥所宣称的,“一战不是两个国家集团的冲突,而是两种观念的冲突。德国全体的公法学家和法学家所肯定的权力国家观念,同以法国为先驱的合作国家观念发生了冲突”。[⑤]狄骥所代表的20世纪社会法学派运动,拥有当时一批最富思想力的同僚的共同参与,以萨莱伊(Salleilles)、惹尼(Geny)、朗贝特(Lambert)、格维奇(Gurvitch)等为代表,他们共同促成一场规模宏大、气势磅薄的思想运动,并提供了一个区别于当时正在流行的社会主义左翼的理论方案。伴随法国工业化1830年代之后的突飞猛进,工人阶级大量兴起,以圣西门(Saint-Simon)、傅立叶(Fourier)、卡贝(Cabet)、普鲁东(Proudhon)为代表,法国社会主义左翼思潮也对狄骥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社会连带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貌合神离

  

   社会连带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享了某些理论前提,狄骥与其他社会主义者一样,都认为古典法律主体意志论只适合于19世纪上半叶之前的资本主义方案,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超越性理论。在古典自由主义法律范式那里,主观权利意志论是自然权利正当性的逻辑后果,洛克、康德都为主观权利理论奠定了论证根基。狄骥同社会主义者一样,试图通过对古典法律意志论的怯魅,把古典法律体系视为一种寄生于“基础”的上层建筑,把矛头指向19世纪后期欧洲法律主流中的形式主义推理方法以及“个人主义”的法律模式。在狄骥看来,20世纪初期的帝国主义战争代表以主权意志论为基础的均衡国际秩序的危机,以私人产权神圣为根基的古典私法神话也同样失灵了。[⑥]

  

   狄骥并不否认个人意志的独立性,“在公法上和私法上都没有什么集体人,法律主体总是个人”。[⑦]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所有制异化了人的主观意志,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掀翻整个自由主义体制才能获得解放。在狄骥看来,作为“基础”的应当是“社会”,“社会”的出现是为了克服19世纪由城市化、工业化、组织性资本主义、市场全球化所引发的个体危机,法律则是维护社会团结不可或缺的黏合剂。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法律是一个有待扬弃的对象,是支配阶级的统治工具。对于社会连带法学,重构古典法律范式的目的是从自由主义拯救自由主义,矛头并没有指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希望通过对古典法律范式的调整,对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做出调适。通过把充满风险的现代工业纳入整体社会结构,使个人的的自由空间得以调整,为更大范围的社会有机连带提供法律层面的支撑。如果说社会主义者试图消解法律的神圣根基,社会连带主义则希望重新发现法律的神圣“社会”之维。

  

   与古典范式的意志、权利和过错这些概念一样,在“社会”这个口号之下,社会法学创造出了一系列新的意象:社会有机体、社会目的、社会功能、社会权利、社会立法、社会福利、社会民主等。通过吸收当时在法国和欧洲大陆蓬勃兴起的社会理论和法律哲学,狄骥对古典法律范式进行了成功的社会化改造,并将其融汇为社会连带法律范式。

  

二、狄骥法律思想的三大理论根源


   (一)涂尔干:狄骥的精神导师

  

   狄骥的理论灵感基本没有超出涂尔干提供的分析框架。涂尔干主张社会的第一性和个人的第二性,在他看来,社会学是有其自主方法论基础的学科,社会整体解释优于个体主观解释,社会总体不能被理解为社会成员的数量加和,因为存在一个不能被化约的“社会”领域。只有通过“社会”,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解释。[⑧]

  

   涂尔干指出,人类社会始终维系于两种连带关系:古典时代的机械连带和现代社会的有机连带,而一切法律机制都必须服务并适应于这种连带关系。比如,刑罚就不能建立在威慑理论基础上,它的作用不是要使人害怕,而在于使共同意识得到满足,共同意识被集体成员的犯罪行为伤害,它就要求一种补偿,对罪犯的惩罚就是对所有成员的感情给予补偿。[⑨]现代社会也并非奠基在契约之上,契约只是社会结构的派生物,现代契约源自于现代社会的集体意识,由功能分化所形成的劳动分工是现代契约得以存在的根本条件。[⑩]对于涂尔干,社会问题已经演变为个体的社会化问题,这可以解释为何涂尔干将那么多精力放在教育问题上。他意识到,要使个人变成集体一员,就要反复教育他们尊重社会的指令、禁令和各项义务,否则,集体生活就不可能存在。[11]涂尔干与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但是,涂尔干的社会主义,其目标在于构建现代社会的伦理担纲者——职业团体,而不是走向抛弃法律的激进路线。涂尔干从未试图改变私有财产的法律地位。[12]相反,在涂尔干看来,法律是现代社会团结和有机连带最为重要的媒介,资本主义现代化正在瓦解曾经捍卫社会团结的传统资源,而作为重建社会团结的基础,既不是国家和阶级,也不是个人和家庭。法律才是现代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纽带,它具有与职业团体相同的社会整合功能。狄骥也完全继承了涂尔干的这个观点。

  

   涂尔干和狄骥都面临一个相同的现代性难题:即如何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控制经济活动的外部性、由个人欲望无限膨胀对社会连带性的冲击,以及古典自由主义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危机。对于涂尔干,重建法人团体是遏制个人自我中心个人的途径,而对于狄骥,他也将希望寄托在工团主义国家的模式之中。对于涂尔干,代议制、选举、政党都不过是“社会”的表象,而对于狄骥,主权国家、多数代表制、消极人权也无法为现代法律模式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他们都认为欧洲法律正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将经历一场深刻演变。

  

他们对狭隘的个人主义忧心忡忡,并预见到现代资本主义将使个人与国家直接面对,如果无法通过“社会中间体”的构建加以平衡,其结果将导向革命和专制道路。狄骥认为,民主不应该只是公民个体的投票机制,而应该如涂尔干所设想的,民主是一种能使社会达到最纯洁自觉状态的政治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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