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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立群:人类命运共同体:唯物史观时代化的典范——当代全球化的建设性逻辑

更新时间:2019-04-16 01:19:44
作者: 丁立群  

   在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创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中,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世界历史亦即全球化理论。在此理论前提下, 结合当代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 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理论, 是唯物史观时代化的典范。2011年,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2012年,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2015年, 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峰会上, 中国政府向世界全面阐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系统论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是党的十九大的重要主题;继而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宪法中, 明确写入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可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因此, 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 在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以及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理论基础上, 结合当代全球化的新形势, 深入理解和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对当代全球化的明确定位, 即由经济全球化到总体全球化。

   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与恩格斯特别揭示了世界历史的现实与观念的形成机制。所谓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 实际上就是全球化的发展演化过程。在欧洲, 世界历史运动即全球化运动是从15世纪起, 随着欧洲殖民主义扩张就已经开始, 迄今已历六百多年。在这六百多年中, 全球化经历了从最初的殖民主义扩张式的全球化到经济全球化再到总体全球化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以及其他著作中, 对世界历史进程的三阶段或三种样态作了论述。

   其一, 欧洲殖民主义扩张时期。世界历史进程即全球化进程首先是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侵略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 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 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 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①可见, 欧洲政治与军事的殖民主义扩张是全球化最初阶段的重要途径。殖民主义扩张虽然携带着资本的扩张, 但是, 毕竟政治与军事扩张才是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此时, 经济全球化还只是殖民主义扩张的附带现象。

   其二, 经济全球化时期。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殖民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继之, 资本的逻辑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 “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②建立在航海、陆路交通以及后来的航空业基础上的世界市场, 使资本到处流动, 打破了区域性和民族性的封闭状态, 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仍然是片面的、部分的全球化。

   其三, 总体性全球化时期。当代全球化是一种深层的总体性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较, 总体性全球化是文化全球化维度的凸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对总体全球化作出了预见: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的全球化是以往世界历史形成的主要动力, 但是“物质的生产是如此,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③这里,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总体性全球化问题, 特别是提到了随着物质生产和交换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 , 精神生产也将全球化, 一种“世界文学”将会出现。这里的“文学 (Literatur) ”并非仅仅指狭义的文学作品, 而是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成果, 当然也包括诗歌等文学作品———它们的总和就是文化。由此, 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预见了一种更为完整的世界历史和总体性全球化的前景。他们认为, 随着世界历史的逐步形成, 人类的精神产品也会打破原属民族的狭隘性, 而成为世界文化。总体性全球化的推动力已经不是经济一维的, 而是双重维度的:即经济的和文化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预见, 是以经济和资本的全球化过程推导出文化全球化, 从而使全球化成为一个总体过程, 它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可以肯定地说, 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西方学者S.亨廷顿④认为,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 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 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 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 又是统一的力量”。⑤S.亨廷顿把当代全球化完全当作文化全球化, 这无疑是把当代的总体性全球化加以片面化了。在总体性全球化中, 经济全球化仍然是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而且是尚未完成的。但重要的是, S.亨廷顿指出了当代全球化的重要一维———文化之维, 这是总体性全球化的重要维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 也强调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多年来, 我们努力发展本国的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概念主要反映的是国际间文化价值观念及其实现手段的交流、竞争和比较;它的提出, 意味着在全球化过程中, 文化的力量越来越成为主要力量。

   总体性全球化中的文化全球化是一个中性概念。作为一个中性概念, 不同的立场可以赋予其不同的含义, 导致不同的态度和结果。当前, 有一种理解认为, 文化全球化就是指西方文化 (包括其价值观念、思想和意识形态) 的全球普及, 把文化全球化视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基于这种理解, 人们自然对文化全球化采取拒斥态度。这是对文化全球化的一种误解。

   需要澄清的是, 文化全球化之所指, 并不是西方的文化理念、思想和文化价值乃至意识形态的普遍化;而是指在总体性全球化过程中, 世界各民族文化在广泛交流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的共同的文化理念、文化观念和文化价值, 它将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共同价值之重要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最大的共同体, 不可能没有一种共同价值作为核心 (尽管这种共同价值的建设和确立是十分艰难的) ;缺乏共同价值的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就难以构成。同时, 这种“共善”并不会湮灭各民族文化的个性和特色, 而是把这些文化个性和特色作为自己的一部分, 并使各具特色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成为可能。没有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善”, 文化的交流就会走向封闭, 文化互动更无从谈起, 文化便会基于个性而原子化、相对化而趋于保守;没有各自文化的个性和特色, 文化就失去了活力和丰富性。正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多种文化的星球》中指出的那样, 文化的“统一性完全不同于一致性, 它不是基于消除各种差别, 而是基于使这些差别在一个和谐的整体中整合”。①我们之所以强调当代全球化应当被理解为包括经济和文化双重维度的更加完整的总体性全球化,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要对我们的文化充满自信。也就是说, 在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中, 我们应当持开放的态度, 应当有充分的自信和自豪感。

   在这种意义上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无论是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具有重大意义。在人类的世界历史进程中, 在六百多年的全球化运动中, 在当代总体性全球化过程中,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第一次以非西方中心的立场即涵括世界各民族需求和利益的立场, 构建了一种总体逻辑:它既包括世界安全关系、经贸关系的普遍原则, 也包括全球文化互动的交流原则;其核心价值则是由世界各民族的共同价值凝聚而成。所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意味着当代全球化即总体性全球化的过渡期已然完成, 意味着全球化实现了新的转向。换言之,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意味着在历经六百多年的全球化运动中, 世界历史由经济全球化向总体性全球化的转型已经完成。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意味着当代全球化已经由初期的消极的消解性逻辑进入到积极的建设性逻辑。

   当代全球化是马克思设想的人类世界历史进程即全球化运动的重要阶段, 即总体性全球化阶段。当代全球化作为总体性全球化, 在它的初期有着非常特殊与复杂的矛盾和冲突, 政治经济之间的冲突、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资源不均衡的矛盾等交织在一起, 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可以从总体或整合的方面, 考察其中具有根本性的决定全局的矛盾和冲突类型。

   当代全球化初期, 其主要矛盾总体上可以理解为后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东方与西方的相互作用中的本质性矛盾。这种本质性矛盾是文化同质化和文化异质化两种趋势的矛盾。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当代全球化之机, 力图把自己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普遍化, 同化与自己不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 这是一种文化同质化倾向;与此相反, 在全球化浪潮中, 广大后发展国家的民族文化深切感受到一种来自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强势文化的压力, 于是纷纷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个性, 以其个性价值与西方强势文化的普遍化相抗衡, 具有一种文化异质化倾向。

   在文化同质化和文化异质化两种趋势的冲突中, 广大后发展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文化逻辑作为自己的文化行为的根据, 这就是文化普遍论与文化相对论。

   文化普遍论根源于“西方中心论”。自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中心论观念即已萌芽, 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成为欧洲中心论的温床。伴随着欧洲各国的勃兴, 大规模的殖民主义扩张也随之展开。到了19世纪, 欧洲各主要国家已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奠定了自己的霸权地位, 对其殖民地的资源掠夺也逐渐变成了全面性的占领。由此, 逐渐形成了西方中心论的观念:西方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 各落后民族文化都必须以西方文化为榜样和典范;西方文化理念、思想和文化价值以及意识形态带有普遍性, 代表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 西方的发展道路是世界普遍遵循的道路。换言之, 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必须经历与遵循西方模式。在之后的西方主流意识中, “全球化就是西方化”观念逐渐根深蒂固, 西方国家自然而然地认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和民族应当遵从西方标准。19世纪后, 西方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西方中心论思想, 为这一思想体系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基础。其中, 对西方中心论给予最有力论证的是文化人类学中的进化论。文化进化论一直把西方文化作为进化的最高端和典范。在他们看来, 西方文化能够更成功地实现与自然的能量交换, 更成功地建立社会组织, 从而更成功地适应多种环境;具有这种功能的文化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进化的顶端, 并相较于各种低端文化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 “较高文化对较低文化形态具有支配和取代的倾向, 这种支配优势在于它比较低文化更有效开发更大范围的能量资源, 更不受环境控制”。①可见, 文化进化论直接论证了西方经济和文化侵略的合理性, 成为西方中心论的最有力论证。

文化相对论是西方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提出的, 原本是在西方人类学界产生的一种思潮。但是, 由于它来源于文化人类学家对原始民族的观察, 而且具有消解西方中心论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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