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孙祖欣:当代台湾电影文本中的民粹主义幽灵

更新时间:2019-05-19 14:22:54
作者: 孙祖欣  

   内容提要:在民粹主义全球蔓延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当代台湾电影这一载体,管窥台湾民粹主义的形态,并梳理出其发生的四重根源:第一,威权主义有着生成民粹主义的内在需求,这奠定了台湾民粹主义的历史;第二,经济危机以及财政刺激是激发当代台湾民粹主义的一个源头;第三,扭曲的民族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台湾民族主义”成为激发当代台湾民粹主义的又一源头;最后,台湾社会运动的传统和选举体制的发展,又为台湾民粹主义的泛滥提供了渠道。作为一股反思力量,严肃的电影能够对政治保持距离,又对它静观和考量;而作为一种社会镜像,大众的电影则可以衡量民粹主义思潮蔓延的广度和影响的深度。

   关 键 词:当代台湾  民粹主义  电影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其经济影响从美国蔓延至全球,各国采取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以应对,虽然表面上全球经济衰退在几年后得到遏制,但金融危机的影响却悄悄从经济、金融领域蔓延至政治领域,甚至公共生活领域。在这一轮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以及反移民的浪潮中,民粹主义得以复苏,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不断发酵和蔓延:有的国家的政治家通过煽动民粹情绪获得选票,有的国家在民粹主义的裹挟下举行“脱欧公投”,而有的国家在民粹主义的压力下关闭了面向难民的大门……

   在这一轮全球民粹主义浪潮中,台湾地区似乎也不能独善其身。本文通过对当代台湾电影进行文本分析,从台湾的民粹主义历史、经济发展与民众心态、民族认同与“民族主义”以及社运传统和选举体制四个方面,阐释台湾民粹主义的历史根源和独特的政治特征。

  

   一、国民党威权统治下的台湾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①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民粹主义就会呈现不同的面向,以至于学术界只能通过描述而非定义来观察它。这种描述普遍包含:极端的平等和民主,依赖和信任底层人民,反对精英主义和知识分子,但又容易诞生非凡的领导人以及赞成政府干预。另外,民粹主义可能还蔑视科学与技术,充满浓郁的怀旧情绪,仇视金融家和资本家,以及厌恶由于社会制度和结构造成的社会不公等。

   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在民粹主义层面台湾经历了从威权式的民粹主义到强人式的民粹主义的转变,前者强调全民动员,后者强调领袖魅力,但共同之处,它们都通过“自由”“民主”等口号,来动员民众获得力量,实现其所掩盖的真实目的。

   1949年,国民党在台湾建立起威权统治。为巩固政权,蒋介石与国民党通过“戒严”来调动社会力量。但“长时间的全民总动员在正常制度内往往很难做到,而必须借助于某些非常的手段,如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强制性的舆论一律等”。②1950年蒋介石在《为撤退海南、舟山“国军”告“全国”同胞书》中提出的“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四年成功”的“口号”,就是这样一种蛊惑人心的宣言,而当时对内对外的宣传口径所强调的“自由”也是这种目的。在电影《军中乐园》(2014)的一个片段中,国民党通过金门的广播向大陆发动宣传攻势:

   “亲爱的共军兄弟们,不要再做无畏的抵抗了,‘自由祖国’正张开双臂,欢迎你们放下武器,起义来归。向我军投降,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我们本是一家人,应当同心携手,向世界证明,我们每一个人,都享有自由富足的生存权利。”

   威权统治确立“民主自由”为理想和目标,通过军政体系或民众动员而凝结起强大而统一的社会资源,来达到统治目的,这是典型的威权主义式的民粹主义策略。《泪王子》(2009)讲述了1954年“白色恐怖”背景下眷村里的故事。刘将军是随蒋逃台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旁白对他的介绍说:“刘将军是一个节俭保守的军人,他相信不久就会‘光复大陆’,坚持不可以整修庭院。”而当妻子提出修整庭院,他也说,“干嘛这么浪费,过两三年我们就回家了。”类似的场景更早出现在《童年往事》(1985)中,阿孝的父母从广东来到台湾,面对破旧的家具,阿孝父亲坚持不更换,理由是几年后就回家了。这种威权主义式的民粹主义策略在外省人身上是行之有效的,它使他们能够在白色恐怖的压抑氛围下保持对于威权体制的忠诚,以至“通谍分子”抓得越多,他们越能感到安全。

   然而现实的残酷逐渐在谎言表面撕开越来越大的口子,作为统治策略的口号,在现实面前越来越尴尬。《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中,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汪先生从美国考察归来,台面上他开玩笑要偷点原子弹技术回来早点“反攻大陆”,私下里却说:“从‘民国三十八年’到台湾,已经来了十二年了,我想要回去,不太可能。”然而威权民粹主义的破产,却孕育了另一种基于本土意识的民粹主义。“白色恐怖深化了省籍矛盾和族群冲突,原有的‘法统’则建立了以外省人为核心的政治秩序,本省人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所有这些都为民粹主义的反弹创造了条件。”③《悲情城市》(1989)这部影片前三分之一都在渲染国民党逃台后带来的省籍冲突,一开始,台湾人以为光复带来的是回归祖国的温暖,但很快就意识到光复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物价暴涨,工作被内地人接收,在这样的铺垫下,“二二八”事件里恐怖的暴力冲突似乎都有了充分的势能,而国民党军队接下来对岛内居民的反扑,则进一步强化了省籍边界,这种省籍认同被烙刻在台湾人民心中,为20世纪90年代的民粹主义苏醒种下了种子。

   在20世纪80、90年代,民粹主义在全球迎来了它的又一波高潮,这在时间与地域上也与亨廷顿所指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相重叠,民主形式与启蒙思想的不协调发展,为民粹主义的生长提供了土壤。即“民粹主义总是出现在发生了抛弃(主动或被动)传统模式,而现代模式未能及时建立的过程,……总的来说,民粹主义更像一场应急的社会动员,它排斥或缺乏现代性意识,只经历了文化接触而缺乏文化认同。”④在民主转型进程中,台湾“威权体制释放出来公共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主之权’,它不再单单被特定政治集团所独占或垄断,而是交由各个政治团体、政党和派别通过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来角逐。……但问题在于,在这样一个转型未稳的社会,公正的游戏规则往往难以建立或达不成共识,民主的制度化就会出现问题。各种政治团体、政治派别、政治人物为了获得权力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对稀缺‘资源’的争夺进入白热化时,一些政治人物就开始为了获得权力而不择手段。”⑤而李登辉便是在这个阶段通过强调本土意识,煽动民粹情绪,通过“个人号召或与民众直接互动煽动民众对他的支持和追从”,⑥从而捞取政治资源。20世纪90年代,威权式的民粹主义让位于庇隆式的强人民粹主义。

  

   二、经济危机与财政刺激,当代台湾民粹主义诱因之一

  

   虽然随着所谓台湾“民主体制”的建立,民粹主义可以像一场来去匆匆的应激反应一样消退,但在合适的条件刺激下,这种深埋在社会意识之下的症候又会复发。经济的停滞可以诱发民粹主义,而经济停滞中采取的特殊刺激政策——如公有化、贸易保护、预算赤字强刺激、民众红包派发等,则又会进一步刺激民粹主义苏醒。

   20世纪末,台湾通过代工产业走上了一条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在侯孝贤的电影《风柜来的人》(1983)中,主角从风柜来至高雄,也见证了城市发展、工业蓬勃的洪流。《恋恋风尘》(1986)中,现代化摧毁了传统社会的淳朴风情,却也带来了物质社会的日新月异。

   然而台湾经济发展也蕴含着危机,内需不足、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以代工作为增长点、但品牌力发展薄弱的特点则将巨额利润拱手相让给域外上游企业,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来自中国大陆、东南亚等其他国家的竞争,又让台湾劳动力价格失去竞争优势。“经济危机暴露了一系列台湾工业结构和外贸结构的弱点。”⑦20世纪90年代,台湾经济一直保持6%-9%的增长,在200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1.26%),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台湾经济增长在2008年由上一年的6.52%急剧下滑至0.7%,并在第二年转负(-1.57%)。⑧

   台湾经济发展是一个未完成时态,它遗留的未惠及的地区和民生问题,被大众所忽视,却被电影所“记录”,《暑假作业》(2013)讲述了台北的小学生到乡下的爷爷家过暑假的故事,爷爷住在新北市新店区的一个农村,这本是一个离大都市并不远的地方,但它似乎在经济的发展中被遗忘了,手机信号经常丢失,平板电脑仍是稀罕之物,村邻间的真诚虽然传递出传统乡情的淳朴,但这里却丝毫没有21世纪的现代味道。农村的经济发展被忽略,城市似乎也未能幸免于难,《郊游》(2013)以蔡明亮独特的美学手法将镜头对准城市中被忽略的人群,父亲充当人形广告牌赚取微薄的收入,儿子和女儿不上学,时常在超市里领取免费的促销食品。“边缘、底层人的处境通常被掩藏和遗忘,各类特权阶层的光鲜生活总被通俗媒体强调、宣传和钦羡。……城市流民、流浪狗、废弃房屋,都是喧嚣城市地景中的废墟,物质的,精神的废墟。”⑨而城市发展的不均衡,则在《醉·生梦死》(2015)中得到更写实的呈现,在菜市场打零工的小混混,不知为何而应招的男人女人,即便是在美国留学回来的大儿子,也似乎无法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在一个镜头里,导演展示了经济发展的分野和落差,画面的上方(远处)是摩登的高楼大厦,下方(近处)则是贫民窟,冰冷的雨水里,一条江隔开了上下两个世界,一股浓烈的世界末日后的科幻味道!

   然而面对经济停滞和金融危机,台湾当局“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和削减利率以刺激货币流通。……还向市民每人发放120美元(总计825亿新台币)消费券,以刺激消费需求。并通过公共投入,新增就业岗位,对未就业人员提供失业津贴”。⑩这一政策的效果如何难以评估,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应和了民粹主义的要求却是事实。民粹主义呼吁当局对经济采取强力干预,而面对经济短期难以扭转的困局和相较于“四小龙”时代的心理落差,它会将经济的停滞归咎于外部原因或曰“全球化的影响”,而同时期在经济上崛起的大陆,就成了这种民粹情绪宣泄的出口。

例如,这种敌意可以体现在台湾民众对“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态度上。ECFA签订于2010年。事实上,该协议对台湾的贸易保护多于对大陆的保护,协议当中,“台湾依然保持对大陆的整体出口限制,却并未限制其它WTO伙伴”。(11)为了保护本土农业和工业产业,ECFA签署后,台湾依然限制大陆865种农业产品和1377种工业产品的进口。“在两岸投资方面,台湾实施严格的进出口限令。这些限令旨在避免台湾被向大陆投资‘掏空’,以保持台湾经济尤其是科技产业的竞争力。”(12)事实上,ECFA对台湾贸易的拉动也是显而易见的:2013年,台湾出口大陆贸易总额817.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33%,ECFA贡献205.5亿美元,增长10.62%;(13)2014年,台湾出口大陆贸易总额821.4亿美元,增长0.43%,ECFA贡献207.4亿美元,增长0.89%。(14)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对ECFA的研究和预测也支持这样的结论:“ECFA对台湾的净影响是到2020年GDP增长5.3%。”(15)但台湾民众对这一协议的持续反对,似乎只有在民粹主义的逻辑下才说得通。而除了ECFA之外,台湾的经济政策也充满了贸易保护的民粹主义色彩,面对大陆经济的吸引力,台湾对本土企业实施了胡萝卜和大棒政策,一方面限制台商投资大陆,“投资大陆而未上报的台商将会遭受罚款,甚至宣判入狱”。(16)另一反面又对留台企业提供补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6345.html
文章来源: 《现代台湾研究》 2017年0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