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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金春:“一带一路”视域下的边疆内地一体化

更新时间:2019-03-07 01:13:49
作者: 朱金春  

   内容提要:边疆内地一体化是国家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其基本指向是加强边疆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边疆成为沟通内地与境外、联结不同区域的中心,这将进一步加强边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民族文化交流,从而在新的空间指向上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但是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市场壁垒与无序竞争、民族跨区域流动与交往中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内外风险交织造成的安全问题与治理危机,使得“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边疆内地一体化面临着诸多困难与风险。因此,应该加强通道、走廊、经济带在区域整合中的作用,建设“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加强风险的跨区域管控与治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推进边疆内地在经济、社会、治理与认同等方面的一体化。

   关 键 词:“一带一路”  边疆  一体化  互联互通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orderland  integration  connectivity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在空间上,这一倡议将形成“国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1]“边疆”被置于一个核心的地位,其边缘地位得以改变,“成为重要的节点与中心”,[2]并将实现“嵌入式互动与立交桥式发展”。[3]边疆各省份意识到自身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地位,纷纷寻求定位并出台规划推动本区域的对外开放。而内地的相关省份也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之中,希望以此扩大与境外的交流。可以看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导向下,扩大对外开放成为各个省市所追求的重要目标,学者们也强调边疆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这导致对国内区域与省份之间的联系与合作重视不够,特别是对加强边疆与内地之间的联系少有人关注。

   事实上,正如郝时远指出的,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边疆民族地区“从历史上的边缘地区、改革开放的后方地区转变成为前沿地带,而这个前沿又是一个既要对内开放,又要对外开放的双向开放中心区”。[4]也就是说,以“互联互通”为要旨的“一带一路”不仅将推动边疆的对外开放,同时也意味着对内开放与国内区域间的合作以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一带一路”是一个在更为宏大的层面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但是学界对此的关注与探讨都存在不足。本文在“一带一路”视域下审视边疆内地一体化,在讨论历史上边疆内地一体化主要路径与空间指向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一带一路”在促进边疆内地一体化上的独特优势与突出问题,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不足之处请方家指教。

  

   一、边疆内地一体化的主要路径与空间指向

  

   由于地理环境、生计方式、族群分布的不同,边疆与内地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历史上,历代中央王朝基本上采取了两种策略来应对或解决这一问题,分别是“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与取向不相同,但总体上是两种政策的双重变奏并贯穿始终。其中,边疆内地一体化是“地理上边疆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生活方式向国家政治实体最主要、最核心、最广泛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意识形态及生活方式的一致性”,[5]指向边疆与内地在政治、经济上的均一化与文化、意识形态上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与当前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中的“一体化”有着根本上的差异,其中关键的区别在于边疆内地一体化着眼的是主权国家内部的联系。

   边疆内地一体化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国家在边疆地区的施政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视为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的举措。但是历史地看,王朝时代与现代国家时期的边疆内地一体化在诸多方面也存在差异,其中主要的区别依然在于主权观念及其实践。在王朝时代,边疆内地一体化虽然着眼于加强对边疆的控制以及与内地的交流与联系,但并不是主权观念指导下的实践,边疆的范围也处在变动之中。而在现代国家时期,边疆内地一体化则是在明确的主权与领土边界范围之内,其观念与实践都有着明确的主权指向。从长时段的视野来看,随着民族融合与国家“大一统”的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现代国家的建构下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各个方面大幅推进。虽然王朝时代与现代国家时期的边疆内地一体化存在差异,但是并不妨碍在加强边疆与内地联系的指向上使用这一概念。

   梳理历史上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的举措,可以总结出主要有三种路径或者方式:行政建制内地化与边疆开发教化、帝国统合、对口援助。这三种路径不仅在取向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在空间指向上也不尽相同,所取得的成效也各有特色。

   1.行政建制内地化与边疆开发教化

   边疆内地一体化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政治上一体化,也就是边疆行政建制的内地化。历史地看,自秦朝至晚清,边疆行政建制的变化基本上经历了一个从内地化到“因俗而治”再到内地化的过程。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在边疆实行郡县制,“因俗而治”的羁縻管理不仅范围小,而且行政级别较低;汉代以后,“因俗而治”逐渐成为治边政策的主流,但元朝在边疆建立行省,有着鲜明的一体化倾向;自明末开始的改土归流是边疆行政建制内地化的重要措施,清以来在东北、新疆、台湾建省,在内蒙古和西藏实行“新政”,广设州县,筹划设省,并在西南边疆继续进行改土归流,以达到“治同内地”的目标。[5]总体上,行政建制的内地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政治一体”。

   除了行政建制的内地化,对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与文化教化也是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的重要举措。移民垦殖是历代王朝边疆经济开发的重要途径,这使得农耕人群及其生产生活方式推进到边疆地区,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经济联系。此外,历代王朝还在边疆地区实施文化教化,推广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汉文化,旨在增进边疆民众的王朝认同。

   从历史上看,行政建制内地化与边疆开发教化是历代王朝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的主要路径,但在空间指向上主要表现为从内地到边疆、从中心到边缘的单方面推进,而且受制于自然环境、生计方式与族群分布的影响,只能推进到农耕区域的边缘,因此存在着一定的空间限度。而且,这一路径呈现出明显的汉化色彩,表现为单中心模式的扩展与延伸,对边疆的理解及其与内地之间的互动关注不足。

   2.帝国统合

   与行政建制内地化与边疆开发教化所呈现的从中心到边缘单方面推进不同,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跨越农耕与游牧区域的王朝形成了一种帝国统合模式,可以在更大的区域范围与政治架构下推进边疆内地的一体化。来自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征服行动,将内地与边疆置于同一个统治架构之中,从而使得边疆与内地在政治一体化、经济交流、文化交融上有更为充分的条件,而且在不同族群的交往与交流上,范围与频度都得到加强。①从历史上看,辽、金、元、清特别是后两者表现出鲜明的帝国统合特征,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阶段,也是边疆内地一体化大幅度推进的重要时期。

   这种帝国统合模式的边疆内地一体化路径,在空间指向上表现为一种二元乃至多元互动与交融的特征,空间范围极为广泛,边疆与内地在同一架构下形成了更加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跨越不同的区域与族群,这一路径易于分崩离析,元代即是如此,清也面临着边疆离心的危险。而且,这一结合模式在推动一体化的举措上较为粗放,没有像行政建制内地化与边疆开发教化那样从中心到边缘步步为营,而是大开大合,存在着反复的情形。

   3.对口支援

   如果追溯对口支援的起源,那么历史上的“协饷”可能是源头之一。清代新疆驻军的军政费用主要是通过内地省份的“协饷”来解决的,这种“协饷”,类似于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对边疆地区大规模的对口支援,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改变边疆地区的落后局面而出台并不断完善的。1979年4月,乌兰夫在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报告中就提出国家“要组织内地省、市,实行对口支援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6]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全国支援西藏的政策,1996年以干部援疆为先导开始了对口援疆的历程。此后,历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不断改进援助的力度、范围与方式,形成了经济援助、干部援助、人才援助、科技援助的工作机制,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援助格局。系统性地持续对口支援,一方面使得边疆地区经济得到较快发展,自我发展能力得到提升,与内地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更加密切,另一方面也促进边疆与内地之间的民族交流与文化互动,由此增进了彼此的认同。有学者就指出,对口支援有助于国家一体化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促进边疆内地的一体化。[7]

   需要指出的是,对口支援是边疆地区与一个在地理上并不相连区域的经济社会行为,是政治目标驱动而非经济上的自然联系与发展,所形成的是内地在边疆地区的嵌入式经济活动,人群与文化上的交流也不太可能是大规模与高频度的。因此,从边疆内地一体化的角度来看,对口支援在边疆与内地之间所建立的联系是跨越区域的,缺少基于空间基础的有机联系。

   无论是在边疆的行政建制与开发教化,还是帝国统合、对口援助,都在不同的空间指向与路径上推进着边疆内地一体化。除此之外,移民屯垦、道路交通、互市贸易等,以及历史上的闯关东、走西口等也推进了边疆与内地的交流。

   总体上来看,边疆内地一体化的举措在空间指向上,主要是表现为从中心向边缘、从内地向边疆的推进与扩展,而对边疆与内地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却关注不足。事实上,边疆内地一体化从来都是边疆与内地之间互动的过程,而且只有着眼于边疆与内地之间的互动,边疆内地一体化才能有效地推进。

  

   二、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的优势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将边疆置于内外联通的中心地位,在推动边疆地区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将推进边疆与内地之间的互联互通,从而加强边疆与内地之间的有机联系,可以视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进程的重要举措。而且,“一带一路”在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上有着独特的优势,可以推动边疆与内地全方位的互动与交流。

   1.“一带一路”倡议:边疆由边缘变为中心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与传统中原中心论观念的影响,边疆一直被视为地理、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边缘,对边疆的施政与治理也是以此认识为基础。而“‘一带一路’倡议一方面将突破中心—边缘结构的不均衡结构,使中心—边缘相对化,另一方面在更大范围上将不同区域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区域关系格局”,[2]使得“不同区域成为相互依存、承认各自独特性、同时又互为中心的体系”。[8]这样,在“一带一路”的空间视野内,边疆不再是边缘,而是处在内地与境外之间的中心位置,成为连接内外链条上的节点与桥梁,是不同区域形成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网络体系中的一个中心。边疆空间地位的这一深刻丰富,将极大改变边疆地区的发展状态以及边疆内地一体化的路径与方式,从而使边疆内地一体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边疆成为中国当下最活跃的政治空间与经济地带”,[9]经济社会都将会得到跨越式发展,与内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将更加密切,人群流动将更加频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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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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