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晓雄:文明人的食人焦虑和帝国的纾解策略

——十八世纪初期英国文学中的食人书写

更新时间:2019-03-19 00:53:51
作者: 王晓雄  

   内容提要:西方历史上的食人包括两种意涵:一是知识史上作为禁忌的食人行为,二是作为医药的尸体。十八世纪初期,笛福、切特伍德、奥宾和斯威夫特等英国作家的作品中都存在着或隐或显的文明人食人情节,体现了启蒙后的英帝国的食人焦虑。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作为英帝国投射性认同产物的食人族成了纾解文明人食人焦虑的一种综合性策略。

   关 键 词:食人  焦虑  西方文明  投射性认同

  

   针对十八世纪英帝国一些文本中的食人族书写,有学者认为只是一种虚构。①通过考察包括阿兹台克人及非洲不同部落在内的众多非西方人群的民俗,威廉·阿伦斯提出,对食人族的描述多基于偏见而非第一手的目击资料,因而食人族只是一种种族主义神话。②不少评论者也认同阿伦斯的观点,否认食人行为在实践中的真实存在;后殖民主义研究进而特别指出,食人族的形象是西方帝国主义欲望的投射的产物,被用以支持文化殖民。③的确,近代欧洲人并未真正遭遇食人族,他们关于食人族的认知都源于哥伦布的日记和书信,其中提到在名为加勒比的岛屿上岛民以人肉为食,但这后来被证明只是道听途说。④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近代欧洲人的食人族传说的确只是一种虚构,因为他们并未真正遭遇食人族,十八世纪英帝国小说中的食人族因此也必然只是当时欧洲人想象的产物。不过,正如卡塔林·阿佛兰美斯库所说,现实中存在食人族与否并不重要,因为研究者关心的是一种“学术意义上的生物”,而非真实存在的食人族。⑤笔者将要探讨的也是“学术意义上”的食人族⑥,它是所谓欧洲文明人想象的产物。在研究涉及域外描写的英帝国文本对食人族的想象时,除了将视线聚焦于被权力宰制的“野蛮”族群之外,研究者也应回到英帝国本身,发现文明人自身内部的食人元素。然而,在关于英帝国内部的“食人”元素的已有讨论中,研究者多倾向于运用“食人”的象征意义来概括“食”与“被食”之间的权力关系⑦,而较少触及“食人”的字面意义。因此,本文试图通过重点考察以笛福、佩涅罗佩·奥宾(Penelope Aubin)、威廉·切特伍德(William Chetwood)及斯威夫特为代表的十八世纪初期英国作家的创作,聚焦英帝国这一权力主体,关注文本中字面意义上的食人元素,发掘存在于英帝国自身的食人焦虑,探讨文本的纾解策略。

  

   一、笛福:文明人食人的潜文本和“分离”策略

  

   在出版于1719年的《鲁滨孙飘流记》中,笛福创造性地将罹受海难和遭遇野人结合在一起,促进了后世冒险小说和殖民传奇的创作(see Cannibalism:22-23)。鲁滨孙偶然在岛上见到了食人族留下的痕迹,“海岸上满地都是人的头骨、手骨、脚骨,以及人体上其他的骨头”,让他极端恐惧和厌恶,整天酝酿各种计划来杀死这些“野蛮的畜生”。⑧这似乎表明鲁滨孙在面对食人族时的最初反应是极度的抗拒、本能的厌恶。⑨但随着故事的发展,鲁滨孙渐渐意识到自己对这些野人并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他应该把这一切交给上帝判定,倘若他真的杀死了那些野人,那么他就和食人族没有分别了。⑩已有研究认为,就个体意义而言,在鲁滨孙与野人的遭遇过程中,他得以与他者对话,进而去除自己身上不好的部分,最终完成了一个“文明人”的自我确立;而就整个欧洲/西方文明而言,鲁滨孙和食人族构成了文明与野蛮、上升与堕落、理性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这成为欧洲/西方文明进行文化与宗教殖民的理由。(11)这些观点皆在食人的象征含义层面上将食人族笼统地视为理性、文明、西方/欧洲的对立面。那么,食人族是否会在鲁滨孙心中也唤起食人的字面含义呢?弗吉尼亚·波索尔就指出,小说证明鲁滨孙和笛福一直被食人的念头所魇住,对笛福来说,不只是野蛮人才有食人的冲动,文明人也同样会有,尤其是在饥饿绝望的时候。(12)因此,当鲁滨孙初见食人族时,后者所唤起的未必没有字面意义上的食人对自我的指涉。此外,当言及食人族时,鲁滨孙还特地提到了西班牙人,并谴责西班牙人对土人的极不人道的屠杀。(13)如此的点名谴责颇耐人寻味,除去国家(殖民地)之争和宗教(天主教/新教)之争等缘故外,这其中可能还隐藏着笛福对食人的憎愤。

   在同年出版的《鲁滨孙飘流续记》(The Fu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中,鲁滨孙在海上救济了一艘布里斯托尔的英国船,该船遭遇了暴风雨,因船上食物无法满足所有人,自私的船员只顾及了自己的需求。当鲁滨孙等人赶到时,船上的三个乘客——一对母子和一个丫头——因为无法得到食物而饿得奄奄一息:母亲耷拉着脑袋,活像一具尸首,儿子的嘴里则咬着一只破手套,其余部分可能都已经被他咬碎吃进了肚子里。最终,鲁滨孙等人只救活了儿子和丫头,儿子认为他的母亲等于是被船上那些残忍的船员杀害的,坚决要离开那艘船跟鲁滨孙走,鲁滨孙也认同他的看法:船员原本可以省下一点点食物保住那个母亲的性命,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因为“饥饿是六亲不认”。(14)假如鲁滨孙没有遇到这艘船,当船上的船员们耗尽食物、濒临饿死的境地时,将可能发生什么呢?那个儿子对船员的指责已经暗示,船上的人员可能最终会自相残杀。当小说后半部分安排那个丫头重述这一惨剧时,她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当时她的女主人已经死去,她一定会从女主人身上咬下一块肉来充饥,她甚至都已经很想咬下自己的胳膊肉来吃;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当她看到了碗里盛着的自己几天前流下的鼻血后,便赶紧捧起喝下,心中还奇怪为何没有人想起来去喝。(15)由此可见,小说中的该插曲正是一些海上食人事件的前奏,只不过笛福并未任之发展,甚至把丫头的食人念头也延宕了,延宕至大半本书之后才安排她缓缓道来,并且也未对其多做评说。在出版于1720年的《鲁滨孙沉思录》中,笛福终于就此类事件进行了直接讨论,但却仍然语焉不详,仅表达了一种犹疑和迂回的态度。他在该书中设想,如果人们在海上漂流,没有了食物,只得杀死其中一人为食,那他们该怎么办呢?笛福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得食人,因为“其迫不得已而掩饰了罪行的恶劣”,由于“形势所迫,这最糟糕的罪恶也变得合乎情理,人们天性的邪恶也变得可行”。(16)但是,该书拒绝为食人者寻找道德上的正当性,表明在字面意义层面的食人这个话题上,笛福并没有底气进行道德说教。

   或许,这是因为笛福了解欧洲人的食人事件。事实上,欧洲历史上的食人事件的主角大都是西班牙人,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发生于1528年11月。当时,五个西班牙人前往佛罗里达探险,由于恶劣的环境造成食物短缺,他们只能靠吃同伴的尸体存活,当最后一个幸存者被发现时,他正在吃最后一位同伴的尸体。(17)1536年,在中美洲西班牙殖民区,两个西班牙人发现了一个被杀死的印第安人,备受饥饿折磨的他们假借为之举办葬礼之名,生火将该印第安人的遗体烤熟并食用;其后,他们又杀死了一个来自西班牙塞维利亚的基督徒,并伙同一些西班牙人享用其血肉;之后,他们竟又杀死并吃掉了第二个西班牙同胞,甚至还因谁有权食用死者的大脑与肝脏而发生争执。最终,该食人事件的两个发起者被烧死,其他参与者则被充为奴隶或被烙上印记(see Consuming:109-110)。结合笛福对商业贸易和殖民地的关注,他不会不曾听说这些传闻,但他仅在小说中迂回地指涉字面意义上的食人,避免了直接书写。如果我们在文明人食人这一历史语境中重新审视鲁滨孙对食人的极端怨恨、对西班牙人的讽刺,思考笛福为何及时中断《鲁滨孙飘流续记》中的海上母子这一插曲,我们或许可以发现隐藏于笛福所创作的这些畅销小说中的文明人食人这一潜文本。

   如果食人只发生在西班牙人身上,或许该行为还不足以让笛福在其文学创作中如此再三回避。但事实上,或许笛福本人也深知,“食人”在早期现代英格兰是一条司空见惯的产业链。在早期现代英格兰,人类尸体的碎块是医疗贸易中的一种重要商品,可用于保健、美容和疗救,十六、十七世纪的药典多以“木乃伊”(mummy)特指药用人类尸体。(18)理查德·萨格详细描述了英格兰当时的“食人”医学产业:在早期现代欧洲,基本上所有欧洲人不论贫富、教养高低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多多少少地参与了“食人”。起初,被食用的人类尸体来自北非沙漠中死于沙尘暴的人,后来则来自被绞死的罪犯。除尸体的肉块之外,血液也会被利用起来,新鲜的被用于直接啜饮,不新鲜的就晒干、制粉或者像炼金一般被用于蒸馏;尸体的脂肪是其中最为持久的物质之一,通常被用来制作外用的膏油;骨头则通过制粉或者蒸馏得到液体来供人食用,伦敦的药剂师在其店里出售完整的人头骨,或将长出了苔藓的人头骨研磨成粉,用以医治各种出血。总之,在当时的英格兰人看来,人体的各个部位及人体分泌物与排泄物皆可入药、供病人服用。(19)以此观照笛福笔下的鲁滨孙对野人食人行为的极端愤恨,我们或可认为,原因正在于鲁滨孙背后的早期现代欧洲“文明人”已把食人发展成为一种日常产业,鲁滨孙对食人行为越是怨恨,就越是表明笛福为代表的欧洲“文明人”对自身食人行为的焦虑,而纾解焦虑的方法或许就是塑造一个食人种族,将食人行为排除出去。

   在此,我们有必要厘清食人在欧洲文化与历史中的两种意涵,并讨论为何在早期现代欧洲“文明人”身上会出现食人焦虑。就知识史中的食人而言,古希腊神话中的食人以克罗诺斯最为出名。他为了保障自己的权位,吃掉了自己的儿女,这是西方文学中最初的食人演绎,有学者进而认为,以克罗诺斯为代表的希腊神话将食人作为一种划分社会身份的极端方式(20),但这种方式太过极端且恐怖,因此只能在神的世界里完成,在人的世界里就成为一种禁忌。荷马史诗则通过对比阿喀琉斯和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将食人行为真正定义为人类不可跨越的禁忌:马克·巴肯借用拉康的术语“父亲之名”(Name of the Father)来指代阿喀琉斯进入象征界所必须遵循的规范,并指出,阿喀琉斯在好友普特洛克勒斯战死之后,声称要割下赫克托耳的肉并生食之,这一野蛮的赌咒和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的食人嗜好相呼应,表明阿喀琉斯事实上向往成为独眼巨人那样的单维度的、脱离社交的、纯粹的个体,但最终阿喀琉斯并未践行自己的赌咒,而是温顺地回归了古希腊的秩序和规则。(21)因此,通过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对食人的演绎,食人被界定为人类进入象征界所必须摒弃的一种恶习,成为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就欧洲医学史上作为医药手段的食人而言,以人类尸体作为医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即尸体(特别是新鲜、猝死的尸体)中保留有亡者的生命力量,这种力量具有治愈性(see Medicinal:3)。但是,通过服用尸体而获得亡者的生命力这一想法本身就带有巫术色彩(22),而巫术则是一种被歪曲了的自然规律体系,也是一套谬误百出的指导行动准则,更是一种伪科学(23)。事实上,早在十七世纪的英格兰,作为医药的尸体就已经从代表奇迹和崇敬的神圣之物下降为单纯的商品,以爱德华·布朗为代表的一些医师都对尸体医疗提出了异议(see Mummies:316-318)。到经过启蒙洗礼的十八世纪,英国国内对尸体医疗的反对意见就更多了,人们认为这种医疗方式侮辱了医学的专业性,毫无效果,因此反对尸体医疗就体现了理性战胜迷信的进步(see Mummies:360)。

由此可见,作为欧洲知识史上的一个禁忌,食人是文明和野蛮的界限;作为一种曾在欧洲医学史上被广为践行的医疗手段,食人是欧洲巫术思维的体现,与启蒙带来的科学理性完全不合。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食人都是近现代欧洲人需要从其自我历史中抹去的不光彩存在,其中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大量欧洲医学历史书写都回避了尸体医药,只将其作为现代医学发展中需要批判和扬弃的部分(see Mummies:372-373)。然而,食人确确实实曾作为合法的医药手段而广泛存在于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此类回避乃至否认更凸显了欧洲“文明人”的焦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5589.html
文章来源:《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 第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