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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昌东 张涛: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法教义学解构

更新时间:2019-05-10 11:48:09
作者: 魏昌东   张涛  

  

   摘要: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属于侵犯“超个人法益”的犯罪。刑法设定该罪的目的在于保护国家身份证件的公共信用,尽管身份证件及其信息涉及公民自然信息与社会信息的内容,且为特定公民专属享有,但刑法在对该罪的法益保护性质定位上却并非个人法益,从而即使是身份证件的合法持有者亦不享有放弃法益保护的权利。本罪作为刑法中的“微罪”由法益定位与内容设定所决定,对本罪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宜坚守实质主义的立场,包括:对“依照国家规定”采限缩解释的方法;对“使用”做“提交或接受查验”、对“盗用”做“将他人身份证件做本人证件使用”的判定,同时对行为对象在满足身份信息条件的基础上,就颁发机关、适用范围做实质解释。  

   关键词: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信用;客观要件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本文以下简称“《刑修(九)》”)的新设罪名,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是指在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中,使用伪造、变造的或者盗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情节严重的行为。作为典型的行政犯与微罪类型,该罪的设定产生于中国加快创建信用社会、更新社会管理模式进程中对信用秩序构建与维护的迫切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然而,立法者对社会现实的审慎预期,却并未能在现实中转化为积极的司法适用结果,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统计,该案目前的司法适用数量相当有限。这一现实,显然与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在中国已经成为极其普遍的社会现实难相适应。刑法就本罪适用的严重不足,根源是多方面的,但是,对罪刑规范法教义学研究的缺乏,则是该罪有可能沦为“象征性立法”的根源所在。[1]立基于法教义学解构的定位,审慎选择构成要件解释的立场,以对该罪的法益属性、客观构成要件之前提及基本内容加以研析,当为学理界之迫切使命。  

   一、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的性质判定  

   “刑法以保护法益为主要任务”,法益是“刑法建立刑罚正当性的前提与特定行为入罪化的实质标准”,[2]特定犯罪的基本性质,由立法者通过法益设定方式加以确定。正如台湾地区学者林山田教授所言:“一切犯罪之构成要件系针对一个或数个法益构架而成。因此,在所有之构成要件中,总可找出其与某种法益的关系。换言之,即刑法分则所规定之条款,均有特定法益为其保护客体。因之,法益可谓所有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与主观之构成要件要素所描述之中心概念。据此,法益也就成为刑法解释之重要工具。”[3]法益具有“间接规范性”,其原因在于刑法通常并不在罪刑规范中将个罪保护法益明示。[4]故而,法益作为合理解释犯罪构成要件、建构合理的罪刑评价体系的核心,其内涵揭示遂成为刑法研究之使命。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的基本性质须依对法益的揭示加以明确。概言之,对构成要件的解释与适用,必须以法益为指导;对保护法益的理解不同,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就会不同。[5]  

   (一)本罪保护法益的特殊性:超个人法益  

   如果说从古代社会向前现代社会的演进,是一场由身份到契约的运动,[6]那么,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发展,则无疑是一场以身份为中心的社会信用建构运动。社会的发展使个人身份信息的法律意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价值,乃至成为社会主体参与一切社会重要活动、维系基本生活的前提与条件,进而成为法律保护的重要客体。创建信用社会,是中国现代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由此促使个人信息及作为其载体的身份证件实现了由纯粹的个人专属权益向兼具个人专属与社会公共法益的历史嬗变。  

   个人身份信息由与社会个体相关的自然信息与社会信息构成,信息来源的个人专属性决定了身份信息的私人专属权益属性。然而,身份信息更重要的价值却在于基于信息使用的公共场域以及因其使用与管理而创设的重要社会价值,由此使得身份信息的采集、制作、使用与管理具有了社会公共属性。一方面,个人身份信息的采集是实现国家管理、社会管理的基础。身份信息的采集与管理,本身就是国家管理的重要方面,作为社会经济安全基础的信息安全,就包括了个人身份信息的内容。另一方面,个人身份信息只有为法定身份证件所记载,并以法定方式提供时,社会个体才能获得从事社会基本政治、经济活动所需条件。身份证件的使用,是国家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方面,国家不仅明确规定身份信息采集的内容、使用领域,还明确规定身份信息与证件使用的规则,且已成为社会主体从事经济活动乃至日常活动的基本要求。正是由于中国信用社会构建中公民信息法律意义与社会价值重要程度的提升,提高了其在社会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个人身份信息受到“后盾法”刑法的关注。立基于此《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实现了对个人法益保护范围的扩张。不仅如此,对于作为公民信息载体的身份证件,也随着信用社会的建构与社会管理模式更新及程度的提高,而现实产生了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刑修(九)》第23条将其纳入刑法保护之中。  

   问题是,刑法在对“公民个人信息”与“作为个人信息载体的身份证件”同时保护时,在法益定位与类型设定上是否应做出不同安排。对此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影响对罪刑规范适用范围的理解。若将二者均设定为个人法益,将会产生限缩刑法保护范围的结果,以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为例,若取个人法益定位“虚假身份证件”的判断,当以存在实际的被虚构者为必须,从而对以虚构之人的身份信息为基础而制作的身份证件,不能做出犯罪评价。基于身份信息与身份证件社会与法律意义的差异,刑法采取了区别化的法益定位策略,前者被纳入个人法益,后者则因其具有更多的社会属性,而被纳入分则第六章之中。尽管此章也不乏保护个人法益的罪名,但在总体上,该章主要系侵害“超个人法益”的犯罪。  

   身份证件犯罪保护法益的“超个人法益”属性,对于准确认识该罪的构成要件意义重大,中国刑法个罪保护法益理论研究的实质化倾向,不断强化了法益对构成要件的揭示与界分功能,通过法益界定以推导构成要件的适用条件与范围,有利于构成要件的明晰与内容确定“超个人法益”的定位决定了:(1)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不以真实存在被虚构的身份主体为必要,使用完全不存在的虚拟个体或者已经自然死亡的自然人的身份信息,均应成立犯罪。(2)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中的“虚假身份证件”,同时包括了形式虚假与实质虚假的身份证件。[7]如,行为人冒用他人的真实身份信息至法定的身份证办理机关,骗取办证人员的信任,获取合法有效的身份证件后加以使用;或者行为人将非法获取的他人真实身份信息提供给虚假证件的办理人,在获取虚假的身份证件后加以使用;或者行为人将自已的真实身份信息提供给虚假证件的办理人,在获取虚假身份证件后加以使用。[8](3)盗用他人身份证件罪不以被盗用人的知悉与否而阻却行为的违法性,即使征得他人许可而向查验机关使用其身份证件的,亦不影响犯罪的成立。(4)身份信息的持有者、身份证件的合法持有者均不存在对法益放弃保护的权利。  

   (二)本罪保护法益的内容“国家身份证件的公共信用”  

   中国刑法学理与实务界对本罪所保护法益的内容尚缺乏深入研究。[9]当下,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其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对公共管理秩序的破坏;[10]另一种观点认为,本罪的设立是为了保护身份证件的公共信用,而不只是为了保护身份证件持有人的利益。[11]前者是中国传统刑法学原理在界定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中普遍使用的方法。国家为实现社会管理的需要,规定了法定身份证件的类型、使用场合与一般规则,以此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身份证件管理制度,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的行为是对这种管理制度的违反,因而,刑法应当将身份证件的管理制度作为保护法益。然而,这种界定方式难以避免地存在界定泛化问题。一方面“秩序不能仅仅包括公共秩序,还要包括生产、经营、生活等秩序”,[12]社会公共秩序作为社会秩序之一种,是人们生活中必须具备的一种共同、良好的生活状态。公共秩序具有维护社会秩序之发展、保护与限制自由、维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等诸多功能,[13]国家在行使其管理职能的过程中,会建构相应的制度体系,然而,制度体系是为实现特定的秩序建构目标服务的,将管理制度定义为秩序类犯罪的法益,难以满足精确化要求。另一方面,刑法评价能力的提高以法益定位的精确性为前提。社会管理秩序的现代化,要求构建更具细密化的基础制度系统,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管理制度细密化的结果。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起步较晚《刑修(九)》之前,刑法仅规制“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的行为,而后,立法机关在《刑修(九)(草案)》说明的报告中指出:“针对当前社会诚信缺失,欺诈等背信行为多发,社会危害严重的实际情况,为发挥刑法对公民行为价值取向的引领作用,拟对刑法作出如下补充:一是……;同时将买卖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行为以及使用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显然,国家建构身份证件制度的目的在于,基于社会公共管理秩序的建构需要,对具有普遍社会意义与价值功能的身份证件实施法律保护,由此决定了本罪的设立目的在于:为构建作为公共秩序基础的社会信用体系提供刑法保证。鉴此,第二种观点在法益的定位上,亦存在可完善之处,因为并无对所有身份信用提供刑法保护的必要,因而,应将本罪所保护的法益确定为“国家身份证件的公共信用”。  

   二、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客观构成要件之前提要件  

   现代社会的管理是一种规范的管理,规范体系建设是国家建设的根本《刑修(九)》将本罪成立的前提设定为“在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身份证件的活动中”,行为前提的符合性判断成为刑法适用的首要步骤。“依照国家规定”的设定,意味着需要以“国家规定”作为本罪认定的第一个法依据。  

   (一)“依照国家规定”的基本问题  

   《刑法》第96条对“违反国家规定”做出界定,然而,在刑法分则中,其用语较为繁复,除“违反国家规定”外,还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如第253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违反法律规定”(如刑法第297条“非法携带武器、管制刀具、爆炸物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罪”)等表述,其中,“依照国家规定”的表述共3处。[14]“依照国家规定”与“违反国家规定”有何关系?应否对二者做相同理解,决定本罪适用前提的确定。从文义上看“依照”是指以某事物为根据照着进行,与按照同义;“违反”是指不遵守、不符合,具有不按照之义。[15]从逻辑上看,刑法中的“违反”多是指对行政管理规范的违反,因为犯罪必须是符合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16]通过对第280条之一、第394条、第395条“依照国家规定”的分析,可以发现三者的同质性在于“应当为而不为”和“应当这样为而那样为”,核心在于“违反”。因此,尽管在规范属性上“违反国家规定”属禁止性规范,而“依照国家规定”属义务性规范,但在作为犯罪成立条件时,其刑法适用功能具有同一性“依照国家规定”与“违反国家规定”属一体两面,应做相同理解。  

刑法的适用就是解释的过程。对“依照国家规定”的外延划定及内涵澄清应采取何种解释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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