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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贵:论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的系统建构

更新时间:2019-03-27 23:56:02
作者: 夏文贵  

   内容提要:边疆民族群体多样复杂的认同结构,凸显了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性。为此,需要统筹与边疆形势及边疆治理战略相适应的国家认同建设规划,以进一步提升和巩固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从边疆实际出发,边疆治理中的国家认同建构要从夯实国家认同建构的基础,确立国家认同在多样认同中的主导地位,发挥国家认同范畴内的多种认同建设的支撑作用,完善国家认同建构的多维路径等视角来进行系统谋划。

   关 键 词:边疆治理  边疆民族  国家认同  政党认同  认同序列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具有多样的民族构成,而且,“我国民族分布与世界其他多民族国家相比,具有鲜明的特点:占全国总人口90%的汉族,起源并主要居住于中原地区;占全国总人口10%的其他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边疆地区”[1]。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这种区域特征,使得边疆具有了格外突出的民族属性,以致于在官方的话语体系和大众的日常认知中,边疆常常被视为边疆民族地区,抑或边疆多民族地区。一般说来,边疆民族群体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群体,既持有与生俱来的多种认同,如民族认同、宗教认同、身份认同等,又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了明确的国家认同,相互之间往往具有一定的张力。同时,伴随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加之边疆独特的区域特质、地缘属性和人文特性等,使得边疆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面临更为复杂的演进趋势,并凸显了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性。在此条件下,为有效提升和巩固边疆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就必须系统建构起适应于边疆形势及边疆治理战略的国家认同建设规划。

  

   一、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构的基础

  

   国家认同建设绝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过程。其中,关键在于要不断夯实与国家认同建设相关的各项基础工程,这是推进国家认同建设的重要前提。这一点,对于同内地有着较大差异性和异质性的边疆尤为关键。从区域特质来看,尽管在现代化进程中,边疆与内地的差异得以缩小,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同质性,然而,边疆处于国家政治链条之远端、经济发展之底端、社会进程之末梢的现状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边疆国家认同建设所需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依然薄弱。从地缘属性来看,边疆地理区位上与他国的毗邻而居或“相守以望”,以及由此形成的复杂地缘关系是内地难以比拟的,从而也使其成为国家腹地与周边的战略缓冲区,各种跨境犯罪活动频发和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的敏感地带,边疆的国家认同建设面临错综复杂的境内外因素挑战。从人文特性来看,边疆民族群体的多元构成,普遍的跨界民族现象,以及多样的宗教信仰,致使边疆的国家认同建设面临突出的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交错和张力。

   综上可见,边疆治理中的国家认同建设,面临诸多源于固有边疆属性基础上的现实问题及挑战,相应地也就提出了夯实和筑牢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设的各项基础工作的要求。就当前边疆实际及其治理实践来看,主要关涉以下几方面。

   1.明晰国家认同建设的地位。边疆治理,无外乎就是针对各种边疆问题的应对和化解而展开的政治过程,涉及边疆的安全、发展、稳定、和谐等,每一主题之下又涵盖了更为具体的问题领域。其中,国家认同问题无疑也是十分典型的边疆治理问题,而与之相对应的国家认同建设状况、程度和水平,则直接构成了衡量边疆治理绩效的重要标准和价值依托。特别是面对由多元民族构成、普遍跨界民族、多样宗教信仰、多种境内外因素等组成的边疆社会,国家认同建设之于边疆及边疆治理,往往有着极为特别的意义,既关联着边疆之安全、发展和稳固,也攸关边疆治理的方向、效度和价值,彰显了边疆治理的根本价值所在。事实上,不论边疆,还是边疆治理,均是以国家作为其逻辑前提、目标指向和价值依归的。相应地,在边疆治理中突出国家认同建设的应有地位便纯属当然。

   2.确立区域主义的治理思维范式。边疆治理的思维方式,会影响到边疆国家认同建设的方向和效果。对此,在久远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族际主义传统和区域主义方式,可谓其中的典型。前者从边疆民族构成的视角,把边疆等同于民族地区,强调边疆的民族特性,从而把族际关系的调处作为边疆治理的重点;后者从政治地理空间的角度,视边疆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强调边疆的地理空间特性,相应的区域问题的解决即是边疆治理的核心。客观而言,“不论是从中国今天所处的宏大地理空间场域来看,还是从中国的领土疆域空间来看,陆地边疆都是一个区域,而且是一个具有重要地缘政治价值和承载着国家发展战略意图的特殊区域”[2]。可见,边疆不过就是国家疆域构成中的一个区域,而族际关系及其问题仅仅是诸多边疆问题中的一个面向而已。显然,随着边疆形势的深刻变化,确立区域主义主导下的治理方式将更加契合国家发展的整体实际。不仅如此,它还将有助于调整传统民族政策中的差异化做法,改变国家额外利益照顾与特定民族身份相捆绑的现实,从而不断缩小边疆各民族的发展差异,实现各民族发展的公平、均衡和互惠,以增进边疆民族统一的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

   3.形成国家认同建设的系统规划。国家认同具有突出的建构性特点,是不断构建的结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identity都是构建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同的压力、诱因或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identity。”[3]换言之,国家认同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过程和心理状态,完全可能出现或升或降、或强或弱的趋势。这也就意味着,国家认同建设首先应有系统详尽的谋划,并以此来作为其建设实践的前提、基础和条件,包括规划设计、方案制定、目标设定、举措谋定等。否则,将难以见其成效。而具体到赋有突出地缘价值、战略地位和增长极意义的边疆,其国家认同建设也就要求紧密结合国家整体发展要求、边疆形势变化,以及边疆治理实际来进行系统制定和详细规划,从而以明确具体的内容、过程和环节。

  

   二、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构的取向

  

   在社会生活中,常常具有类型多样、层次各异的认同形式,相互之间既有一致性,也有排异性,从而形成了人类社会特定的认同现象、认同关系和认同结构。其中,“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4]。可以看到,认同具有突出的建构性、多样性和层次性特点,并直接导致了认同序列的先后之别。相较于其他认同,国家认同往往居于最高地位,发挥着统摄、整合、规约的作用。从边疆现实来看,我国广袤的边疆亦是各种认同现象频发、认同结构多样和认同关系复杂的特殊区域,面临较为集中和严峻的认同问题挑战。有鉴于此,确立国家主义取向的国家认同建设导向,始终确保国家认同在认同序列上的优先地位,实则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构的必然之选。其中,较为典型的有以下几对关系:

   1.国家认同优先于民族认同。以少数民族为主的边疆民族群体,构成了我国边疆的主要人口结构,并在久远的历史发展中造就了其基于独特体质体貌、风俗习惯和民族称谓等基础上的民族认同,并与国家认同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张力。而普遍的跨界民族现象,又进一步加剧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多数边疆民族均为跨境民族,即同一民族或族群跨国而居,一方面形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交错、张力和排序,另一方面提供了国家认同的比较与选择的便利条件。”[5]现实中,跨界民族同宗同族同源的历史纽带并未因国家边界的划分和区隔而割舍,相反,在日常的交流交往中还有进一步密切化的趋势。在此过程中,双方对其共同民族身份的意识和自觉,使得作为国家象征的国民身份及其意识,被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这样的现实表明,实现国家认同对民族认同的整合,维持二者之间的平衡,就成为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设的关键。

   2.国家认同优先于宗教认同。边疆少数民族群体与宗教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边疆地区既有影响较大的一般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也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原始宗教,如萨满教、东巴教、妈祖信仰等,还有各种原始崇拜,如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等。应该说,边疆少数民族对宗教的信仰,已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生活方式,宗教教义、信条、戒律、禁忌等,早已融入了其日常生活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于是,在边疆社会中便出现了对某一宗教的信仰远甚于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的情况。面对这样的现实,边疆治理中的国家认同建设,应立足于引导边疆民族的宗教信仰及其活动在有益于促进国家认同的基础上来展开。

   3.国家认同优先于地域认同。地域概念有两个内涵和意义差异十分明显的重要维度:一个是自然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地域,即日常所说的出生地或故土;另一个则是政治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地域,即与主权、领土等相关的区域。通常情况下,无论何种意义上的地域,作为个体的民众都会对其“形成一种在场的情境依恋和归属感”[6],这便是地域认同。由于民族、宗教、地缘、周边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边疆民众较之内地民众,更容易受到与地域相关的两种消极因素影响:一是狭隘地域观念下的地方保护主义或盲目排外惧外心理,二是极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分裂主义思想及其活动。尤其对后者,当这种地域认同与极端分裂主义结合在一起之后,必然会衍生为现实中的领土意识、诉求或行动,从而威胁着国家的统一。其实,不论哪一种地域,都是国家的领土性疆域,相应的地域认同,也要放置于领土认同即国家认同的总体框架之下来审视。

   4.国家法认同优先于“习惯法”认同。国家法是国家的重要象征,对国家的认同也就表现为对国家法的自觉服从、遵守和拥护。然而,在边疆社会,除国家法在发挥实际作用而外,还有根植于边疆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各种“习惯法”影响,并以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宗教习惯法最为典型。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套约定成俗且自成体系的传统习俗,在生产生活中规约和引导着人们做什么、怎么做[7]。例如,赫哲族的婚姻习惯法,就涉及通婚的血亲范围、结婚条件、夫妻关系等详尽规定[8]。宗教习惯法,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的宗教教义、信条、戒律和禁忌等,具有道德规约和准法律意义,如伊斯兰教对婚姻、继承、犯罪等的系统训示,就对信众产生着深刻影响。现实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宗教习惯法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深刻且显而易见的,其中不乏积极因素,但也可能出现与国家现行法规体系相抵触的情况。这样一来,边疆治理中的国家认同建设,就必须在维护国家法的尊严和权威基础上来协调国家法认同与习惯法认同之间的关系。

  

   三、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构的内容

  

   国家认同是最高层次的认同形式。同每一种认同之下包含着多种认同形式一致,在国家认同范畴之内,常常也蕴含着内容丰富且形式各异的认同表征形式。这也表明,国家认同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相应的国家认同建设,也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过程,而是一个内涵多个认同建设维度的过程,从根本上形成了对国家认同建设的有力支撑。

1.执政党认同建设。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党与国家的高度同构性和一致性,决定了执政党认同就是各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真心拥护和信任。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基础上的逻辑演进结果,更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因而,加强国家认同建设,理应高度重视执政党认同建设,而且是至为重要的关键。“政党认同在整合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上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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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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