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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最坏可能世界与“安全声明”问题

更新时间:2019-04-25 19:33:13
作者: 赵汀阳 (进入专栏)  

  

一、一个关于生存的问题


   问题始于形成问题的条件,而条件的激化会使问题激化甚至无解。在这里我准备讨论一个被刘慈欣的“三体”条件所激化的哲学问题。

  

   冲突可能毁灭一切,是事关生存的存在论级别问题。虽然人类尚未经历毁灭一切,但冲突的毁灭性是一个可信的真问题。人类冲突的历史经验显示,殖民主义的暴力确实消灭过一些地区文明,而现代武器更是蕴含着文明毁灭的可能性,比如二战或核冷战。因此,冲突的毁灭性是一个具有高度现实性的问题。

  

   导致冲突至少有两个条件:(1)资源稀缺。资源包括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力,这两者也可以更简练地归为生存条件的概念,如道金斯定义为“生存的机会”。(2)精神世界的不可兼容性。大致相当于亨廷顿定义的文明冲突。尽管人类文明初期是跨文化状态,互相学习交融而无界限,但自从一神教建立了文化边界,就抑制了跨文化状态,进而产生了文明对立。精神世界意味着文明的生存机会,所以同样重要。可以肯定,假如不存在这两个条件,冲突就不可能产生。既然在物质利益、政治权力和精神主权上不存在所有人普遍满意的分配方式,那么,冲突就是存在的命运。

  

   “冲突与合作”的问题在形而上学里等价于敌意(hostility)和善意(hospitality)的问题。尽管冲突经常被分析为经济、政治或者信仰问题,但在深层上是一个存在论问题,即生死存亡的问题。生存问题不是关于存在的追问,而是关于如何继续存在的问题。“存在(being)”是存在论的前提,却不是存在论中的一个问题,因为关于存在,唯一能够言说的就是“存在即存在”这个重言式,而超出这个重言式的言说都是文学。因此,存在论的起始问题不是“存在”,而是“继续存在”。也就是说,存在的未来性才是存在的问题;如果没有未来,“存在”就是一个纯粹概念,而没有落实为可以反思的“实存(existence)”。

  

   “继续存在”意味着存在如何占有未来的问题,它事关生死存亡。对于原始生命,生存问题只在于生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但对于比较高级的生命,生存就同时还依赖与其他生命的共在关系;而拥有自我意识的最高级生命不仅谋求生存,而且谋求生存质量的最大化,于是生命需要所有事物,或者说,需要整个世界。正如刘慈欣在《三体》中所言,宇宙很大,但生命更大。生命不仅需要占有无穷多的生存资源,还需要权力和精神主权,因而冲突在所难免。对于人来说,人的生存既是一个自然过程也是一个政治悖论:人皆有“自私基因”(道金斯),必定出现生存竞争;然而每个人又必然需要他者共在和合作,否则无法生存,即“不能无群”(荀子);还有,生存所需的文明信息和意义不可能私有,而是都附着于公共的“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于是,人在排挤竞争者的同时又需要竞争者的合作。因此,人类的生存总是悖论性的存在,生存即存在于悖论之中。人类从来没有解决过这个悖论,不是智力不足,而是只有在悖论中才得以生存。在存在论上说,共在先于存在,而共在是一个悖论。在共在悖论中,人们试图维持悖论性的共在而不至于导致毁灭,即在冲突的条件下建构和平、信任和安全。这个问题落实在一个连续的动态光谱中,即存在着从“最坏可能世界”到“最好可能世界”之间的任何可能性。

  

   无论存在论、伦理学还是政治哲学,如果不把最坏可能世界考虑在内,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普遍有效的理论,至多是特定语境下的规范主张。规范的价值观之所以不可能必然有效,是因为他人可以拒绝接受。比如说,罗尔斯理论虽然精美,但只是在现代自由主义社会语境内部有效的一个规范主张,其理论空间和理论时间都很有限,尤其没有覆盖“最坏可能世界”。尽管霍布斯似乎没有使用“最坏可能世界”这个概念,但这个极端概念应该归功于霍布斯,大致相当于霍布斯的丛林状态,即人人与人人为敌的状态。不过,最坏可能世界的极端形态却是刘慈欣定义的,我们下面将会讨论这个极端化的问题。

  

   理论建构还有另一面要求,即一个具有充分意义的理论还需要考虑最好可能世界,因为最好可能世界意味着对最坏可能世界的最优解,即使条件恶劣而暂时无法实现,它仍然是反思可能世界的一个必要尺度。需要说明的是,最好可能世界并不承诺所有人的幸福,它不是宗教想象的幸福世界,也不是乌托邦或理想世界,而只是冲突问题的最优解,相当于人人能够接受的共在状态。

  

   最坏可能世界如何才能转换为最好可能世界?霍布斯、康德、马克思和罗尔斯以及其他人已经有许多设想,但其有效性都局限于现代性的条件,并非对于任何可能世界有效的普遍解。我在《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中分析了建构最好可能世界所必需的三个宪法性原则:(1)“世界内部化”,以便消除产生负面外部性的对立状态;(2)“关系理性”,即相互敌意最小化优先于各自利益最大化,以便优先保证共同生存机会;(3)“孔子改善”,即制度性的利益共轭,使得每一个人同时都获得帕累托改善,从而使公正、公平和平等概念获得可测量的实质意义。我不能肯定这三个原则是最好可能世界的充分条件,但肯定是必要条件。这三个原则不受时代限制,在时间上几乎普遍有效,但不能保证在空间上对于任何可能世界普遍有效,因而仍然不能满足莱布尼兹的“所有可能世界”标准。如果只考虑人类文明内部,这三个原则也许足够了。可是,刘慈欣的《三体》提出了超越人类能力不得不考虑的宇宙级别问题,虽是想象,在逻辑上却无法回避。

  

二、刘慈欣的宇宙社会


   哲学通常被定义为对世界和生活的普遍问题的研究,比如存在、时间、自由、公正、真理、秩序、幸福和善恶等,但哲学家讨论这些问题时总是受限于人类的特定条件及思想语境,因此哲学理论并非对于任何一个可能世界有效,而往往仅限于人类条件而特殊有效。人类社会的问题肯定部分地映射着一切可能世界的某些普遍问题,但也有些问题仅在人类社会内部特殊有效,比如伦理、宗教以及以人性为条件的价值观就很可能不属于每个可能世界。《三体》设想的宇宙社会就是一个伦理无效的可能世界,这个假设取消了人类社会一种久经考验的有效社会策略。我们在逻辑上无法否定黑暗森林宇宙社会的可能性,因此只好承认,伦理是属于特殊社会的特殊问题,并不是一个对于任何可能世界有效的普遍问题。不过,如果进一步反思则可以发现,人类对于几乎“零道德”的状态其实并不陌生,比如种族屠杀以及对敌国平民或战俘的屠杀,只是更愿意把大屠杀看作文明的例外现象以便维持对文明的信心,而不愿意把文明如实理解为例外和幸运。

  

   启蒙运动以来,人本主义价值观限制了人类的反思能力,以致更多倾向于忽视人类比地球上其他物种更为残酷的事实。一切生命都在为继续存在而奋斗,这是一般存在论的逻辑;同时,人类只能在共在中存在,这是人类存在论的逻辑,而在这两种存在论的重叠处形成了人类悖论性的生存。人类的生存从来没有超越强者统治弱者的模式,这种模式基于一种能够平衡地思考存在与共在的反思理性。事实上,人类在许多行为上是非理性的,所以不可能全部还原为经济学的思维,这正是经济学总是猜错未来的一个原因。但重要的是,反思理性也是人类能够不断纠正错误的原因。反思理性使人类能够把未来纳入利益计算,因此能够意识到共在的必要性,即共在是存在的未来保证,因此能够将生态系统、生态平衡、和平合作等共在问题考虑在内。“未来”是理解存在、理性和文明的关键概念,秩序、法律、伦理和规则在本质上都是为了换取可信未来的投资或抵押。

  

   刘慈欣的冷酷想象力超越了人类条件,构造了一个可以省略共在问题的恐怖世界。《三体》的意义不在于文学性,而是理论挑战,至少创造了两个突破点:一是突破了“霍布斯极限”,哲学通常不会考虑比霍布斯丛林状态更差的情况;二是提出了人类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政治问题。由于主体性的傲慢,人类没有思考过强于人类的敌人(神不算,神不是人的敌人)。在哲学传统中,人类遭遇的最坏可能世界就是霍布斯的丛林世界,即一种无规则博弈的初始状态,具体表现为自然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刘慈欣提出的黑暗森林状态意味着:(1)这是一个宇宙社会,其中存在着不同发展水平的众多文明。(2)生存是任何文明的第一需要,文明为了生存而不断以指数增长和扩张,而宇宙的物质总量不变,于是,文明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你死我活,所谓生存死局。(3)宇宙中存在着具有博弈论的传递性结构的“猜疑链”,即所有文明在“我认为你认为我认为你认为……”的相互结构中无穷猜疑,结果是,没有一种文明能够确定其他文明是安全对象。除了一度无知的地球文明以及类似的其他“童话般的”文明缺乏此种知识,其他文明都知道黑暗森林的可怕事实。地球文明之所以想不到这个宇宙级别问题,是因为人类社会有着足够的信息交流,而交流化解了人间的猜疑链。但在缺乏互相信任条件的宇宙社会里,猜疑链必然导致道德失效,无论善意还是恶意的文明在猜疑链中都只能假定他者是恶意的,否则后果很严重,因此,宇宙是一个零道德社会。(4)文明的发展会出现“技术爆炸”,即短时间内迅速获得技术突破,落后文明有可能通过技术爆炸赶上先进文明,因此,先进文明没有理由傲慢,消灭落后文明以确保自身的长期安全就成为一件时不我待的事情。

  

   根据以上设定,宇宙社会就是绝对黑暗的零道德社会,每个文明的最优策略是藏好自己,有条件就坚决消灭暴露的他者。这个如此可怕的“黑暗森林”是对费米悖论最有力的解释之一。所谓费米悖论其实是一个未决悬疑:既然宇宙中有着像撒哈拉沙漠的沙粒那样巨大数量的星系,就理应有众多高级文明,而音讯全无的状态却难以理解,“他们在哪里呢”,费米如是问。当然,黑暗森林并不是费米悖论的唯一解,还存在着若干其他可能性,比如说,高级文明看不上低级文明的资源,因此不来打扰。刘慈欣也提到黑暗森林只存在于同一维度上,低维文明对高维文明没有意义;或者,生命和文明的进化极其艰难,亿万中无一,所谓“大过滤器理论”或称“宇宙筛子理论”,文明几乎都被无法超越的困难过滤掉了,因此罕有其他文明,甚至就只有地球文明。人类会喜欢这个满足人类尊严的猜想,但刘慈欣的解释更具哲学意义,也最具自我受虐的诱惑力。2019年初确实传来了一个疑似坏消息,地球收到了来自太空的快速射电暴,尽管多数科学家宁愿相信这不是神秘信号,而是“正常的”宇宙现象,但也不能排除神秘信号的可能性,这似乎为刘慈欣的想象增加了一丝现实感。当然,科学问题留给科学家,我们还是回到目前仍可以安全受虐的哲学问题上来。

  

在生存冲突的问题框架内,黑暗森林是霍布斯丛林状态的强化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强化版并不仅仅是残酷程度的升级,而是问题的质变。霍布斯丛林世界属于人类社会内部的无规则博弈游戏,在其中,强者的根本目的不是消灭他者,因为强者的生存终究需要他者,正如荀子早就指出的,人类必须以群生存,因此,合作先于冲突,尽管合作中的分配不公必定又会产生新的冲突。或者说,强者只是谋求对他者的统治权,而不是消灭他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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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哲学动态杂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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